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在2018年年底摊上了一场大官司。

哈佛大学成为被告的原因，是有非营利性机构提出，亚裔美国人在哈佛大学的录取过程中遭受了不公平待遇。原告认为，哈佛大学在推进“多元化”的美名之下，对非裔和拉美裔学生予以照顾，其实是建立在牺牲亚裔美国人录取机会的基础之上的。

在中国，高考常常被视为与帝制时代的科举一样：一方面一卷定终生，与科举考试选才是同样的机制；另一方面只有极少数人才能进入清华、北大这样的名校，能进入名校的考生可能都是各地名列前茅的学生，也被等同称为“状元”。而在大洋彼岸，哈佛、耶鲁这样的常春藤名校，申请竞争也十分激烈。每年只有不到5%的申请者能够被哈佛录取，淘汰率之高，也堪比中国的科举。

哈佛大学采取一种被称为“全面评估”的录取流程，这种评估方式不仅仅考虑学生的学习成绩，还要同时考虑其课外活动、种族，还有很主观的“个性评分”。 此外，哈佛大学也很强调“祖荫”，也就是会优先录取校友子弟。根据哈佛的一份内部报告，校友子弟的录取规模跟黑人申请者差不多，这意味着校友子弟的录取率为34%，比普通申请者要高出好多倍。举个例子，美国前总统小布什虽然平时是C等生，但仍然被哈佛商学院录取，靠的就是爷爷和爸爸的“祖荫”。

不过，这次把哈佛大学推上风口浪尖的案子，其关注点并不是“祖荫”对录取机制的扭曲，枪口对准的是实施了50多年的“平权行动”（Affirmative Action）。

什么是平权行动？简言之，就是给弱势群体和少数族裔在就学和就业上更多机会，因为在历史上，这些人曾经遭受过苦难，而在现实中，他们也可能因为家境困难而输在起跑线上。平权行动主要的受益者是黑人，这多少也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政治现实——平权行动是肯尼迪和约翰逊这两任总统推动黑人享有平等公民权利的改革的重心，其中也含有对200多年来奴隶制度和歧视黑人的补偿。

2014年，由反对平权行动的保守派人士爱德华•布鲁姆（Edward Blum）创立的非营利性机构“公平招生”（SFFA，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把哈佛大学告上法庭，指控哈佛歧视亚裔美国学生。这场官司后来在哈佛大学所在的马萨诸塞州开庭审判，庭审披露了大量资料，为外界揭开了哈佛大学录取流程的一角。(www.daowen.com)

布鲁姆认为这种平权行动可能固化为给不同族裔配给一定的名额（美国最高法案已经有过裁决，判定按照种族给新生录取设置配额的做法违宪），而这种变相的配额制让人数不断增加且平均成绩更是名列前茅的亚裔子弟在哈佛这样的名校录取中遭受了歧视。

按哈佛大学招生办自己的评定，亚裔美国学生的学业能力和课外活动质量都高于白人申请者，但对他们的录取率却相对低出许多。比如，学业能力处于前10%的亚裔学生中，只有13.4%被录取；相反，白人的录取率则是18.5%。

布鲁姆认为，亚裔学生在“个性评分”这项很主观的衡量指标中平均得分都低得多。和学业成绩或者课外活动不同，“个性评分”纯属主观意见，而且是在招生人员还没见过申请者本人的情况下评断的。

同样，根据哈佛大学2013年的一份内部报告，如果仅仅考虑学业成绩一项，亚裔美国人在当年大学新生录取中的占比会达到43%，超过白人成为哈佛大学新生的第一大族裔，而黑人的录取比例则会低于1%。如果考虑体育特长生和“祖荫”，亚裔可能被录取的比例下降到31.4%。如果再考虑课外活动和“个性评分”这两项指标，亚裔的比例下降到26%。而亚裔当年实际的录取比例只有18.7%，黑人为10.5%，因为录取流程中还考虑了种族、性别和其他一些因素。

布鲁姆又聘请了杜克大学的经济学家彼得•阿西迪亚科诺（Peter Arcidiacono）建立统计模型，分析种族因素对录取结果的影响。据阿西迪亚科诺的估算，一名达到录取标准的亚裔美籍男性非贫困生有25%的概率被录取；假如换成白人，录取机会就增加到36%；如果换成西班牙裔，机会翻番到77%；如果换成黑人，则上升至95%，几乎笃定被录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