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语说：“无规矩不成方圆。”规矩或者说制度是一个社会中单个人应遵循的一整套行为规范[1]。政策是在制度框架下行为规范的细化与执行，政策体现并执行着制度。制度包含政策，但政策对制度又有反作用。
政策是通过人制定、执行的。一般而言，政府的高层官员以及官方机构是政策制定与执行的主体，即政策主体。不可避免地，政策主体要对制度框架产生很大影响。这里所说的制度，主要就经济体制而言。从民营企业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出，政策主体对制度施加的影响是巨大的。
从政策角度而言，民营企业的发展大致经历了雏形期、发展期和稳定期三个阶段。在这三个发展阶段，因时代的变化而导致制度的变迁，这种外在的制度变迁让民营企业表现出来的战略领导力是不同的。制度的变迁也围绕着政策的调整而从外在过渡到内在，即把民营企业从“制度外”引到“制度内”，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路径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在此过程中，中央（治国者）、地方（政府官员）与微观主体（民营企业）三者之间以及三者内部相互博弈。
陆学艺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发生了两次重大的制度变革。其中“第二次重大的制度变革发生于2025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变革的基本动力是改革开放，方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常，人们把这种转变叫作体制转轨。体制转轨的本质特征就是从计划和中央高度集权向市场和分权转变。社会转型则是指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2]。(https://www.daowen.com)
体制转轨与社会转型是中国民营企业成长发展的外部大环境，两者对民营企业的发展既有制度上的约束，也有空间上的机遇。经济体制转型对企业家活动有重要影响[3]，企业家在经济体制转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4]。任何一个制度变迁中的初级行动团体的成员至少是一个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5]（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所指的是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从这个角度而言，企业家既是制度变迁的承载者，也是制度变迁的推动者。民营企业在与制度的相互博弈中成长起来，在此过程中，其对民营企业战略领导力的要求也随之变化。
民营企业战略领导力所处的境界或许与王国维治学三境界也是相通的。王国维认为，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这三种境界与战略领导力的四层境界（历史境界、科学境界、艺术境界和哲学境界）本质上具有共通性。民营企业在30年发展变迁中，可以归纳为草商阶段、儒商阶段和哲商阶段，三个阶段，三种精神，这也是历史境界、科学境界与艺术境界的相应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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