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在发展过程中比较重视乡村的发展及建设，我们可以从西方国家的规划理念和乡村建设经验中得到对我国的城乡统筹有借鉴意义的启示（图3-19，图3-20）。
图3-19 计划经济时期城乡要素流动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3-20 市场经济时期城乡要素流动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1）内容虽各有侧重，但大多围绕人、经济、资源、环境的相互关系进行，更加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充分体现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其中在日本町村撤并中对村庄的规划对我国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2）由原来的城市规划逐渐转向城乡协调规划，首要任务是通过生产力的合理布局，缩小地区差距，发展落后地区经济，促进区域之间的合作与分工，谋求适度的均衡发展。
（3）不同时期区域规划的侧重点不同，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经济进步，规划主导思想从发展生产力为主转向侧重人的生活质量和环境问题，“以人为本”的思想为主导，规划内容也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变化不断改进和变化。(https://www.daowen.com)
（4）重视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地域划分以及区域政策的制定，区域开发与产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构想是通过一系列政策来反映和实现的。
（5）拥有完善的规划编制、实施、监督体系，包括财政、立法、公众参与等诸多方面，由原来的强制、硬性规划转变为灵活、弹性的规划，尤其公众的参与在规划立法、编制、审批、实施等环节中的地位不断上升。
对于成都的借鉴，更多的关注制度的创新这一统筹城乡发展的基础工程方面；而对于天津的经验借鉴，主要关注实体的建设。对天津和成都的城乡统筹进行比较可以发现这两种模式的异同。成都的城乡统筹道路基于“大城市带大农村”的现实基础，利用统筹城乡发展试验区的政策优势积极进行制度创新，它充分发挥了各级主体的积极性，探索出多样的城乡联动的发展模式；天津则是基于跨越式发展的态势，创造在城郊地区建设新型城镇，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新模式。成都以“还权赋能”为起点形成自下而上的发展路径，赋予农民更多的选择；天津则是政府提供政策的框架及自上而下的制度供给和引导过程，即区县制定具体框架，镇一级作为操作主体以村为单位来进行落实。
尽管基于历史背景和现实条件不同，探索的路径不同，但两者本身的内在逻辑却是相通的，那就是探索一条城镇化发展的新路径。这一路径不同于传统的要素由农村向城市的两个封闭体系之间的单向流动过程，而是通过城镇化和工业化的集聚和集中，增加不同区位土地的级差收益，发挥生产要素的最大化的价值；建立一种城乡要素在城乡之间流动的机制和收益的分配机制，特别是通过探索突破传统的土地收益分配机制，提高农村和农民在土地城镇化增值中的收益份额。
在这一过程中，两者都涉及土地，这一农村地区发展和我国农村改革最为核心和关键的要素。两者均通过土地制度改革和土地的探索，通过不同的做法探索农村建设用地重新整合、流转和集约利用的新途径；创造了利用现有集体建设用地存量为经济发展提供空间的新思路。将沉没于农村的资产转化为发展的资本，增强了乡村地区发展的内生能力，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天津严格按照“总量控制、封闭运行、定期考核、到期归还”，在规范的制度框架内进行运作。增加挂钩的模式，或者说土地指标的节约是在县域范围内，更准确地说，是在镇域范围内进行平衡。示范小城镇的可行性很大程度上是区位（背后是地价）所决定的。带来的影响是相对偏远的地方不能进入项目区。在这方面成都、重庆则将指标更加虚拟化（地票制度），从而实现了更大尺度的跨地区的统筹。
【注释】
[1]中东欧国家包括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等；独联体国家包括亚美尼亚等。中东欧国家以市场经济为主，独联体国家以计划经济为主。
[2]当失业率居高不下时，农业成为了解决就业的最后缓冲，导致高水平的农业隐性失业，这在经济转型期的国家经常出现，比如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
[3]国土资源部下发《关于天津等五省（市）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第一批试点的批复》，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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