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战后工业化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至20世纪70年代，意大利工业化与经济发展经历了由美援而支撑的重建时期以及50年代之后近20年的快速增长时期。意大利工业生产指数年增长率在这两个时期分别达到8.2%（1951—1961年）和6.6%（1961—1971年），这是意大利统一之后经济增长最快的20年，其发展速度超过了20世纪前10年的意大利工业革命兴起时期。之后，虽然经济增长开始显著变缓，但意大利在60—70年代成功跻身于世界主要工业国的行列。

具体来说，如果分时期来考察意大利战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有以下特征：

1946—1951年的重建时期，两个不可忽略的因素使得意大利经济得以恢复，即美援和伊诺第（Luigi Einaudi）的货币政策。由于战争的破坏，意大利损失了约1/3的财富，75%的铁路被破坏，商船几乎全部被毁，农业生产降低至战前水平的60%，工业生产下降1/3（威利斯，1976）17。被破坏的经济加上战后旧殖民地的难民归国以及大批军人复员，意大利亟需外部援助以恢复经济，以同饥饿和失业做斗争。实际上，在马歇尔计划实施之前，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向意大利提供了价值4.17亿美元的谷物、煤和原料，同时美国给予意大利的补助和贷款达16亿美元。这些援助使政府能维持人们的最低生活水平，并促使工业生产重新进行（威利斯，1976）18。1947年，意大利总理加斯贝利在美国的影响下在苏美对抗中选择了美国集团，受邀参加了由法、英主持、十四国集团参加的巴黎会议，这一选择使意大利获得了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共计15.19亿美元的补贴和0.96亿美元的拨款，占马歇尔计划援助总额的12%，而约70%的美援投入到工业、铁路和公共事业上（King，1985）68。美援对意大利经济恢复的作用除了使其获得重振工业所需的原料和动力资源之外，还在于支持了时任预算部长的伊诺第所制定的紧缩货币政策。由于有马歇尔计划的保证，伊诺第才敢大胆地用紧缩货币政策来应对通货膨胀。他在考察了意大利工业企业现状之后将其按生产和竞争潜力分类，仅将银行贷款信用给予那些有好的竞争实力的企业，其他企业则因不被支持而被收购或淘汰。伊诺第政策虽然暂时限制了生产和就业，但却稳定了产品价格和巩固了里拉的地位，使意大利工业的发展获得了一个更有竞争力的基础（King，1985）68，使意大利在采取自由化贸易政策的情况下能以较低廉的价格优势获得海外市场，带动工业生产的重新发展。

1951年是意大利战后经济回归正常的第一年，美援和伊诺第政策收到了实效，物价逐渐稳定，工业产值持续增长，失业率开始下降。意大利开始进入50—60年代的快速增长时期，工业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发展。这期间，意大利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仅低于德国，超过其他西欧国家，国民总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也位列欧洲第二。1951—1961年的10年间，工业从业人员占全体从业人员的比重由29.4%上升到37.4%，公共事业职工的比重从26.7%上升至32.2%。制造业的产出与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等指标的年增长率尤为突出（表3-11），制造业生产总值在1962年达到西欧的12.3%（瓦莱里奥，2000）429。

表3-11　1951—1971年意大利各主要指标年增长率（%）（King，1985）71

在工业与经济总量迅速增长的同时，意大利经济无论是在工业结构上还是在地域上都具有明显的二元结构。快速增长集中在冶金、机械制造、化工、汽车工业等行业，特别是机械和运输工具制造业，这两个行业占制造业生产值的比重达到1/3。这些高速发展的行业同时达到了高生产率、高投资率、高利润率和市场控制的高度集中能力，这与其他处于生产效率低、设备与技术水平较差和活力不足的制造加工业形成了鲜明对比。与此同时，钢铁、化工、汽车和部分机械制造业的快速增长导致了有限的工业巨头在这些行业出现，这与其他为数众多的小企业的存在也形成了二元结构特征（表3-12）。

