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有助于深化改革，推动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7）》首次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这个概念的含义是，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常常陷入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也就是说，“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从201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400美元开始，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多数都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000—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深化改革，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必须不断缩小贫富差距，既要做大蛋糕，也要分好蛋糕；鼓励“先富”，更须实现“共富”。新型城镇化可以形成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力的工资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新型城镇化可以催生城市服务产业，城市服务产业是培育中产阶级或者中等收入人群最重要的产业载体。

新型城镇化不是经济增长和发展战略上的修修补补，而是涉及中国全方位的系统改革。新型城镇化是对旧的城镇化体制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当前中国进行的新型城镇化，一方面就是要进一步激发经济活力，扩大内需，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做大蛋糕，另一方面就是要消除阻碍农民工变为市民的户籍、社保等障碍，扩大就业，实现“先富”带动“共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新型城镇化是一项长期的、全面的、艰巨的、繁重的事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深化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探索，它必然要引起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思想观念等整个系统的重大变化，也是对经济社会生活和各种利益关系格局的重新调整过程。其目的是要自觉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各个环节，去适应新型城镇化的历史任务，建立起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城镇化新体制，努力全面赶上和超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最终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www.daowen.com)

一个国家的城镇化发展水平和速度受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制度是影响城镇化发展水平和速度的重要因素之一。制度包括正规制度和非正规制度两类。观念、道德等属于非正规制度，它是无形的，但却是客观存在的，其发挥的作用也是巨大的。城镇化既包括有形的或物质形态的城镇化，即人口的集聚、产业的相对集中及一系列有形的城市景观，也包括无形的或精神形态的城镇化，即政策、制度、文化、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等方面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不是简单的人口比例增加和城市面积的扩张，更重要的是实现产业结构、就业方式、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等由“乡”到“城”的重要转变。新型城镇化在逐步改变传统的增长模式过程中会遇到诸多难题，而每一个难题的解决都要涉及对旧体制的一系列改革。只有实施系统的经济体制和社会制度的改革，才能健康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大胆先行先试，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深化改革，为新型城镇化提供制度保障。从历史和现实看，影响和制约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制度因素主要有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制度、住房制度、财政管理体制、行政管理体制等等。这些制度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制度体系。这个制度体系的改革与完善，不仅涉及城镇的制度改革，与之相适应的农村制度改革也是不可避免的。农村和城镇都必须同时作出相应的并且相互配套的制度改革。这就需要推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引入市场机制，盘活土地资源；这就需要改革城市建设管理体制，健全和完善与城镇化相适应的户籍、社保、财税、用地、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等管理制度，完善和落实城镇化的各项政策保障机制、工作运行机制和协调机制，推动城镇化健康发展；这就需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切实把着力点放在积极服务、主动服务上，避免走政府主导型“造城运动”道路，而应该走一条“政府调控市场”机制的城镇化建设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