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十字军东征前的11世纪，威尼斯已经是西欧屈指可数的观光国家。在十字军东征，以及之后的伊斯兰势力扩张时期，以威尼斯为起点的朝圣旅行，一直到16世纪中叶，始终兴旺不衰（伊斯兰大获全胜后有过短暂的停止）。在第九章“朝圣之旅”中对此已做了详细的叙述。

不过，那个让我边写边乐的“朝圣之旅”时代，与接下来要讲述的18世纪的威尼斯观光产业，有两个截然不同之处。

第一，朝圣旅行团中虽然不乏王侯贵族、大财主，但主流是一般民众。相较于单纯的游览，以朝圣为目的观光活动，更容易调动起大家的积极性。将旅游事业作为国家方针的威尼斯，在为游客服务上用足了功夫。比如说，在游客出没的主要场所，两人一组的翻译兼导游的服务小组（每个人都会说两种不同的外语）定时巡逻，为那些语言不通、无亲无故的朝圣客提供帮助。

第二，中世纪的威尼斯，并不是观光的目的地，它只是前往巴勒斯坦的起点和终点站。当然，视朝圣为营利产业的威尼斯人，不会放过任何赚钱的机会。他们开放圣遗物，并且通过教皇向参拜者给予特别的赦免；兜售朝圣船上、途中以及到达圣地后必备的生活用品，想方设法地让朝圣客们把钱留在威尼斯。尽管威尼斯人不遗余力，但在当时没有谁会为了游览威尼斯专程从英国、德国、法国等地远道而来。

然而，到了18世纪全盛时期，情况有了180度的大转变。也许是因为经历了宗教改革，大多数西欧人失去了为寻求赦罪不惜千辛万苦地去基督教圣地巴勒斯坦朝圣的热情。但少了朝圣的纯旅行，对于当时的普罗大众，无论在经济或精神上仍然难以承受。

因此，18世纪威尼斯观光事业的服务对象，换成了社会地位和经济基础良好，并且具有知识教养的精英阶层。这些推崇理性思考的知识分子，对于顶着圣地巡礼名义的旅行，向来有些抗拒，如今少了宗教色彩的观光活动，精神上变得更为自由，何况威尼斯本来就是一个即使没有赦罪特典，仍然值得一游的地方。于是，威尼斯变成了旅游的目的地。

如果换个角度看，这种旅行也算是另类的圣地巡礼，歌德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以他为代表的18世纪社会精英人士，常常会花上至少一年的时间在意大利各地旅行。歌德是一人旅，也有三两好友结伴而行，甚至有人带着随从游历四方。

纯粹以文明文化“朝圣”为目的旅游，毕竟人数有限。所幸，当时英、法、德等强国的社会精英们，似乎相信必须经历过意大利旅行，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绅士，因此形成了一股风潮，这大概也属于一种另类的“赦免”。

总而言之，18世纪时造访威尼斯的主要游客，是各方面条件都相对优越的人士，因此威尼斯也相应地改变了待客的手法。在17世纪之前，对那些抵达威尼斯后一筹莫展的朝圣客，两人一组的巡逻员会主动上前，用其家乡的语言询问是否需要帮助。这种令客人又惊又喜的导游方式已经成了过去。如今这些精英阶层的游客们虽然不是人人都会说意大利语（像歌德那样会说威尼斯方言的属于特例），但他们总有对应的办法，不至于手足无措地迷失在街头。威尼斯政府非常清楚这一点，对他们只需要展现威尼斯原本的特色。

威尼斯对于这些游历意大利全境的游客而言，只是旅途中的一站，但他们对于威尼斯的历史，却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他们是见证共和国时代的威尼斯的最后一批外国人。比歌德晚了30年的司汤达，见到的是已经处于奥地利帝国统治下的威尼斯。

那么，那些在威尼斯人还当家做主的时代来访的外国人，他们眼中的威尼斯是怎样一番景象呢？

在没有公路连接内陆与威尼斯岛，更没有铁路的共和国时代，来自欧洲北部或西部的游客，唯一可利用的交通工具就是船。无论是翻过勃伦纳山口（Brenner Pass）南下首站抵达维罗纳的德国人，还是穿过法国南部经热那亚进入意大利的法国、英国人，到了帕多瓦之后，都得改走水路前往目的地。当时的帕多瓦和维罗纳都还属于威尼斯共和国。

在参观完欧洲第二古老的帕多瓦大学之后，游客们乘坐“博其罗”（Burchiello）沿着连接帕多瓦与威尼斯的布兰塔河顺流而下。“博其罗”并不是观光船，它有点儿像公交巴士，所以乘客也是形形色色，既有帕多瓦大学的学生，也有经常需要出门的神父、修道士，甚至还有娼妓。船分上下两种舱位，精英阶层的游客们自然是选择房间宽敞明亮、视野良好的上等仓。房间的墙上挂着威尼斯制的厚实的丝绸挂毯，地板上铺着地毯，上面摆放着有丝绸坐垫的椅子和桌子。为了那些带着侍从的客人，船舱内另外还设有小小的仆人房。

在这样一个舒适的环境中，慢节奏的河川旅行未尝不是乐事。船上备有好酒好菜，让那些在故乡习惯享受的旅客也无可挑剔。他们还没见到威尼斯，似乎已经在威尼斯贵族的家中做客。

从房间两侧的大窗户眺望船外，景色美不胜收。威尼斯贵族们的别墅集中于布兰塔河的两岸，这些出自帕拉第奥等设计师之手的建筑，正门都朝向河面，绿色的庭院围绕着白色的大理石房屋，壮观且优美。一排排华美的屋宇，令游客们目不暇接。

作为国有的“公交巴士”，“博其罗”在别墅群附近设有“车站”，因为别墅的主人们也喜欢利用“博其罗”来往于帕多瓦与威尼斯之间。如果有游客想利用停船的间隙，上岸参观一下大宅，完全不必担心主人家会拒之千里，反而是由于想看的宅邸太多无从选择，往往只能作罢。不过，有一件东西似乎是这些精英阶层的游客们非看不可的，那就是在很多人的游记中盛赞的保罗·委罗内塞的壁画。