表3-12　意大利各行业的主要大型工业企业（1971年）（King，1985）76

续表

推动意大利战后大企业发展的因素来自多方面，其中，创办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型国家控股集团工业复兴公司（Istituto per la Ricostruzione Industriale，简称IRI）在钢铁和部分机械制造业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IRI创办于1933年法西斯统治时期，其目的是利用国家资金来挽救、重组和资助在大萧条时期濒临倒闭的银行和私人企业。在1936年，IRI集团由融资部和投资部两部分组成，一方面，它负责研究1 500个以上的企业情况，资助那些值得帮助的企业；另一方面，它接管集团成立前国家干预的所有活动和出现的所有亏空，成为各家银行的债务人。在最严重的萧条时期过去后，它撤销了融资部，投资部完成了对国家、发行银行、银行和工业企业之间的关系的全面调整，并在大批重要企业中掌握了44%以上的股份资本，而且通过对一些基础行业的干预控制了其中一批企业。其投资行业主要集中在钢铁、造船、军火、能源等行业（瓦莱里奥，2000）317-318。如它在1937年成立的芬新德（Finsider）控制了当时意大利最主要的钢铁企业意大新德（Itasider）、特尔尼和达尔明（Dalmine）。这些企业产量已达全国生铁产量的77%，钢产量的45%，铁矿石产量的67%。它下属的另一集团芬麦坎尼卡（Finmeccanica）主要领域为汽车、电机、铁路机车制造和机械加工设备，其所控制的企业包括著名的阿尔法-罗密欧（Alfa Romeo）、安萨多和布雷达。

战后，IRI这样的在法西斯时期建立的大企业并没有被撤销，而是得以维持并继续扩张。1952年，IRI已控制了全国的各大银行，掌握了生铁和铁矿石生产的60%以上，军火生产的60%，铁路和有轨电车车辆制造、精密机械和电力生产的1/4份额，而且将60%的电话机和无线电业务纳入了IRI的利益范围（瓦莱里奥，2000）448-449。值得注意的是，战后意大利钢铁业排除了因国内原料供应缺乏而导致的悲观情绪，取得令人惊讶的显著发展的直接原因来自IRI所实施的西尼加利亚计划（Sinigaglia plan）。意大利的钢铁业在战时受到严重破坏，损失了约2/3的生铁冶炼和1/3的产钢能力（King，1985）180；加上意大利半岛煤矿和铁矿石资源的不足，致使国内部分人对未来钢铁生产产生了悲观估计。1950年，时任芬新德集团主席的西尼加利亚（Oscar Sinigaglia）出台了以IRI为龙头的钢铁工业发展计划，即西尼加利亚计划。通过该计划，IRI在意大利半岛的科尼利亚诺（Cornigliano）、巴尼奥利（Bagnoli）、皮翁比诺（Piombino）、塔兰托（Taranto）分别重建或新建了从生铁到钢的大型生产设施，各企业之间分工明确，实现了钢制品生产的专门化。这一计划取得了实效，证明意大利能够大规模生产在价格上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钢铁产品。到20世纪70年代末，意大利钢产量超过了英国、法国和比荷卢经济同盟，成为欧洲第二大产钢国。其钢铁产品在价格上也从20世纪50年代初的德、法价格的两倍降到具有能与其他欧洲国家产品抗衡的水平（瓦莱里奥，2000）450，这无疑为意大利机械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保证。

除钢铁工业外，意大利的汽车工业、化学工业和机械工业也在战后呈规模化发展的态势。其中以FIAT为代表的汽车工业则是战后大型私有生产商快速发展的典型。实际上，意大利在1914年之前其汽车制造业就取得了国际地位。与这个国家在蒸汽-煤-铁时代的工业革命中的落后状况不同，意大利非常迅速地成功进入了汽车领域，而这要得益于意大利传统的技术专长、物理科学尤其是在电磁学领域的研究传统，以及19世纪90年代新的投资和银行体系等。1899—1907年，意大利共有40家与汽车制造相关的企业产生。其中最成功的一家是菲亚特（FIAT），由阿涅利（Giovanni Agnelli）于1899年在都灵创办。尽管阿涅利具有技术上的才能，但他并不是仅仅把汽车当作一种机械制品或运动上的刺激来做，其成功之处在于把汽车当作一件工业产品。他成功地说服权贵、金融家和工程师在一起工作，并很快使其产品在国际公路赛中获奖，其中最有名的是1907年的巴黎-北京汽车赛。由于意大利贵族对赛车的爱好以及大众多贫困，使得意大利汽车工业一开始并不定位生产廉价实用性汽车，而是生产运动和高档车。到1914年，汽车工业虽然发展得很好，但仍然处于手工技艺阶段，其年产量少于25 000辆，但这已满足国内需求。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实用汽车被大规模生产，卡车得以广泛使用和发展。在继德国和美国之后，意大利尤其是菲亚特也因大规模生产实用性汽车而闻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菲亚特已是一家从生产到销售全过程一体化的公司，掌握了从铁矿开采到最后销售汽车的全部过程。

