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前文编码分析所得到的9个范畴、2个主范畴及1个核心范畴，本研究尝试从脆弱性视角建构城市相对贫困“个体脆弱延续和社会风险并发”分析框架（图6-3）。该框架由个体选择、家庭行为、制度契合、市场交换4个系统组成，各系统之间彼此独立但相互连结，围绕着风险转换而呈现出致贫个体与社会的内在关系。

在系统Ⅰ中，原生环境（父辈禀赋、代际贫困、伦理责任）可能会影响个体选择的动机与行为，个体在家庭中表现的生活方式与行为逻辑将影响家庭的生命维持与资源积累，进而影响就业、教育等资源在代际间的流动，致贫因素主要来自个体能力剥夺而导致的家庭风险。系统Ⅱ描述了个人与市场的互动路径，在此阶段个体受到家庭原生环境的持续影响并体现在心理动机与生理行为方面（体面、自尊、谋生），若社会资源的流动与匹配不足会进一步提高个体的生存负担，致贫因素体现为社会资本匮乏而导致个体面临多维生存风险。系统Ⅲ考虑到国家角色与市场角色的关系，国家通过诸如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及就业保障等制度安排降低个人可能面临的风险损失，在此过程中政策将通过政策效果反映不断地进行优化与更新，并在必要时刻解决市场中出现的资源争议问题，致贫因素主要为个人与制度的契合需要过程与时间，个人遭遇的实际风险难以被制度全部囊括。在系统Ⅳ中，受家庭再生产能力影响，弱势家庭对国家制度的依赖性加强，家庭风险的化解往往需要公平公正的制度介入与精准帮扶，在此期间个体的价值取向（“等靠要”思想、发展意识）将进一步影响家庭行为，致贫因素主要来自家庭再生产能力对制度的依赖性。

图6-3　城市相对贫困“个体脆弱延续和社会风险并发”分析框架

脆弱性在贫困成因中的运用与解释由来已久，世界银行将脆弱性定义为个体或家庭遭受某些风险并因这些风险而导致财富或生活水平下降到低于某一社会公认的水平。⁽¹¹⁾当绝对贫困发展到相对贫困时，贫困内涵已然不再局限于单一个体的脆弱性，而是个体与家庭的多维脆弱性。在研究绝对贫困问题时，代际传递是反贫困领域老生常谈的话题，即父辈自身的贫困及其相关的致贫因素传递给子辈而表现出的贫困代际传递现象。⁽¹²⁾到了相对贫困问题上，代际传递的影响仍然存在，并通过更中观的原生环境与个人发展发生关联。本研究在对编码进行比较分析的过程中将原生环境范畴界定为影响个人选择的主要因素，将个人角色范畴界定为影响家庭行为的次生因素，两个范畴的主要编码节点分布见表6-2。

表6-2　系统Ⅰ的主要编码节点分布

个体选择与家庭行为的互动过程体现在原生环境对于个人持续发展的渲染与影响。原生环境包括患病、家庭残缺、伦理责任及父辈禀赋4个方面，13户受访者在访谈中提到了家族遗传疾病，如肝功能障碍、家族糖尿病史等需要给付高昂的医疗支出，8户受访者在疾病痊愈后仍处于资不抵债的经济桎梏中；部分残疾人家庭、失独家庭、领养家庭、丧偶家庭则承受更多的收入变动问题；而照料父母或投奔子女的不同方式同样影响着家庭生计，年迈体弱的长辈需要子女付出更多的照料时间，这将产生个人与家庭的生存矛盾与生计失衡难题。父辈禀赋的差异性则在资源供应方面加深了子代的状态固化，从而存在着贫困代际传递的可能性。

