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制度基础不同

西方供给学派的形成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根本目的是强化这一基本制度，促进私有经济发展。而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则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根本目的是优化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制度设计，提升要素资源的配置效率，挖掘新增长点，提高经济社会的福利水平。

资本主义私有制下无序的社会化大生产带来了生产相对过剩与政府支出扩大、扩张的货币政策导致了通货膨胀共同诱发“滞胀”，由此孕育产生了供给学派。从西方供给学派实践案例中最具代表性的“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加以考察，其主要目的是从供给端优化私有经济结构，夯实资本主义的发展根基。面对20世纪70~8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的滞胀现象，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能源、钢铁、交通等制造业领域开展了大刀阔斧的私有化运动，进一步巩固私有制地位。美国总统里根尤其注重减税、降低政府干预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影响。里根时代，美国个人与企业所得税边际税率分别降至28%和33%，极大程度上增加了个人可支配收入和企业利润总量，刺激了劳动供给意愿与投资意愿，加快了私有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但并没有解决美国经济的深层次问题。

我国政府为应对最近的两次金融危机，果断推行了双扩张的宏观经济刺激政策，以公有制企业占主体地位的、关联性与传导性较强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为突破口，迅速加大投资，避免了实体经济的硬着陆，但也带来钢铁、煤炭、水泥与电解铝等行业的产能过剩。面对生产领域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运而生。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选题研究中心^[13]认为，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括要素端与生产端，主要通过优化制度设计提升土地、劳动力、资本与技术等要素资源配置效率，实施减税与优惠政策激发私企、国企生产的积极性与创新活力，采取PPP模式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国有企业经营提高国企效率等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改革的方式，实现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可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然涉及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改革，关停并转与扶植支持的优胜劣汰并存，但在整个过程中，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同时公有制主体地位与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14]

2.政市关系不同

政府与市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角色定位一直是市场经济关注的问题。西方国家更倾向于反对政府干预的自由市场，我国则主张尊重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充分发挥政府的经济调控职能。

西方供给学派强调自由主义，市场机制下经济能够自我调节至均衡状态，政府只需充当“守夜人”的角色。以英国与美国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为例，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尤其信奉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崇尚市场经济。她一方面采用紧缩的货币政策，控制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大刀阔斧地推进完全私有化运动，加快私有经济发展。在美国，里根政府实施了与凯恩斯主义需求侧管理针锋相对的供给侧管理的若干政策，除了减少货币供给以控制财政扩张带来的通胀问题以外，还推进了美国历史上最大幅度整体降税法案的实施，同时特别强调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实现微观经济效率的改善，以解决供需失衡带来的短期经济增长难题。

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张承认市场机制的基础地位，注重市场机制的调节功能，但是不能忽视政府调控经济的作用。市场经济自亚当·斯密提出以来的发展历程表明：“现代市场经济中，不可能没有政府的作用，问题的关键是政府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以及如何发挥作用。”^[15]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可见，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市场的作用由以往的“基础性”上升为“决定性”，生产力将得到进一步解放，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也强调了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不能偏废。这表明市场经济在我国已由最初的经济管理方法、调节手段转变为基本经济制度，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未割裂，反而在发展实践过程中得到了有机结合与辩证统一。

3.经济背景不同(www.daowen.com)

从经济现象来看，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相似，我国也出现了经济增长停滞不前、宏观经济政策效果不明显、产能过剩以及国有企业效率不高等经济事实。事实上，表面的相似难以掩盖内在逻辑的迥异。

英美当年面临的是滞胀，缘起于超越发展阶段过度建设福利社会、石油供给冲击、资本主义条件下过度发展国有企业等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多重因素。^[16]货币主义学者认为：“无论何时，通货膨胀都仅仅是一种货币现象。”所以，侧重于需求侧管理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很难同时实现经济高速增长与低通货膨胀。实际上，在更综合、更本质的层面上讲，经济发展的停滞其实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给（包括生产要素供给和制度供给）不足引起的。^[17]从而英美以萨伊定律与拉弗曲线为理论基础推行了国有企业私有化、降低税负与减少政府干预等供给改革政策，一定程度上破除了经济增长的籓篱，同时控制了通货膨胀，实现了经济的复苏。

我国的经济大环境是经济增速高速转向中高速的新常态，并没有出现滞胀现象。一方面，结构性产能过剩显著。由于前期应对金融危机，保增长，国家实施了双扩张的需求调控政策，从而引发了低端与传统产品过度供给，而高端与新兴产品供给不足的现象。另一方面，通货紧缩迹象明显。2016年，央行发布的《4月份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显示：4月M2的同比增速为12.8%，较上月低0.6个百分点，季节调整后的M2环比增速也由3月的0.9%下滑至4月的0.7%；新增人民币贷款5556亿元，较3月的1.37万亿元显著回落，其中，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仅增加1415亿元，中长期贷款减少430亿元。这表明，供给侧改革背景下，货币供应趋缓，银行信贷或有所收紧，再加上大规模的外汇占款，实体经济资金供给条件不容乐观。此外，数据显示，当月社会融资规模出现大幅下滑，但地方债发行创下历史新高达到1.06万亿元，超出前4月总和的50%，其中地方债置换规模占比为88.8%，说明尽管我国的财政赤字水平整体可控，但地方债务风险压力较大。

4.政策着力点不同

西方的供给学派强调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应当从供给着手推动经济发展，而增加生产和供给首先要减税，以提高人们储蓄与投资的能力和积极性。这就是供给学派代表人物拉弗提出的“拉弗曲线”。供给学派还认为，减税还需要有两个条件加以配合：一是削减政府开支，以平衡预算；二是限制货币发行量，以稳定物价。总体来看，供给学派的观点和方法都比较绝对与极端，这表现它只重视市场功能而忽视政府作用，只重视供给而忽视需求。

本文认为需求侧和供给侧是平衡经济增长的两翼，两者缺一不可。目前中央强调“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是中央把宏观调控的重点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并不是用供给侧管理来否定需求侧管理。2015年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是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11月17日，在国务院召开的“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强调，要在供给侧和管理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12月2日，在国务院召开的经济工作专家座谈会上，李克强总理再次强调，面对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要创新发展理论，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推进结构性改革，着力培育壮大“新动能”，下决心提升改造“旧动能”。由此可见，中央强调供给侧管理，是为了在新的发展水平上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再匹配，在新的发展阶段上促进经济增长。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需求调节和供给调节的功能各有所长，需要互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供给与需求的调节作用既有统一性又有差别性。首先，供给与需求是相互统一的关系，需求决定供给、引导供给，而供给既满足需求、又创造新需求。其次，供给与需求在发挥作用过程中又有不同点。一是需求调节主要是发挥政府的作用，而供给调节主要是发挥市场的作用；二是需求调节主要是短期调节，通过政府扩大内需、增加投入等方式来拉动经济增长，这种方式时滞过程短，在短期内能产生效果。而供给调节则突出产业、企业的作用，注重培育动能和转型升级，相对来说发挥作用的过程较长；三是需求调节主要着眼于经济运行的结果，注重经济增长的成效，而供给调节则主要着眼于经济运行的起点，注重经济增长的动力。因此，本次宏观调控的变化，既不是以需求调节为主，也不是以供给调节为主，而是把需求调节与供给调节相结合的调控方式，这是符合中国当前发展阶段的正确选择。这种选择的突出表现，在于充分发挥供给与需求的不同调节功能，在两者相辅相成、相互配合中，共同推进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