顺便提一下，如今仍然可以乘坐“博其罗”，它已经完全成了观光用船，航运期在5—9月。船舱内外的设计让人很难联想到18世纪时的优雅模样，服务更不值一提。不过从贴着河面航行的船上眺望两岸美丽的别墅群，还是能体会到200年前游客们的赞叹。屋主们大概在建造前就计算过视角，准备好让河上的人们仰头惊叹吧。

出了布兰塔河的河口富西纳（Fusina）便是潟湖，也就是大海了。在河川中航行遇逆风，可以用马匹在河两岸拉船，进入大海后只能靠船帆助力。看似一片汪洋大海的潟湖水面下，流淌着来自河川的水流，推动船驶向威尼斯。之所以沿着潟湖中血管般密布的运河航行，是因为只有这片水域的深度能够行船。大多数不知就里的旅客们看见船升起船帆便兴奋无比，仿佛已经出了亚得里亚海。

不过，在潟湖上突然看到威尼斯城的那一瞬间，即便是那些知晓自然科学的人也会情不自禁。歌德说：

“没错，命运簿上属于我的那一页就是这样写的：1786年9月28日，傍晚，德国时间5点，离开布兰塔河进入潟湖的我，平生第一次见到了威尼斯。稍后我将站在那块土地上，尽情观赏这个美丽的岛屿，这个海狸共和国。”

海狸小巧玲珑却很勤奋，不愧是歌德，妙语如珠。

“博其罗”满载着心潮澎湃的旅人们，沿着潟湖的水流前行，然后犹如小溪汇入大海般自然而然地进入了朱代卡运河。这条连接威尼斯城与朱代卡岛的宽阔运河，和其他运河一样都是天然水道，如今仍然可通行数万吨级的船只。进入朱代卡运河后，“博其罗”即刻向左，朝圣马可码头方向驶去，船的正前方出现了元色官邸的玫瑰色墙壁，这里就是海狸共和国的正面大门，左则便是张着嘴巴的大运河河口。

无论是中世的朝圣客、18世纪的精英人士，抑或现代的旅行团，踏上威尼斯土地后，首先会前往投宿地。在土地有限的威尼斯，除了少数富豪之外，一般人家都不会有多余的房间，再加上贵族家很难让客人寄宿（其原因将在下文中表述），因此，哪怕在当地有熟人，几乎所有的游客都会入住酒店。

早在1355年，威尼斯便出台了旅馆法，还建立了旅馆公会，接待外国人相当得心应手。住宿设施种类齐全，既有王侯贵族下榻的高级酒店和商人们利用的商务旅馆，也有提供给朝圣客的几乎免费的住处。18世纪造访威尼斯的那些富裕的游客，大多数会选择“白色狮子馆”“法国之盾馆”“英国女王馆”“马耳他十字馆”“雄鸡馆”“人鱼馆”等最高等级的酒店，歌德就是住在“英国女王馆”。

威尼斯高级酒店的分布，在1797年共和国灭亡后的20年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司汤达在1815年造访威尼斯时虽然也住在“英国女王馆”，但那个时候大运河两岸的贵族宅邸已纷纷易主。以1822年达涅利酒店（Hotel Danieli）的出现为转折点，从此以后贵族宅邸改建的酒店，代替了那些持续了几个世纪的老牌酒店。

被奥地利占领之后，威尼斯贵族在各方面都走向没落，既没有像海上贸易的全盛时期那样为方便卸货在运河边建造房屋的必要性，也失去了维持豪宅的能力，所以不得不脱手变卖宅邸。就是从那个时期开始，威尼斯的高级饭店聚集在大运河沿岸，像达涅利、格瑞提（The Gritti Palace）、欧罗巴（Hotel Europa）等酒店，延续至今。

不过在贸易优先于观光的旧时代，高级酒店的景观的确差强人意。由于位于城中，视野统统被小运河对岸与酒店高度相同的建筑物遮挡住。19世纪上半叶，高级酒店在大运河沿岸兴起，“英国女王馆”“白色狮子馆”等皆沦落为三流酒店。威尼斯经济轨迹的推移，可以从酒店的分布变化上窥见一斑。

说回18世纪。在那个时期来到威尼斯的游客们，最先被吸引的是踏出酒店，脚下便是运河，还有那像黑色水鸟般穿梭于河面上的贡多拉。

当时的贡多拉，和如今所见略有不同。虽然流线型的造型和漆成黑色的船身古今不变，但那时的船上还多了一个叫作“felze”的小船舱。船首和船尾各有一名划船手，速度肯定比现在一个人划要快很多。18世纪也是贡多拉作为实用交通工具，而非旅游道具的最后一个世纪。

对于那些习惯了马车叽嘎声的人，在水上乘坐贡多拉是一种崭新的体验。某位法国的旅人在其游记中曾经感叹，坐过贡多拉之后，再坐马车不免生出几分犹豫。

运河是给游客们的另一个惊喜。傍晚抵达圣马可码头后，直接进入酒店的客人们，第二天早晨醒来，无论之前是否对运河有所耳闻，每个人都会被眼前蛛网般密集的运河所震撼。有游客叙述说，身处威尼斯城中，不会觉得它的特别，巴黎、里昂都是沿河而建的城市。然而想到每一步都是踩在海上，顿时感觉大不同。

当时的威尼斯还是共和国时代。建国时树立起的“水是最好的朋友，也是最大的敌人”的传统思想犹存，填运河造地的行动尚未开始，威尼斯人仍然在为调节海水与河水的流量，时刻绷紧着神经。与如今相比，当时运河之水更流畅，也更澄净。

在运河如蛛网般密布，跨河的石桥设计成拱形以便船只通行的威尼斯，不论贫富贵贱，所有人出行都是利用贡多拉，或者步行。贡多拉清一色漆上黑色，没有身份之别，这让法国大革命前的欧洲游客们印象深刻。还有那些唯恐开会迟到遭罚款的议员急匆匆穿过圣马可广场，奔向元首官邸的景象，在当地实属平常，但看在北方的欧洲游客眼里，却是十分新奇。这些点点滴滴，自然而然地引发了这些知识精英对威尼斯共和国政体的兴趣。

威尼斯唯一允许外国人参观的政治活动就是国会选举。千名以上的议员井然有序地进行复杂且次数繁多的投票，看得参观者们目瞪口呆。不过，这些看客大多也是来自统治阶层，他们很快就发现这种表面看似民主的选举，背后有一只无形的大手在操控。

