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理论研究成果转化率低

我国文化产业理论研究成果颇丰，但实际投入运营管理实践的并不多。究其原因，一是文化产业错综复杂，研究本身从概念萌生到成果正式发表周期较长，这期间研究对象性质和形态可能发生改变；二是理论成果应用机制不健全，这主要受限于知识产权认证和企业顾问制度的缺陷，学者们呕心沥血的研究成果不能得到客观、合理的价值评估；三是不少企业家对文化产业学术研究抱有敬而远之的态度，忽略甚至蔑视学术研究对实践发展的指导意义，自成一统，任性妄为，使问题爆发与对策跟进的平衡越来越脆弱。

笔者认为，解决我国文化产业理论研究成果转化率低的问题，一是要靠政产学研四界就文化产业研究的价值达成共识；二是要健全理论成果转化机制，肯定文化产业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兼顾经济价值；三是要将文化产业研究延展为长期的动态的过程，紧跟产业实践发展。

2．滞后于西方文化产业研究

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起步晚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文化产业研究自然与西方文化产业研究有一定差距；特别是在新概念、新体制的倡导上，西方理论成果几乎成了我国文化产业研究道路上绕不开的参照物。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产业发展实践有民族、地域上的特殊性，西方文化产业研究可能忽略、错过了某些对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来说特别关键的问题。因此，借鉴西方理论成果，尽管可以提供启发性思考，但也可能导致理论研究与我国国情、产业行情脱钩的弊病。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创意产业与文化产业之争。

解决我国文化产业研究相对于西方的滞后性问题，需要我国学者主动摆脱西方理论框架的束缚，坚持理论研究自主创新；需要我国文化产业实践更加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出适合我国文化消费偏好、文化市场行情的文化产业新业态；需要组织阶段性理论成果归纳工作，有机结合并充分利用现有智力资源。(www.daowen.com)

3．以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不足

统计学的定量研究方法一直是我国文化产业研究的薄弱环节，模糊而笼统的定性描述也导致我国文化产业实践过程中暴露出许多理论漏洞。我国定量研究不足，实际上也是理论研究以文献参考为主、调查实验欠缺造成的。定性研究固然能廓清大方向，但具体到可执行、可操作的文化运营实践，还需要直观、清晰的统计数据做指引。

笔者认为，在文化产业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过程中，应当强化数学教育，传授调查与统计科学方法，引介工商管理、经济学、金融学、心理学、社会学、传播学等文化产业相关领域的定性研究成果；在研究过程中，更加频繁地运用田野调查、自然观测、模拟实验、函数推算等实用工具，树立数据意识。

4．由预测新兴业态走向总结“淘金法则”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部分学者对文化产业的研究日益功利化，丧失了探讨文化产业未来趋势的主动性，转而向当下热门行业俯首称臣；即便面对庸俗的娱乐文化，也能“条理清晰”地梳理出“产业脉络和经营之道”。比如，娱乐直播走红时大肆吹捧“自媒体经济迎来新时代”，而众多娱乐直播频道、平台因播出内容危害大众身心健康被封杀时，“专家学者”却纷纷偃旗息鼓。文化产业研究绝不能“见钱眼开”。骤然掀起的文化产业热潮必然伴随着大批投机行为，资本涌入为从业人员带来暴利，却也导致文化市场的恶性发展；寅吃卯粮，无异于慢性自杀。研究者应当谨记发展中国文化的历史责任和社会使命，以高姿态俯瞰文化市场万象，以低姿态投身文化产业前沿实践；越是热门的领域，研究起来越要泼冷水；越是今天赚钱的，越要思考未来的生存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