“粮食喂养未来计划”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与美国政府的“巧实力”外交思维一脉相承，掺杂了美国对自身利益的诉求和对霸权的企图。美国政府在“粮食喂养未来计划”的发布声明中指出：“我们致力于通过开发可以在严酷环境下生长发育的新作物品种来解决世界饥饿问题。这些研究将对健康、能源和环境产生连带效应。这些进步将会减轻饥饿和营养不良给其他国家带来的危害，同时帮助美国农民保持其在全球农业市场上的竞争力。”[14]这种对国家利益的考虑给“粮食喂养未来计划”打上了“美国烙印”。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危机的根本办法，是帮助其发展农业生产，创造谋生和就业机会，生产穷人买得起的粮食，而不是以很高的成本将美国生产的粮食长途运送到这些国家。然而发展当地的粮食生产和市场，帮助当地经济实现自给自足，是与美国的国家利益相冲突的。贫困国家的粮食自给率一旦提高，美国农场主的海外市场就会缩小，其利润也会随之受到很大的影响。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美国必须在这二者之间取得平衡，所以“粮食喂养未来计划”注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包藏美国的“私心”。

此外，虽然“粮食喂养未来计划”重视受援国农户的利益，但美国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根据美国自身的发展经验认为，传统的小农经济模式无法实现农业现代化，应当被商业化农业和工业化大农场所取代。所以为了提高农业生产率，发展中国家的小农经济最终不得不让位给机械化的大农业经济。肥料和农药的广泛使用和价格上涨，大幅度提高了农作物的生产成本。在粮食丰收进而农产品的市场价格下跌的情况下，农民往往难以收回生产成本。这最终导致从事粮食生产的农民转而种植棉花、烟草、甘蔗等经济作物。针对这种情况，当地政府需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限定农产品的最低销售价，维护农民的利益，保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进而保证本国的粮食安全。然而倡导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美国却不允许当地政府这样做。为了保护本国的农产品市场，美国希望发展中国家种植美国需要的经济作物而非竞争性的粮食作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美国等发达国家并未在粮食领域贯彻这一政策。美国每年都会向本国的农业部门提供高额补贴，对粮食进口设置贸易壁垒，对进口的农作物征收高额关税，同时以人为设置的低价出口粮食。美国要求贫困国家接受这些贸易壁垒和低粮价，并力劝这些国家转型生产和出口经济作物。这种结构性的调整使得贫困国家不再生产足够养活本国民众的粮食，转而依赖进口的低价农作物。美国借粮食援助之名向贫困国家倾销过剩粮食的做法，削弱了当地农产品的竞争力，导致大量农民破产。美国向贫困国家提供的用于农产品进口的信贷，则增加了这些国家的财政负担。(www.daowen.com)

同时，基于美国国家利益的考虑，美国在农业和粮食援助中更看重双边援助而非多边援助。例如，2012年美国国会向双边农业发展援助项目拨款11亿美元，而向多边机构只拨款2亿美元。[15]这导致多边援助和双边援助的比例失调。此外，在“粮食喂养未来计划”的实施过程中，美国国务院、农业部和财政部等部门为了部门利益而争权夺利，影响了援助效率。[16]这种争斗导致美国国际开发署实施“粮食喂养未来计划”时人手不足，特别是缺乏农业技术领域的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