当时的威尼斯共和国，贵族数量锐减，内部的贫富差距固定化，买票卖票已成为公开的事实。威尼斯共和制曾经充分地发挥了功效，正因为有一大批能力和财力兼备的人组成统治阶层，然而到了18世纪，这种政治体制已经只剩下一个空壳。

尽管形势今不如昔，但只要不反对国家体制，威尼斯人享有的自由程度，还是足够令同时代的外国旅行者刮目相看。那些来自启蒙主义盛行的国家的游客，面对威尼斯出版业的自由兴旺，在自叹不如的同时大肆采购，可又担心书籍寄回故乡会为自己招来麻烦，不得不暗度陈仓，将书籍寄往随从的老家。

在威尼斯，言论同样是自由的。任何想表达意见的人，都可以去圣马可广场，站在石阶上畅所欲言。旁听者大约是本地人和外国人各占一半，情形与现在伦敦的海德公园有点儿相似。

对于威尼斯的信仰自由，某位法国旅行者曾经写下这一段记录：

“在威尼斯也有宗教审判，然其利爪已被剪断，形同虚设。宗教法庭的神职法官们，凡事都必须征得政府派来的另外三位法官的同意。倘若提议稍稍过激，只要政府派来的法官中有一个人起身离开，提案便遭彻底否定。

“神职者在威尼斯无法发挥其所长。任何威尼斯市民，一旦从事神职，便丧失了所有担任公职的权利，可谓是贤明的政治。这种做法也有利于神职者，因为那些喜爱宁静生活的人，只要选择了神职，就不会再受尘世间的干扰，不像其他国家，得遁入修道院才能拒绝公职。”

然而，令外国游客们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其他方面相当自由的威尼斯，竟然限制本地人尤其是参与政治的贵族们，与身份地位显赫的外国人密切来往。

像歌德那样连导游都不雇用，只身一人游走四方专注于旅途风情，压根儿没打算结交当地权贵的人自然是无所谓限制，但很多游客还是希望认识些与自己身份地位相近的当地贵族。所以，当他们听说没有机会时，不禁会叹息威尼斯贵族的封闭性。“可以在咖啡馆或街上交谈，但几乎不可能受邀去家中做客。”

威尼斯政府非常担心本国贵族中的一些不满分子与外国势力勾结，发起反体制运动。以前，西班牙大使和法国大使曾经有过类似的企图，虽然两次行动都在事前被镇压，没造成大碍，但从此之后，政府的监管变得更为严格。危险的思想可以阅读，人与人的接触却不被允许。这个在逻辑上有些说不通的规矩，大概也是进入衰退期的国家特有的现象吧。

在威尼斯以贸易为主的时代，这种事情既无法禁止，本国的统治阶层也无意勾结外人反对体制。到了以农业为主的18世纪，生活得以自给自足，但与外国人交流的必要性却因此降低。

在威尼斯，大概没有比驻外使节更无聊的工作。虽然外交官的特权受到完全的尊重，不必担心精神或肉体上的伤害，却不能与当地的上层阶级交往。无奈之下，这些外国大使只好轮流设宴，自娱自乐。所以，那些身份尊贵的游客的到来，不仅受到他们自己国家大使的热烈欢迎，也让他国的使节们喜悦万分。

令外国游客们更诧异的是，威尼斯的男人不得亲近，女人倒是毫不设防。

在第七章“威尼斯的女人们”中，曾经介绍过16世纪的威尼斯已婚女性享受的自由和未婚女子受到的拘束，以及因家里为省下嫁妆钱等非宗教理由，被送进修道院的那些不幸的姑娘的种种反叛。

然而，进入18世纪后，女性无论结婚与否，哪怕是将自己奉献给上帝的修女们，几乎都能够自由地享受人生。

已婚女子可以完全地享用第七章中提到的“提供服务的骑士”的制度，甚至有人在结婚时就将这条写进了契约中。未婚女子的自由度虽然无法与人妻相比，但可以戴上面具。乔装打扮后，谁知道她是已婚或未婚呢？

18世纪时的修女们，也不必像从前那样以隐晦的方式去争取自由。修女们可以在叫作“Parlatorio”的会客厅里尽情地与访客们交谈，没有人干涉，也没有时间限制（虽然中间还是隔着一条铁栅栏）。修道院还有当时最流行的饮料咖啡、热可可供应，条件堪比华丽的沙龙。

探访修道院的客人准许着光鲜的衣裳，不想露脸的人，在狂欢节等节日期间可以戴着面具。而被访的修女们虽然用白色丝巾裹住长发，但身上的衣服只要是白色的，哪怕袒胸露背也没有问题。来自北方的旅客们见此情景，不禁惊呼：“宛如我们国家上演的古代剧中的女主角。”

18世纪的修女服的款式相对简单，再加上又是白色，让男人们无法不对那清纯的装束下若隐若现的身体，心往神驰。

约修女在修道院以外的地方见面，其实也不算难事。在假面节期间，只要乔装打扮一下便能蒙混过关。据说威尼斯最古老的三家修道院还争相为教廷派驻的大使提供情妇呢。

要说最让这些精英游客们痴迷的，还属威尼斯的女演员和女歌手。自17世纪下半叶起，戏剧和歌剧开始在威尼斯盛行，18世纪时，威尼斯已经成了西欧的戏剧中心，名角们自然也是深得人心。读过森鸥外^[1]翻译的安徒生的《即兴诗人》，大概都记得书中有关观众痴迷女高音安侬齐雅达的描述吧。市面上销售着大量类似今日明星照片的演员画像，游客们常常会买下带回家乡。

这里介绍一件趣事。1786年2月26日，大约是歌德造访威尼斯半年之前，位于圣马可广场的咖啡馆“弗洛里安”（Caffe Florian）的主人瓦伦提诺·弗洛里安向政府提出申请，希望撤除刚刚颁布的禁止女性出入咖啡馆的法令。他的理由是店里没了女客，连男性客人也不愿光顾。结果，政府坦率地接受了意见，反省不该妨碍店家的正常营业，很快便废除了法令。不仅是咖啡馆，威尼斯女性甚至还能自由地出入赌场。