意大利汽车真正在产量上增长是在二战之后，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至1973年。1945—1949年菲亚特依靠马歇尔计划的雄厚资金，获得了所需的机器，而那个时期它主要关注国内市场和重建工作。1949年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由于受到关税保护，菲亚特使自己的产品控制了国内市场。1953年，为建立“600”型汽车的庞大生产线，菲亚特实施了一项3 000亿里拉的投资计划。当1958年欧洲共同市场成立之后，为应对来自欧洲伙伴的挑战，菲亚特继续实施庞大的投资计划。它每年的投资总额平均达1亿美元，主要用于新式设备和大规模自动化生产线的装备，其汽车和卡车的年产量由1958年的26.9万辆提高到1968年的140万辆（威利斯，1976）225。这些大规模扩张使菲亚特具备了大金融和工业王国的特点，由于大量辅助投资和对其他行业的带动效应，菲亚特汽车在20世纪60年代对意大利经济和社会生活形成了强大的冲击力，在很大程度上引导着意大利的经济发展。20世纪80年代，意大利的汽车工业吸收了20%的橡胶产品，12%的有色金属，10%的钢，5%的电气制品，以及4.5%的精密仪器和4.5%的塑料制品（King，1985）198。

除了大企业外，意大利的中小企业是二战后意大利工业二元结构中的另一重要部分。意大利中小企业的优势主要集中在纺织、服装、皮革制品、鞋类、陶瓷和金属制品、家具以及机械设备，在这些产业领域或特定的地域形成了一种具有灵活的创新能力的网络。这种产业集群式的中小企业网在意大利出口贸易中具有重要地位，被认为是意大利的国家竞争优势所在（波特，2002）409。比如在机械制造行业，除了IRI控制下的大规模企业外，意大利还有众多家庭式企业作坊，超过92%的企业雇佣的人数少于20人，其中机床制造是这类企业集群的典型。意大利的机床制造业是在60年代因汽车、家用电器和电子工业日益增长的需求而发展起来的。与众多传统的产业一样，机床生产几乎是建立在以北部中小企业构成的生产体系基础之上的，企业平均规模为82人，明显低于英国的270人和法国的188人。尽管如此，意大利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世界第4大机床出口国，仅位于西德、日本和瑞士之后（King，1985）197。建立在中小型企业基础之上的生产体系之所以能形成竞争优势，一个关键因素是这些企业所赖以运作的一种社会网络，一种具有高度个体灵活性和较低同一性的综合性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结构能为企业合作、协调一致以及活跃的信息流动提供坚实的基础，这为鼓励企业敢于冒险和引进创新提供了根本条件（Colombo et al.，1997）481。这种社会网络在意大利通常是高度分化的专门产业的行业协会，如机床企业家联合会（UCIMU），致力于推动中小企业间的合作与协调，从而能为特定制造领域如皮革加工、纺织和汽车的生产和出口提供一个完整的制造系统。从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意大利最有效的生产要素不在其正式的研发上，而在于它积极地吸收新技术和提升技术改良的能力。意大利中小企业厂商通过和客户以及行业协会之间的关系，能够很快掌握新技术信息并将新技术很快地转换与应用到更为专业和实际的用途上。这种中小企业间形成的以地域和产业为基础的产业集群被认为是意大利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最有效的生产要素创造机制（波特，2002）409。(www.daowen.com)

