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模式并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地理范围内相邻的若干个国家的结合体，也不完全单纯是由于这些国家选择了相同或者相类似的经济发展道路，东亚模式其实更是一种不同国家所构成的完整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不同的国家固然在发展道路上倾向于选择类似的发展策略，在传统的东方文化影响下，他们也面临着相同的发展格局，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国家并非简单的国与国的组合，他们更是在国际经济领域通过科学的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以及国际投资活动形成一个联系紧密的网络。我们现在所熟知的东盟与APEC，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则是这个网络的一个有机的载体。

要想深入地理解东亚模式的产生与演变，我们必须回顾一下前文中介绍的雁行理论。雁行理论固然是赤松要通过回顾日本战后通过引进外国资金、技术，并通过吸收与创新，从而得出的产业在国际间转移的一种模式，它对解释日本对于其他东亚地区的影响作用方面，更具有特殊的适用性。在战后的东亚经济发展中，得到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支持的日本最先实现了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它也构成了亚洲经济腾飞的头雁。在日本经济复苏之后，一方面伴随着日本与亚洲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日本成为亚洲经济复苏的推力，而另一方面，日本也为亚洲其他国家树立了一个学习的榜样，亚洲其他国家通过模仿日本的经济发展模式与经济成长经验而得到不断的成长，因此，更多的亚洲国家与地区，依靠日本的贸易、投资，特别是对日本模式的学习，也同样实现了经济的发展。在这其中，亚洲四小龙成为日本之后的亚洲经济的第二梯队，东盟国家和中国又成为紧跟在亚洲四小龙之后的第三梯队国家。这样，整个亚洲的经济发展也就构成了一个典型的雁行模式，也就是从日本到亚洲四小龙，再到东亚地区的其他国家的一个梯形发展的模式。

如果要全面地观测东亚模式的产生与发展，就绝不能忽视日本在整个东亚经济腾飞中的作用。日本不仅成为整个东亚经济发展的驱动力，而且它也用自身经济恢复与发展的经验为东亚其他国家提供了学习与模仿的目标。日本经济的发展甚至可以被视为东亚模式的一个缩影，而东亚模式则成为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经验在东亚其他地区的扩张与变形。

二战期间，包括中国、亚洲四小龙、东盟国家在内的东亚地区其他国家和地区，都一度是日本的原料市场与工业制成品的广阔市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亚洲各国纷纷摆脱日本的殖民统治而赢得民族独立。然而，作为一个资源匮乏、疆域狭隘的岛国，日本不可能完全依赖本国的资源与市场实现本国的经济发展。因此，随着日本经济的复苏，出于寻找更为廉价的工业原料与更加广阔的产品市场的考虑，日本必然会通过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的方式，重新向亚洲其他国家与地区扩张自己的经济影响。(www.daowen.com)

战后，日本对于亚洲其他地区的经济影响最早应该归结到其对在战争中受其侵略的国家的战争赔款。尽管中国放弃了对日本的官方战争赔款的要求，但是，随着日本经济的恢复，应相关国家的索赔要求，日本仍然向战争中受其侵略的亚洲其他国家支付了不菲的战争赔款。据统计，仅1954年至1963年，日本对于东亚地区10个国家的战争赔款就高达11.5亿美元。^[6]大量的战争赔款的输入，不仅削弱了东亚地区人民对于日本的敌视情绪，也密切了这些国家与日本的经济联系，为它们与日本之间的贸易与投资的发展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基础。

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伴随日本经济的发展，它开始通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援助以及对外进行直接投资的方式，开始在世界各地扩张自己的经济势力，而在这其中，东亚与东南亚地区仍然是日本对外援助与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地。在1967年至1971年间，日本在世界各地的经济援助总额达到70.7亿美元，其中57.8%流入亚洲国家，而东南亚国家得到的经济援助更是高达16.4亿美元，占日本所有对外援助的23.2%。^[7]

80年代中期以后，借助着“广场协议”导致日元升值的东风，日本开始加速了对外的直接投资的步伐，在这其中，将家电、纺织等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东亚与东南亚的其他地区成为这一时期日本企业的普遍选择。巨额的日本投资以及大批的日资企业的进入，必然使得东亚地区其他国家与地区开始深入学习日本生产技术和企业管理机制，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东亚国家开始更为深入地模仿日本经济腾飞的经验，开始在产业政策选择、国家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建立、国际贸易政策、引进外资策略等方面加强对日本经验的学习，这样，从日本到东亚的经济辐射最终形成，而以日本为头雁的东亚经济成长模式也就此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