由于普通女性享有众多的自由，类似于日本艺妓的职业娼妇“政妓”的存在性因此变得越来越稀薄。16世纪初时“政妓”的人数超过了一万，到了18世纪，不仅人数锐减，而且素质也明显下降。16世纪造访威尼斯的达官贵人，包括蒙田（Montaigne）在内，都会专程去向那些名闻遐迩的女子致敬，但在18世纪的游人笔记中，却找不到相关内容。他们并非完全不涉足那种地方，只不过更多的是单纯的肉体交往。那些女子再怎么姿态优雅，终究是娼妇。

出身和教养兼备的贵族女性，出身和教养不输前者却让人有种遥不可及的修女，还有那些能歌善舞的演员，同时活跃于社会，“政妓”们的风头自然是不比从前。

在18世纪不断增长的自由女性们，待客方式也非常有趣。她们不会准备山珍海味，将屋子点得灯火通明，以博取北方客人的赞叹。访客通常会经过若干昏暗的房间，来到客厅坐下与女主人清谈一番。尽管对话的内容十分充实，但其间享用的食物只有西瓜和咖啡。以豪华著称的威尼斯贵族女性，生活竟然如此简朴，是客人们始料未及的。

与全盛时代相比，威尼斯当今的经济的确式微。然而，客人经过的那些未点灯的屋子里，随意摆放着的一个雕像，都能在伦敦市中心换一间房子；女主人抽屉里藏着的那些价值连城的珠宝首饰，大抵不会输给法国女王。作为同性，我认为她们那种云淡风轻的待客方式是真正体现了女性的自信。

话说回来，游客们并不是把焦点全放在这类事上。虽说旅行是有教养的绅士不可欠缺的行为之一，但著名的观光地总归还是要去的。游客在威尼斯停留的时间，少则8天，长则1个月。相较于如今的大众旅行时代，当时游客们游览的地方更多，内容也更扎实。虽然在那个时代，没有将珍品、古迹统统收集在一起的博物馆或美术馆，观赏起来比较麻烦，但他们应该比我们看到了更好的东西。

和如今一样，当时圣马可等教堂都向游客开放。如果想观赏各个教堂所收藏的宝物，即使没有本国大使的介绍信，但凡和教堂的神父通融一下，基本上都不会遭到拒绝。参观是免费的，不过按照当时的惯例，要捐些善款。

无论是圣马可教堂圆柱上的马赛克画，还是那座摆放在教堂正门前四座青铜马像，都可以近距离地观赏。虽然有人对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东西混居一堂、缺乏统一感颇有微词，但1204年作为战利品从君士坦丁堡带回的那4座青铜马像，让所有人都赞不绝口。拿破仑似乎也有同感，这位法国将军在征服威尼斯之后，向法国送回的第一件战利品就是这四座马像。

元首官邸也可以自由参观，只要不是正在开会的房间便无须特别的许可。为了防止这些来自上流社会的游客迷路而走到不该去的地方，官邸专门有人负责导游。这些精英游客总体人数不多，政府雇几个导游应该不会花费太多。

在共和国尚存的时代来到威尼斯的这些旅行者，虽然无法见识开会时的场面，不过能够近距离地看见出入元首官邸的威尼斯的政治家们，也算是一种补偿。

那些身穿黑色长袍，或者是以颜色区分职务的红色、紫色长袍的海狸的后裔，戴着法国流行的银色假发，但几百年来戴在威尼斯男人头上的黑色贝雷型帽子，既不能丢，也不能滑稽地顶在假发上，所以很多人只好拿在手上。参观元首官邸无须费用，只要付给导游一点儿小费即可。

圣马可广场的钟楼也是游客的必到之处。那时不像现在装有电梯，众人必须沿着螺旋式楼梯，一步步爬到楼顶。当时的钟楼里还保留着几个世纪前用来囚禁外国重要囚犯的房间，游客们要经过那里才能到达顶楼。

从钟楼的顶端眺望浮在海面上的威尼斯街道，景色应该与今日相差无几。威尼斯的街道自16世纪完成建设后，时至今日几乎都没有什么变化。不同的只有航行于海上的船只。游客们可以见到停泊在钟楼正下方的圣马可码头和对面斯基亚沃尼河岸的加莱船和帆船，也许还能够望见从码头起航前往利多外海或者是朱代卡运河上，大小帆船张满风帆一路向前的勃勃英姿。甚至有人可能会和像歌德一样，因为有幸见到了赫赫有名的威尼斯舰队而感动不已。

那些在5月造访威尼斯的游客，可以在耶稣升天节那天，很幸运地见到“威尼斯教”最大的祭典仪式——海婚节。

当然，那些有文化知识的游客，都很清楚威尼斯早已不是海洋国家。以现实的眼光来看，那种以婚礼的方式向世人宣告大海属于威尼斯的祭典，实在是有点儿不合时宜。不过在18世纪，至少还是能够体会到形式上的乐趣。

共和国元首从潟湖乘船前往利多，将象征婚姻的戒指投入海中。他的御用船叫“布奇托罗”（Bucintoro），每隔10年便重新打造一只。红色与金色相间的御用船，迎着春天灿烂的阳光，航行在蔚蓝的大海之上，那个场面足以让来自北方的旅人们心旷神怡。

18世纪末，拿破仑占领威尼斯后，下令将“布奇托罗”毁之一炬。如今我们只能从存放于海军博物馆的模型和卡纳莱托（Canaletto）的绘画中去想象它曾经的辉煌和美丽。在共和国灭亡后造访威尼斯的司汤达、拜伦、乔治·桑等文豪们，应该和我们有着同样的遗憾吧。那些在共和国余命尚存的年代来到威尼斯的人，即使没有遇上“海婚节”，还是可以在国有造船厂的船坞里，见识到这艘壮观的元首御用船。

说到18世纪以后的游客们最大的遗憾，非国有造船厂莫属。被称为“Arsenale”的造船厂，如今既不是船厂也不是军火库，因为设有意大利海军办事处，所以没有开放全域。18世纪的游客们比我们幸运。船厂的规模虽然不能与海上强国的时期相比，但仍然在造船，也存放着武器。对于这座史上著名的“Arsenale”，各国精英游客们谁都不会错过参观的机会。(www.daowen.com)