如前文所述，原生环境将从不同程度对个体选择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将进一步体现在个体与社会的参与整合方面。绝对贫困视角下个人资源的缺乏通常表现为数量的稀少，个体因缺乏收入、食物、教育、住房、健康而无法获得自主参与生活的机会。⁽¹³⁾相对贫困视角下个人资源的缺乏则更多体现为分配的失衡，相对于社会上其他人的生活水平而言这部分人处于社会最底层。⁽¹⁴⁾因此相对贫困的内涵增加了主观性的衡量，个体的贫困感知和脱贫动机将逐步形成个体在市场交换中的行为策略，并以此作为资源获取的基本筹码。

在经济发展的转型阶段，社会不平等的关注点不再是个体是否处于社会上层与下层（社会阶级），而是判断个体处于社会的中心还是社会的边缘。⁽¹⁵⁾拥有自强动机的个体在市场交换过程中通过劳动及其他方式获得资源，劳动能力的高低影响着资源匹配的大小，进而带来不同类型的内外排斥与争议（内部排斥体现为自我的劳动缺陷、自尊心受损等，外部排斥则包括从宏观到微观的动态转换，如就业排挤、地域歧视等）。如受访者RP10家庭为单亲家庭，丈夫病逝后由女主人独自养育孩子，在访谈中该受访者提到“因为我身边也有好多朋友，他们会主动把你拉到一个群体，他们也就是那种很友善的关心，但是我一想到那些人群，再想到以前的事情，我是没办法面对的”，“我孩子很乐观的，我从来没有在孩子面前表示我们有多可怜，我们家孩子也跟我谈论过这个话题，我说没有办法，有的人比我们还痛苦”。RP10受访者的个性较为独立且有强烈的生存欲望，但是受访者不愿意主动向旁人提及家庭的实际情况，原因在于一方面来自熟人的社会支持会令受访者被迫划入虚弱者的角色范围，另一方面与某些带有同样经历的人的交往会引发受访者对往事的糟糕回忆，从而增加了受访者对熟人帮助的抗拒心理。个体看待自己、自己与他人、自己与环境的关系是否积极正面，将成为个体脱贫的重要动力。⁽¹⁶⁾因此在个体与市场的互动过程中，自强动机与情感警惕会直接影响到个体的谋生方式与行为，个体如何应对市场资源的匹配不公与社会排斥，最终也都会体现在市场对个体的反应中。该过程中涉及的两个范畴编码见表6-3。

表6-3　系统Ⅱ的主要编码节点分布

国家制度与市场交换具有相对独立但彼此互补的部分。霍艳丽和童正容（2005）认为当前国内的相对贫困呈现的是一种制度性贫困状态，并指出制度是社会在其成员间分配稀缺资源的工具，贫困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社会成员在利益分配过程中争夺有限资源。⁽¹⁷⁾政策执行过程中面临着多种局限，政策实践路径依赖的强弱、政务人员职能履行的差异、政策设置门槛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到政策受众群体的相关利益。同时社会风险与市场风险的生长并发要求政策研究者不断进行优化更新，既要提高政策对社会成员的渗透力，也要增进制度与相关群体的契合度。

此外，系统Ⅲ中存在的社会风险会随时空位置的变更而呈现新的形态，其一是突发事件的发生加剧了部分贫困边缘群体的生存压力，受访者WP20谈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时说道：“现在工资都不好拿了，工地那边一直欠着，每个月只给一部分钱，家里都不够用的。”收不抵支的状况使得这部分群体成为政策帮扶的重点对象，但临时性政策难以预期政策结果，原有体系中政策的缺位也增加了应急性政策的实施难度与风险。其二是谋生个体从主客观层面承受着过往经历对现在生活的约束，受访者RP11曾有过少年犯罪案底，尽管在当时已然获得应有的惩戒，但时隔数十年其就业诉求仍无法得到公正的对待，劳动市场的碰壁持续影响着个体的生存信心。其三是风险威胁下个体的弱势地位固化和个体脆弱性的延续，从而形成贫困状态的恶性循环。系统Ⅲ涉及的两个范畴编码见表6-4。

