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聚可视为经济集聚与产业分工两种现象的结合。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一方面认为分工是经济发展和增长的源泉，另一方面也指出集聚的重要性。城市是产业集聚在空间上重要的表现形式，从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历程来看，其经济发展都伴随着快速的城市化与工业化，反映出一种人类的生产与生活活动向城市服务业与工业的快速集聚过程。以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为例，在城市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发展的同时，也创造了经济快速增长的东方奇迹。数据显示，中国大陆地区的城市数量由1978年的193个激增至2016年底的657个，其中地级及以上城市297个，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7.92%上升至2016年的57.4%，而该时期中国的GDP平均增长率则高达9.6%^[1]。

但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大城市的规模开始失控，北京市常住人口在2013年已突破2 114万人，超过2020年1 800万人的控制目标；上海市常住人口截至2012年底达到2 380万，超过2020年1 850万的预测值；杭州市常住人口2012年底即超过880万，超过2020年规划值。城市规模的失控伴随着交通拥堵、管理与生活成本高、水污染、雾霾、亚健康等一系列大城市膨胀病（吴建伟，2009）。此外，一些地方政府在债台高筑^[2]的同时，进行着重复低效的城市建设，92%的城市人均用地指标水平超过包括东京、纽约等国际大都市在内的国外城市水平。种种迹象表面，在中国产业集聚高速化与数量化的同时，普遍存在着集聚低质量的问题。2003年，世界劳工组织（ILO）在《劳工市场主要指针》报告中指出，中国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及其核心城市在劳动生产率、经济贡献率、首位城市经济贡献率三个方面都远低于发达国家。说明即便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翘楚，其在很多方面还需要完善。

从决策者的角度考虑，针对上述诸多不足，中国政府虽然已经认识到这种传统的“粗放数量型”产业集聚模式存在发展瓶颈，会极大地制约区域经济发展，并在一系列文件中重点指出，需要通过优化产业集聚模式来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可持续的发展，但在具体政策的区域适用性、实施时间与长度、政策力度、效果评价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盲动性。而决策者如能够系统地理解产业集聚形成机理与作用机制，了解现实中中国城市的产业集聚模式与效果，会对政策的提出提供一定依据与支撑，确保政策实施在时间上“有序”与空间上“有控”，避免方向性偏差（吴志强，2008）。(www.daowen.com)

中国的城市化与产业集聚进程涉及几亿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这是在世界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正如Stiglitz所言，问题不是中国的产业集聚与城市化进程是否会发生，而是将如何发生，这个问题将关系着亿万中国人今后几十年的生活水平（韩增林，2009）。可以看出，在这种大背景下，对产业集聚形成机理与作用机制及其具体模式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