法国勃艮第（Bourgogne）地方的名士夏尔·德·布洛斯（Charles de Brosse）在1739年来到威尼斯时，造船厂正在建造18艘大型帆船，47年后歌德在参观造船厂时，也看到了制造工程，还登上了载有88门大炮的帆船。对威尼斯共和国历史有兴趣的人，一定会对他们的经历羡慕不已吧。歌德的观后感也很有意思：“这里，早过了全盛时期，却保留着最美妙的部分，宛如一个古老的家族。”

共和国灭亡后，改头换面的还有圣马可广场。尽管它的变化程度不及造船厂，但歌德和比他晚来30年的司汤达，两人看见的肯定是不一样的景象。圣马可教堂的东、北、南三面没有什么改动，但广场西侧一带的建筑物是共和国时代结束之后建成的。原本位于圣马可教堂正对面供奉圣吉米尼亚诺的教堂，已经荡然无存，原址上盖起的宫殿形的建筑，是拿破仑的行宫。

虽然18世纪时，美术馆尚未出现，但游客们并不缺乏欣赏艺术品的机会。公开展示的地方除了元首官邸、各教堂之外，各行业公会的大会堂里到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壁画，甚至个人的收藏品也可以参观欣赏。去人家一般不需要特别的介绍信，大多的主人都会表示欢迎。也许是因为来访的旅行者人数不多且身份高贵，所以主人家并不介意这些陌生人进入家中。顺便提一句，威尼斯城中不设军队但治安良好的情况也让游客们赞不绝口。

上文提到的法国名士布洛斯曾经写过一本威尼斯艺术品的目录，其中的数量和质量，远远高于当今。翻看这本目录，会发现有不少东西如今被收藏在卢浮宫或是伦敦国家美术馆。它们有的是在拿破仑占领威尼斯后，作为战利品带回了法国，有的则是被那些经济窘迫的贵族卖给了英国人。当时的英国，其强势的地位犹如20世纪50年代的美利坚合众国。如今威尼斯的美术馆、博物馆等设施完善，但后人能欣赏到的艺术品完全不能和18世纪的前人相比。

在共和体制健全的时代，艺术品禁止流往国外，哪怕收藏者有变卖的需求。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个故事：奎里尼家族曾经打算将一件传家宝卖到国外，那是一座古罗马时代制作的马库斯·阿格里帕的全身雕像。“十人委员会”闻讯后，派人去奎里尼家，对莫名其妙不知发生何事的主人家说：“十人委员会祝愿马库斯·阿格里帕一路平安，也祝奎里尼大人您旅途顺利。”

奎里尼不得不拆下雕像的包装，就此作罢。他不能为卖掉一件古董而被驱逐国门。

威尼斯政府在防止古代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品流失的问题上相当敏感，对当代艺术品的态度倒是非常宽松。不重视当代艺术，也许是任何一个时代和国家的通病吧。正因为如此，其他国家收藏的18世纪的威尼斯绘画作品的数量，要远高于威尼斯。

随着提香、委罗内塞、丁托列托三位巨匠的出现，威尼斯画派在16世纪迎来了黄金时代。尽管之后盛世不在，但威尼斯画派在18世纪时，仍然引人瞩目、人才辈出。乔瓦尼·巴蒂斯塔·蒂耶坡洛（Giovanni Battista Tiepolo）、绰号“卡纳莱托”的安东尼奥·卡纳列（Antonio Canale）、彼得罗·隆吉（Pietro Longhi）、弗朗西斯科·瓜尔迪（Francesco Guardi）这些画家的作品，绝对值得任何一流的美术馆为他们专辟一室。

除了蒂耶坡洛的作品以古代为主题，卡纳莱托、隆吉、瓜尔迪这三位画家的焦点都锁在威尼斯。如果说提香、委罗内塞、丁托列托着重表现的是16世纪威尼斯的精神力量，那么，18世纪的这三位画家只专注于威尼斯的景色风光。这和威尼斯从强国变成观光地多少是有点儿关系的吧。

从海上看到的元首官邸（卡纳莱托绘）

卡纳莱托的作品是因英国人的追捧而闻名的。作为当时的经济大国，很多英国人为了成就绅士教养来到威尼斯。在没有照片和明信片的年代，那些富裕的游客大多会买下准确描绘威尼斯街景的卡纳莱托的绘画作为旅行纪念带回故乡。

由于这些身份地位高贵的游客在威尼斯通常会和本国的大使见面交流，发现国人这个喜好的英国大使史密斯便开始做起了卡纳莱托的经纪人。就这样，大量卡纳莱托的画作，经史密斯之手流向了英国。

修女院会客室的风景（瓜尔迪绘）

史密斯的买价似乎很低。原本有人问津就很开心的卡纳莱托，随着作品销路越来越好，逐渐心生不满，打算跳过史密斯，自己直接卖画。1739年造访威尼斯的法国人布洛斯在其文章中曾经提及，由于需求过大，市面上几乎买不到卡纳莱托的作品。作品价码的不断上升，给了卡纳莱托自信。1750年，他带着数张画作，渡过多佛海峡前往英国。

卡纳莱托的英国之行大获成功。在旅居英国10年间，他创作了大量以伦敦、牛津为主题的风景画。如今，在伦敦国家美术馆可以欣赏到他的部分作品，不过英国王室和贵族收藏了更多的画作。如果要举办一个卡纳莱托全部作品展览会的话，英国肯定是首选之地。

瓜尔迪比卡纳莱托年轻15岁，同样出生于威尼斯，也同样是一位擅长描绘威尼斯风情的画家。不知是因为他的作品不如卡纳莱托受外国人欢迎，还是比卡纳莱托更受本国人的喜爱，瓜尔迪一生都没有离开过威尼斯。如果将他们两人的作品并列挂在起居室，即使是外行也能看出画风的不同。如果将卡纳莱托的画比作是光，瓜尔迪的画便是影。卡纳莱托笔下是安静的，而瓜尔迪则是流动的，更接近浪漫派。

在我对威尼斯历史尚不熟悉的时期，比较偏好瓜尔迪的作品，他的画有一种诱人进入未知世界的魅力。然而，在我即将完成威尼斯历史，看着它走过一生的当下，却喜欢上了有明信片之嫌的卡纳莱托的绘画。也许是因为此时的我，已是满心的感怀，对那些引人入胜的东西，多少是有点儿不能承受了。

