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即农民家庭，是最小的社会组织单位，由于相互间存在血缘关系而聚集在一起。与具有典型特征的城市家庭有着明显的不同，农户还代表了一种生产组织单元，其行为不仅仅是个体行为，更代表了一种有组织的群体生产行为（蒋莉莉，2012）。一直以来，针对农户行为的相关研究都备受关注，尤其是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但总的来看，这些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流派主要有三类，分别是以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Schultz）为代表的形式经济学派，以苏联经济学家恰亚诺夫（Chayanov）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学派以及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黄宗智为代表的历史学派。

（1）形式经济学派。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1964）的著作《改造传统农业》，小农大多是聪明能干的，很会精打细算，时时刻刻都寻求“少投入多产出”这样一个经营目标，完全符合西方经济学中提到的利润最大化目标驱使下的“理性经济人”假说。不仅如此，小农在生产过程中对要素的配置行为是符合帕累托最优原则的，因而可以看成是最有效率的贫穷的小农经济。基于此，舒尔茨提出要通过引进先进的技术，向小农提供可以合理利用的现代生产要素等措施来改造传统农业。此后，波普金（Popkin S.）（1979）在《理性的小农：越南农业社会的政治经济》中沿袭了舒尔茨的思想，认为农户具有使自身期望效用最大化的能力。该学派的主要论点是，尽管在传统农业时期，农户的生产活动存在较低的投资收益率，然而，农户的行为完全是理性的。

（2）实体经济学派。20世纪20年代末，苏联农业经济学家恰耶诺夫在其代表作《农民经济组织》中，基于边际主义的劳动—消费均衡理论和家庭周期说这两个理论，对农业经济结构和家庭农场生产组织等问题进行研究。恰亚诺夫经过长达30年的农户跟踪调查（调查对象为1930苏联进行集体化前的村社农村）后，发现大多数农户都以满足自身家庭消费需要为生产目标。与形式经济学派的观点不同，他认为农户生产行为的导向是风险最低而不是利润最大化，一旦农户的家庭需要得到满足后，他就缺乏动力去增加自我生产的投入，由此可以看出，小农经济是保守的、落后的、非理性的、低效率的。恰耶诺夫通过阐述农户在劳动和闲暇间的权衡问题构建了农户行为模型。在他看来，农户的劳动行为可以取得收入来满足家庭成员的需要，这便是劳动的正效用，然而，长时间进行劳动并不是让人十分愉悦的事情，它是辛苦枯燥的，这便是劳动的负效用。农户追求效用最大化，因而他必须每天在劳动和闲暇之间进行抉择。(www.daowen.com)

（3）历史学派。1985年，黄宗智教授在其著作《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首次提及自己独特的小农命题——“拐杖逻辑”。其主要思想是中国小农家庭的收入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农业家庭收入，另一部分是非农佣工收入。在他看来，非农佣工收入其实是农业家庭收入的拐杖，因为即使农户家庭拥有多余的劳动力，但是这部分多余的劳动力不能被解雇，无法从小农家庭农场分离出来成为一个新的阶层，他们只能并且依然会继续附着在小农经济之上。黄教授认为中国的农民既不完全是恰耶诺夫式的为了生计的生产者，也不全是舒尔茨总结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农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