2.工业化发展中的科学与技术

要达到客观考察意大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业化发展与科学技术的关系的目的，应该从意大利战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因入手，并进一步讨论本土科学技术体系在这些推动战后工业化发展的力量中的位置和作用。

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末意大利的迅速重建和经济高速增长是建立在以下条件下的：一是美援和一系列国际贷款用于机械、钢铁和冶金部门的设备现代化，带来了工业生产能力的提升；二是战后意大利选择加入西欧美国集团并采取自由贸易政策。相对于其他欧洲国家来说，意大利劳动力工资增长缓慢，显著低于其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使它拥有丰富的廉价劳动力，加上设备和管理技术的引进显著提高了生产率，这两个因素使意大利出口产品具有巨大的竞争力，出口生产因此成为工业与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此外，天然气等新能源代替燃煤也成为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的另一动力。

从技术进步对经济的贡献角度来说，这一时期被称为“经济奇迹”主要缘由是外援带来的技术引进和生产能力的提升，以及生产的结构性调整带来的生产率增长远高于劳动力成本的增长所产生的出口竞争力。

其次，意大利自身的科技研发投入与产出相对于经济发展的显著成果来说，是相对较弱的。据统计，意大利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高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是排名前5～6位的工业化国家之一。但相对于其经济增长，意大利研究与开发活动的发展却明显低于其他工业化国家。1980—1990年，意大利研究与开发经费的投入持续增长（图3-15），但从经费占GDP的比重来看始终较低，达到最高点的1990年亦未超过1.4%，这远远低于其他工业化国家。以1989年为例，意大利研究与开发经费占GDP的比重为1.23%，明显低于与其同为工业化强国的美国（2.82%）、日本（2.85%）、德国（2.88%）、法国（2.32%）和英国（2.20%）。20世纪90年代以后，意大利研究与开发经费投入未能维持持续增长的态势，经历了一段明显下降和缓慢回升的时期；至2000年之后该比重仍然徘徊在1%左右，仍低于其他主要工业国，也低于欧盟国家的平均水平（图3-16）。

图3-15　意大利研究与开发年投入及其占GDP的比重（1980—2007年）

图3-16　2007年部分OECD国家和非OECD国家的研究与开发投入占GDP比重（%）

在明显较弱的科技研发投入下，意大利工业化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并非依靠本国科技研发系统推动。一项名为“欧洲企业政策、适应能力与竞争力调查”（Policies，Appropriability and Competitiveness for European Enterprises，简称PACE）的研究表明，意大利企业创新过程中的科技含量与其他8个被研究的欧洲国家相当（比利时、丹麦、法国、德国、卢森堡、荷兰、西班牙和英国）。意大利企业在创新中倾向于使用与其他国家企业相同的科技知识，而且也使用类似的方法来保护技术知识，但意大利企业的知识来源和途径却显示出与其他国家的差异。作为知识创造的主体，意大利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所起的作用低于其他欧洲国家，此外，其创新的支撑要素，如技术协助项目和专利咨询等发挥的作用也不明显，公共研究在意大利作为应用知识、新技术和设备样机的来源的作用亦有限（Colombo et al.，1997）487-488。

那么，既然意大利从科技投入及其对工业发展的贡献程度来看非常有限，那么其战后工业化与经济快速增长除了来自最初20年以美援、自由贸易和欧洲共同市场为基础的新技术引进、生产结构和效率的提高以及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带来的国际竞争力之外，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意大利的工业化发展中的中小企业传统所产生的产业集群越来越显示出其在适应高频率创新的生产和发展模式上的优势。正如前文中所描述的，意大利以中小企业为基础的产业集群，在特定地区和特定产业形成了富于经验和非常有利于快速吸收新技术并实现创新的一种社会网络和组织，这种源自产业整体组织的创新系统正是意大利能在本土科技研发能力较弱的情况下，使其得以维持竞争优势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这种被意大利人称为“创新而不研究”的系统的作用下，意大利依靠一种有别于其他工业国家的路径而实现了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