另一位画家隆吉，一生都在画着同胞的日常生活。他的作品透着温暖，时而也带点儿嘲讽，但在感情上还是相当克制，尽量以平静笔调描绘着威尼斯的风俗。隆吉生前并没有引起多少外国人的关注，因此，留在本国的作品多于上述两位画家。不过在共和国灭亡之后，其作品也散落到世界各地的美术馆。

如今的我们能目睹那些幸运保存下来的遗迹，便感到十分满足。但18世纪的游客们要求的可不止这些，因为那时的威尼斯还是鲜活的，有更多的内容可以呈现，比如说音乐和戏剧。

音乐和戏剧融合一体的歌剧，据说在1600年前后诞生于佛罗伦萨和曼托瓦。大约在10年之后，歌剧作曲家克劳迪奥·蒙特威尔地（Claudio Monteverdi）应威尼斯政府之邀来到当地。在他的指导下，威尼斯歌剧很快成了欧洲的前锋。

原本只属于宫廷余兴的歌剧，1637年首次在剧场公开上演，只要付钱买票，人人都可欣赏。这种公共剧场之所以最先出现于威尼斯，一来是因为共和国没有宫廷，二来是威尼斯人向来有全民自由参加祭典的传统。到17世纪末期，威尼斯共有17家剧院，其中至少有4家每季都有歌剧上演。仅14万人口的城市拥有如此众多的剧院，真是让人既惊讶又羡慕。顺便提一句，如今的威尼斯城只有一家剧院。

乔装的男女（隆吉绘）

17世纪是威尼斯歌剧鼎盛时期。不过，相较于故事情节和音乐，那时的观众们似乎更爱不断变换的舞台布景。各种幻想、战斗、船难的场面以及诗一般的田园风景……许多威尼斯人因为喜欢看舞台从而爱上了歌剧。威尼斯的舞台设计在欧洲大名鼎鼎，不少设计师甚至受聘前往巴黎、罗马、维也纳等地。卡纳莱托的父亲就是一名舞台设计师。

维瓦尔第肖像

进入18世纪后，歌剧依然人气不减，单独的音乐演出也逐渐多了起来。威尼斯能够成为欧洲一流的音乐国家，是因为维瓦尔第。维瓦尔第的父亲是圣马可教堂的小提琴手，他本人也是位优秀的小提琴手。由于担任神职工作，又有一头红色的头发，所以被人称作“红发神父”（Prete Rosso）。维瓦尔第一生中写了40余部歌剧，但他最大的才华是在器乐体裁，特别是协奏曲的创作。

维瓦尔第在当时就颇有名气，巴赫演奏过他创作的曲目。1716年，阿姆斯特丹还出版了他的乐曲集。他本人也曾经受邀去罗马、曼托瓦、佛罗伦萨等地演出。

此外，维瓦尔第还担任过类似音乐学校校长的职务。威尼斯自古以来有4家大医院，医院属下还有孤儿院。维瓦尔第的工作就是教导孤儿院的女孩们学习音乐。这个音乐学校从17世纪末期开始得到国家的援助，学生们无论是器乐或声乐都演技精湛，吸引了所有到访威尼斯的游客。

在演唱歌曲的女孩儿中后来诞生了数位明星，因为有贵族的后援，不少人都成了成功的歌手。这些在孤儿院长大的女孩儿，通常只有去大户人家或修道院做佣人的黯淡未来，但如果有一些音乐上的才华，嫁入豪门也不是没有可能。因此，学生们都学得非常认真。作为老师的维瓦尔第想来也会为这群勤奋、优秀的女弟子而感到骄傲吧。多梅尼科·斯卡拉蒂（Domenico Scarlatti）就是被其父亲送来威尼斯，在这类音乐学校学习技艺的。

以维瓦尔第为代表，阿尔坎格罗·科莱里（Arcangelo Corelli）、阿尔比诺尼·托马索（Albinoni Tomaso）、贝内代托·马尔切洛（Benedetto Marcello）等作曲家的活跃，使得威尼斯乐派在18世纪达到了顶峰，威尼斯也成了西欧音乐的一大中心地。相信日后来到威尼斯的乔治·腓特烈·韩德尔（George Frederick Hande），必定在音乐上获取了甚多的经验。

在18世纪与音乐同时迎来全盛时期的，还有戏剧。它同样是面向公众售票。

剧场的内部设计，与今日欧洲的歌剧院基本相似，但一楼中间的座椅只提供给庶民女子，其他人都站着观看。威尼斯剧场没有特别的贵宾席，贵族的包厢也都是统一设计。当然位置越往上，票价就越便宜。开幕前的剧场，热闹非凡。小贩们殷勤地兜售着糖煮苹果、梨子等小吃，也有人把茴香水、咖啡、冰淇淋、橘子、甜甜圈、干栗、南瓜子等各种零食放在一个篮子里，提着它在剧场里跑来跑去。

大幕拉开后，小贩们不再吆喝，但场内仍是一片喧嚣。挤在舞台前排的贡多拉船夫们，但凡演员登场，必大声鼓掌叫好，澎湃的激情让包厢里的老爷太太们也乐不可支。这也成了威尼斯剧场不同于其他地方的一大特色。

贡多拉的船夫们不是真爱戏剧。剧作家哥尔多尼（Carlo Goldoni）对这些不得不在剧院外等候客人的苦力心生怜悯，特地在舞台边划出一块区域，供他们免费观赏。阅人无数的船夫们，对剧情的反应敏锐且准确，据说带给哥尔多尼不少灵感。

除了画家卡莱纳托、作曲家维瓦尔第，喜剧作家卡洛·哥尔多尼也是一位为18世纪的威尼斯文化带来光辉的人物。哥尔多尼出生于威尼斯的医生家庭，成年后在父亲的安排下，去大学学习法律。在写剧本不能维持生活的年代，法律工作为经济并不富裕的哥尔多尼挣得了生计。不过，他还是常常逃课跟着剧团四处巡演，看来是天生热爱戏剧。

在哥尔多尼出现之前，意大利盛行插科打诨的“即兴喜剧”（Commedia Dell'Arte）。演员大多戴着假面，台词基本上是靠当场发挥。

哥尔多尼摒弃了即兴表演的旧习，要求演员按照事先编好的台词进行表演。由于长期的剧团经验，哥尔多尼熟知每个演员的才能和性格，因此演员很快就能记住他写的台词。没多久，剧团便正式委托哥尔多尼编写剧本。1749年，年过40的哥尔多尼与剧团签订了一年8部剧本的合同，剧本费是450达克特。按照合同中的金额，哥尔多尼的年薪大概能够与蒙特韦尔迪（Monteverdi）相媲美。不过，在18世纪，剧作费尚未独立计算，估计哥尔多尼最终无法拿到全额。