表6-4　系统Ⅲ的主要编码节点分布

一个家庭的家计模式关系到家庭如何维持生存和发展、如何进行资源积累和流动，家庭行为的前瞻性与预防性关系到家庭的贫富发展状况。⁽¹⁸⁾在系统Ⅳ中，社会基础薄弱的家庭面临着收入平均化之后只能勉强支撑基本生活的困境，家庭收入的零积累引致个体难以应对如重病治疗、子女教育、照护老人等经济难题，同时削弱了家庭生产能力和发展潜力。为了弥补家庭行为的不足，国家采取了一系列保障措施影响家庭生计资本积累与代际传递。⁽¹⁹⁾因此，政策提供的社会支持能够促进家庭生产能力的回归，帮助家庭重新获得维持生存的动力。然而，家庭行为与制度契合的互动同样受限于家庭内生动力，诸如文化水平、综合素质等差异将显著影响个体对于家庭未来发展的规划和定位。家庭资源积累不足的原始状况滋生出亲代对子代较为落后的培育观与发展观，高等教育在几代家庭中的缺失进而增加了贫困陷阱形成的可能性。此外，家庭脱贫行为与其贫困素养息息相关，国家政策在实践过程中需要考虑如何避免政策受众的长期依赖性，即政策的实施需要以化解本源为目标而非解决贫困群体的一时之需。系统Ⅳ涉及的两个范畴编码见表6-5。

表6-5　系统Ⅳ的主要编码节点分布

(1)张琦，杨铭宇，孔梅．2020后相对贫困群体发生机制的探索与思考[J]．新视野，2020（02）：26—32+73．

(2)Juliet M. Corbin，Anselm L. Strauss．质性研究的基础：形成扎根理论的程序与方法[M]//朱光明，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162—167．

(3)李志刚，李兴旺．蒙牛公司快速成长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扎根理论研究方法的运用[J]．管理科学，2006（03）：2—7．(www.daowen.com)

(4)凯西·卡麦．建构扎根理论：质性研究实践指南[M]//边国英，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123—153．

(5)王光明，杨蕊．基于NVivo10质性分析的少数民族数学学习心理因素研究[J]．民族教育研究，2015，26（01）：81—84．

(6)韩黎，袁纪玮，徐明波．基于NVivo质性分析的羌族灾后心理复原力的影响因素研究[J]．民族学刊，2015，6（05）：83—88+123—126．

(7)于佩良．基于扎根理论的居民参与旅游扶贫演化模型研究[D]．广西大学，2019．

(8)Anselm Strauss, Juliet Corbin．质性研究概论[M]．徐宗国，译．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97．

(9)Anselm Strauss, Juliet Corbin．质性研究概论[M]．徐宗国，译．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97．

(10)李雪萍，王蒙．多维贫困“行动—结构”分析框架的建构——基于可持续生计、脆弱性、社会排斥三种分析框架的融合[J]．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2（03）：5—12+124．

(11)唐丽霞，李小云，左停．社会排斥、脆弱性和可持续生计：贫困的三种分析框架及比较[J]．贵州社会科学，2010（12）：4—10．

(12)杨帆，庄天慧．父辈禀赋对新生代农民工相对贫困的影响及其异质性[J]．农村经济，2018（12）：115—122．

(13)穆怀中．社会保障国际比较[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

(14)李卫东．从解决绝对贫困到解决相对贫困[J]．中国民政，2019（23）：29—30．

(15)彭华民．西方社会福利理论前沿：论国家、社会、体制和政策[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

(16)傅安国，张再生，郑剑虹，岳童，林肇宏，吴娜，黄希庭．脱贫内生动力机制的质性探究[J]．心理学报，2020，52（01）：66—81+86—91．

(17)霍艳丽，童正容．从制度因素视角分析我国的相对贫困现象[J]．技术与市场，2005（04）：41—42．

(18)张曦．家庭再生产、贫困发生与精准扶贫政策实践[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8（04）：10—20．

(19)李雪萍，王蒙．多维贫困“行动—结构”分析框架的建构——基于可持续生计、脆弱性、社会排斥三种分析框架的融合[J]．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2（03）：5—12+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