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时代的发展，界定贫困的标准不断变化，国家的扶贫政策也随之改变；同时由于我国情况特殊，不同地区间的政策也不尽相同。于德认为我国的扶贫政策进行快速调整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国反贫困实践的推动，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21]学术界对扶贫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现有政策分析、政策问题以及政策创新三个方面。

1.现有政策分析

张伟宾等人指出，改革开放后我国进入开发式扶贫模式，该模式可以分为四个阶段^[22]：第一阶段是1985年以前的扶贫开发，针对的是特别贫困地区；第二阶段是1986—1993年，以区域瞄准为主；第三阶段是1994—2000年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第四阶段是2001—2010年的农村扶贫开发，以整村推进为主。左常升全面梳理了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采用的扶贫政策、措施，系统分析了政策出台的社会背景、目标任务、具体安排以及国内外影响等，并整理了扶贫工作取得的成果。^[23]自2013年习近平首次提出精准扶贫后，精准扶贫政策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主要热点。

2.政策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再加上国家扶贫开发政策不断改进，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减贫成就，为全球的反贫困斗争做出巨大贡献。研究扶贫政策的可行性与不足之处，对反贫困实践具有重大意义。通过对现有政策的分析，学者们从实际情况出发，探讨已有扶贫政策存在的不足，主要有以下问题。

（1）扶贫过程中贫困识别不清。扶贫资源瞄准产生偏离，不仅遗漏了贫困户，反而将扶贫资源瞄准了非贫困户。^[24]

（2）可持续性差。扶贫如果没有形成较为完善的社会治理体系，仅仅依靠独立的贫困治理体系很难持续维持扶贫的效果。例如，为了解决贫困村基层组织涣散、能力不足的问题，可以通过驻村帮扶来进行扶贫，但外部力量一旦撤离，很可能出现返贫现象。^[25](www.daowen.com)

（3）政策落实存在偏差。一些地区为了追求快速脱贫，并没有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实施扶贫政策，有些地区，尤其是深度贫困地区，为了脱贫“一刀切”，不区分致贫原因，全部采用低保兜底政策，在没有后期帮扶的情况下很容易返贫。

3.政策创新

学术界不仅注重对现有政策的不足进行分析，并且致力于探索更加科学、合理、可行的扶贫政策。

林万龙等人以全面深化改革为背景，指出应该重新看待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调整政府在扶贫工作中的角色定位；增强扶贫资源输送的针对性与准确性，确保扶贫资源的瞄准性；加强对扶贫工作的监督，创新第三方绩效检测评估。^[26]

王曙光等人认为中国的绝对贫困已经基本消除，在未来消除相对贫困的工作中，要重点帮扶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的相对贫困人口，同时要以提高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为目标，投入更多教育、医疗资源，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公共文化建设。除此之外，要加强贫困地区的乡村治理，构筑有效的社会网络来巩固扶贫的成果，保证扶贫效果可持续。^[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