哥尔多尼肖像

时至今日，哥尔多尼的作品仍然是米兰皮科洛剧场（Piccolo Teatro）的保留节目，日本也上演过多次，这里不再赘言。哥尔多尼的戏剧比现实更接近现实，即使人物戴着面具亦不失自然之性。歌德在威尼斯观赏过哥尔多尼的戏剧之后，不禁感叹：“我终于可以说，我看到了一出喜剧！”

在精彩好戏渐少的当今，唯有歌德的文字，能够让我们仿佛置身于18世纪威尼斯剧场之中，感受剧作家、演员、观众融为一体的那种幸福的氛围。他在《意大利游记》中那段对威尼斯剧院栩栩如生的描述可以说是对18世纪威尼斯戏剧以及哥尔多尼成功原因的最佳诠释。歌德是这样说的：

“在这里，人们又成为戏剧赖以生存的基础。观众参与演出，与舞台上的剧情水乳交融。白天，他们是买方和卖方，是乞丐、贡多拉船夫、接生婆，律师及其对手，在广场、小路，贡多拉上、大屋内，大声叫喊、发誓、悲鸣、推销叫卖、唱歌游戏、亵渎神灵，自有不同的生活。当夜幕降临，人们走进剧院，观看和聆听他们白天的生活。通过艺术再现的日常，显得温文尔雅，虚构的故事和面具使其脱离了现实。但戏中所呈现的风土人情，又再次拉近了观众与现实的距离。

“对于舞台上的一切，观众们像孩子般兴高采烈。他们不断地大叫，鼓掌喝彩、放声大笑，从清晨到夜晚，不，应该说从午夜到午夜。对他们而言，人生即是如此。”

有趣的是，不仅是喜剧，观众在观赏悲剧时同样反应激烈。当威尼斯悲剧作家的代表人物卡洛·戈齐（Carlo Gozzi）的作品在剧场上演时，中间出现暴君交给儿子一把剑，令其杀死站在边上的妻子的场景。台下的观众突然发出抗议，大叫着：“岂有此理！”由于抗议的声浪过大，戏被迫中断。观众们要求暴君收回利剑，这戏还怎么演下去！情绪激动的观众弄得台上的演员们手足无措。这时，扮演儿子的演员站出来对着台下说，一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结局，请各位暂作忍耐。

当时在场的歌德，一定是笑得乐不可支。他在文中写道：“从剧本的角度而言，那一段与整体内容相悖，既奇怪又愚蠢。所以，我愿意站在感觉敏锐的观众们一边。”

对喜剧或悲剧，感觉敏锐的不仅是站在剧场一角免费观看的贡多拉船夫和挤得水泄不通三楼的平民观众，那些优雅地坐在一楼、二楼包厢里的贵族、富豪，尽管表达方式有所不同，但本能反应还是一样的。如果剧情无聊，众人便开始说话聊天，忍无可忍时，会拿起手中的扇子敲打扶手。贵为元老院议员，照样会不顾及周围的看客，大声长叹：“今晚的戏真是令人绝望！”，然后噼里啪啦地踢开椅子，拂袖离去。

面对这些挑剔的观众，威尼斯的剧作家和演员们，势必是战战兢兢。话说回来，观众们倒不是否定虚构，但虚构的情节必须有说服力，能让大家陶醉其中。在威尼斯时每晚都去观戏的歌德，几乎每每都会在剧场遇见法国驻威尼斯共和国最后一任大使的夫人玛利亚·奎里尼。这位超级戏迷的贵夫人，在1795年从巴黎寄给威尼斯一位女朋友的信中写道：“我在这里也经常去看戏。巴黎的观众和威尼斯的观众大不相同，演出中没有人会说话，从头至尾，每个人都很规矩、安静。”

奎里尼夫人的信，让我想起曾几何时听费德里科·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说过的一段话：“在罗马和米兰，人们去看电影的心情是不同的。米兰人为了提升修养而进电影院，罗马人则为了寻求快乐。所以，两地人对剧情的反应相差甚远。”

除了上述的内容，威尼斯另外还有两项令18世纪的北方游客们兴趣盎然的特色活动——赌场和狂欢节（Carneva）。今日的游客也有机会体验这两项活动，不过规模已经很小，成了单纯的娱乐，不像那个时代，虽然内容有些负面，却韵味十足。

威尼斯人不是在18世纪才突然迷上赌博的。水手们会以赌博来打发漫长而无聊的海上日子。16世纪时，有人写信给在商船上担任石弓手的儿子，告诫他不要参与船上的赌博。可见，威尼斯人和赌博的关系缘来已久。政府为了拉近与民众的距离，曾经在元首官邸一楼的回廊上摆上闲坐的石椅，没想到有人曲解了这份好意，在此聚众赌博，让官家伤透了脑筋。不过，在威尼斯人有很多正事要忙的那个年代，赌博基本上还属于怡情的程度。

1638年，威尼斯开设了第一家合法的赌场。这家由贵族马可·丹多洛（Marco Dandolo）经营的赌场位于圣莫伊塞桥附近，通称“圣莫伊塞赌场”（Ridotto di San Moise）。Ridotto的意思接近于“沙龙”，进入18世纪后，此类“沙龙”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威尼斯。和剧院一样，赌场的持有人大多是贵族。

进入赌场豪华的玄关，首先经过的可谓是名副其实的沙龙。在那里，有咖啡、热可可、奶酪、葡萄酒等饮料提供，不打算赌博的人可以就地坐下喝饮品，聊聊天，倘若脚步继续向前，里面便是一间间令人心跳加速的游戏房了。

每张赌桌上都坐着一位贵族主持赌局，力保全过程在优雅的气氛中进行。庶民也可以玩，不过他们另有专属区域。和剧院不同，赌场因社会地位和经济能力，自然地分成不同的等级。威尼斯规定，贵族赌博时必须戴上假面。

与外间人声鼎沸的沙龙不同，房内非常安静，只听得见切牌的声音。在奇异的白色面具掩盖下，赌客们的喜怒哀乐，唯有从他们摸牌的手看出些端倪。大把大把的金钱在桌面上移动，一夜之间，有人输掉了帕拉第奥设计的华美别墅，也有英国地主耗尽了一年的意大利旅费。

黎明来临，有些赌客会散步去里亚尔托的早市，释放一夜的疲劳。威尼斯警察的记录中没有跳河自杀的记载，也许当时的赌客们都有着坦然接受命运的格调吧。话说回来，当时在欧洲，威尼斯赌场的高额赌注是十分出名的。

说到狂欢节，感觉和威尼斯的剧场的气氛非常接近。也许是因为它们在同一时期进行，两者都是演出，只不过嘉年华的舞台更大，是整个威尼斯城。

基督教国家的嘉年华会通常都在新年过后的1月6日主显节（Epifania）的第二天开始，一直持续到四旬斋节（Lent）当日，长达两个月之久。当节日接近尾声，即从“肥美的星期四”到“肥美的星期二”的一周左右，狂欢节进入了最高潮。

在18世纪的威尼斯，狂欢节从10月的第一个星期日便已经开始，持续至12月15日。戏剧节也同时开幕。不过，这个阶段的狂欢节活动只限于下午举行，其余时间的作息一如平常。除了清晨早市休业之外，店家依旧是上午8点开门，晚上9点打烊，政府机构正常上下班，咖啡馆营业至午夜12点。不过，从下午1点开始，人们可以乔装打扮，戴上面具。

从12月15日开始至圣诞，为了表示宗教上的敬意，乔装和剧场演出一律禁止。狂欢节活动在圣诞节结束后的第二天重新开始，直至四旬斋节。狂欢节再开之后，人们可以终日戴着面具，穿奇装异服，店家等照常开门做生意。大白天戴上面具，哪怕只是去街角买个面包，也绝不会被人耻笑。黑夜降临后，各个剧院竞相打出人气剧作家和演员的招牌，争夺观众，这是剧场最卖座的时节。

18世纪威尼斯的狂欢节，进入四旬斋节后还不算完，只是欢乐的气氛相对收敛一些。四旬斋节结束后便是复活节，复活节后的一个月则迎来耶稣升天节。虽然这是全体基督徒的一个节日，但对共和时代的威尼斯而言却有着另一层特殊的意义，因为这一天也是与大海结婚的“海婚节”。

在“海婚节”前后的15天里，圣马可广场变成了一个大展示会场。广场四周的回廊下临时搭建的摊位鳞次栉比，卖着各种各样的东西。身兼理发师和牙医两职的手艺人也在此设摊，替人修剪头发，拔掉坏牙齿。各家剧场自然是当仁不让地重新拉开了帷幕。直至1786年，圣马可广场的四周除了靠近圣马可教堂的一侧之外，另外三边尽是由新古典派的圆柱围成的回廊。热闹非凡的景象仿佛是剧场的舞台直接搬到了广场。人们挖空心思把自己乔装打扮成别人的模样，在广场上漫步游逛。5月和10月，是海上威尼斯最美丽、最舒适的季节。

如果只想做一个纯粹的看客也绝对不会无聊，光是看看那些扮演着不同角色的人，便足够有趣。除此之外，大运河上有加莱船比赛，甚至还专门设有女子赛程。狮子、犀牛、大象纷纷登场，连气球都上场助兴。威尼斯人在作秀这一领域同样做得彻头彻尾，毫不含糊。

一年中有6个月尽情享乐的威尼斯狂欢节，最大的特色还是乔装。人们可以根据各自的喜好，扮成任何模样，有人就把自己变成了土耳其人、印度人或阿拉伯人。不过，最受众人喜爱的，当属威尼斯喜剧中常常出现的丑角“阿莱基诺”（Arlecchino）、“潘特莱奥内”（Pantaleone）的装扮。当然，并不是人人都得弄得如此隆重，威尼斯人的乔装，其实很简单而且费用不高。

首先，要有一件长至脚踝、能裹住全身的黑色斗篷。这种棉质的黑色长袍威尼斯人一年四季都穿，所以谁家都不会缺。另一件不可或缺的道具就是白色假面。面具用几层白纸制成，用石膏粘住后剪出形状，鼻子像鸟嘴一般突起，只露出眼睛的部分，遮住上半张脸。年轻的女孩子，偏爱戴仅遮住脸中央的黑色假面，然后再覆上白色的丝绸盖住其余的部位。

披上黑色斗篷、戴上白色面具之后，再用叫作“包塔”（Bauta）的黑色丝绸面纱从头盖到下巴。“包塔”通常垂到肩膀，可以裹住上半身，头上则戴着拿破仑喜爱的双角横向左右两侧的二角帽。

这样，乔装就算完成了。当然，这是最基本的装扮，不少人会根据偏好再另配装饰。

威尼斯式的面具，从任何意义上来说，都接近于理想的装束。它没有男女之别、阶级之分，在一定的范围内，甚至可以消除年龄上的差别。在允许乔装的时期，戴上面具的渔夫可以自由出入贵族的宅邸，良家妇女可以混在妓女中间拉客，平素道貌岸然的元老院议员可以公然地将手伸进比孙女年纪还小的女孩的胸口，名闻遐迩的帕多瓦大学的教授可以在贡多拉的船舱里，拉上窗帘与贵族夫人幽会……只要戴上面具，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无须担心招惹是非。一旦隐藏住自己的身份，人生顿时变得轻松、多样。

在超过千年的历史上，威尼斯共和国曾经几度创造了“神话”。上升期时对国家独立的执着，全盛期时巧妙的政治和外交，然后是18世纪在西欧人心目中树立起的极乐之都的印象，这些神话，几乎都接近真实。

在贾科莫·卡萨诺瓦（Giacomo Casanova）以及当时北方游客们留下的文字中，18世纪威尼斯的快乐并没有那种因末日将至而爆发的自我毁灭般的放纵，不过是充满了轻薄的欢愉，而这种氛围在每一个时代多多少少都会出现。

如果说盛极必衰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的话，至少应该像威尼斯那般优雅地老去。犹如一个克服了种种病痛、试炼的老人，威尼斯以平静的姿态，迎接死亡。

【注释】

[1]森鸥外：日本大正至明治时期的文学家、翻译家。——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