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的影响

在日本这一亚洲战争策源地形成并积极向东亚大陆扩张，尤其是从七七事变开始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大背景下，《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对中国、苏联和日本三方均产生了巨大影响。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在形式上和性质上是互不侵犯的条约，字面意思就是缔约双方互不侵犯和互不支持侵略，也不针对第三国。正如当时中国《中央日报》社论所言:“互不侵犯条约是近年国际间消极维持两国和平的方法，性质是消极的，作用是精神的，若因此误解为抗战中突来的什么援助，或者我们立国精神与主义要发生什么变化，那是愚蠢，并是不幸。”^[93]中国政府在公布条约之前预先通知各国驻华使节说该条约只是一种模式化的东西，没有任何新内容。^[94]1937年8月29日，苏联外交部也分别致电苏联驻英美德意日等国大使，说明这一条约并没有在现时针对某一国的含义。^[95]但是，这些都不过是为了避免刺激日本的外交辞令而已，条约的实质性内容远远超出了其形式意义，它已经超越了互不侵犯意义而具有了某种互助色彩。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之时，正值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际。在这个时候签订该条约无疑表示苏联在政治上和道义上对中国的巨大支持，同时也暗含了两国共同对付日本侵略的意味。而此后作为条约补充的军事协议又给中国提供了难得的军事物资援助。中国抗战当时的外交部长王宠惠评论说:“互不侵犯条约，实有重要意义。除消极方面互不侵犯外，缔约国之一方受第三国之侵略时，他方不得对于该侵略国予以任何协助，或有不利于被侵略国之举。简言之，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苏方不能援助敌人。在实际上，抗战以来，苏俄以物质助我已实属不少。”^[96]在条约签订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苏联成为援助中国抗日最主要的国家，虽然其中不排除它为自己利益所做的考虑，但是无论如何，苏联对中国进行援助的积极意义还是不能抹杀的。从这一方面来看，尽管苏中两国未能按中国的意图签订互助条约，但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已经超出了该条约的属性，与互助条约相差的只是苏联直接出兵对日作战了。对中国而言，该条约还是物超所值。正如蒋介石私下向英美等国解释时所说的那样:在此形势不佳之时，“我与俄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利多而害少”^[97]。

另外，该条约的签订还进一步消除了两国以往关系中的消极影响，两国在共同应对日本侵略的利益支点上确立了两国的战时互利合作关系，成为20世纪中苏关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98]

面对日本在远东的威胁，苏联出于其全局战略考虑，力图避免直接介入中日战争，对日本采取了守势。但是，苏联并不愿意看到中国被日本迅速征服，使日本得以利用中国巨大的人力、物力资源来实现其“北进”计划，更不愿意出现它最为担心的中国置身事外或者是中国投靠日本参与日苏冲突的局面。出于这一目的，苏联一方面对日本在中国的扩张妥协迁就，如在中东铁路和伪满洲国问题上的政策与做法，另一方面又不放弃与中国的谈判。但是，在谈判中，它先是提出没有实现可能的具有集体安全性质的太平洋公约，在此幻想破灭之后又提出条约的性质为互不侵犯条约，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一直避免签订互助条约。

另外，从条约签订时双方的秘密宣言中我们可以看出，《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断绝了中国与日本妥协的可能，苏联在远东地区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反苏因素，坚定了中国的抗战信心，利用中国的抗战来达到牵制日本北进入侵苏联战略的实施。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我们看到，在整个战争期间日本一直未发动对苏联的战争。即使是在苏德战争爆发之初苏联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况下日本也未轻举妄动，这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后来签订的《苏日中立条约》使然，而是日本陆军大部分深陷中国抗日战争的泥淖而导致日本无力再对苏联发起进攻。关于这一点，日军参谋总长杉山元在1941年6月22日至28日的内阁联席会议上反驳外相松冈对苏开战主张时称:“日本现在中国使用的兵力很大，北进对苏开战实际上办不到。”^[99]与此同时，条约的签订本身就意味着中国对1935年中东铁路的非法售让、1936年《苏蒙互助议定书》等这些由苏方酿成的影响苏中关系发展的障碍的默认或者说是暂时的搁置。从各方在条约中的得益情况来看，苏联是《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最大赢家。

20世纪30年代的远东，决定战和大局的是中日苏三国。所以，尽管日本不是条约的当事方，但是日本作为亚洲的战争策源地，对整个远东的安全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尽管条约本身说明不针对第三方，但从当时远东的形势来看，苏联和中国缔约防范日本进攻的意图还是十分明显的。日本对此也心知肚明。因此，《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日本的反应最为敏感。日本外务省认为:“中国竟与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实予日本以最大的威胁。”^[100]1937年9月1日，日本外相广田与美国驻日大使格鲁会谈时也表达了其不满情绪:“苏联和中国选择在这个时候和在这种局势下缔结条约，这是令人遗憾的。”^[101]自此，日本在侵略中国的时候还必须考虑苏联潜在的威胁。在整个战争期间，日本精锐的关东军一直驻扎在中国东北不能说没有这方面的考虑。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日本引诱拉拢中国缔结反苏军事同盟企图的破产，预示着它在中国的侵略必然会遭到节节抵抗。与此同时，苏联在军事物资和人员方面对中国的大力支持，使得日本在中国战场上所面临的对手更为棘手。如此看来，日本是十分不愿意看到《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与实施的。因此，《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增加了日本对苏中进一步加强合作的担忧，当时日本就怀疑苏中两国之间除条约之外还有秘密协定存在。对于日本而言，姑且不管有无秘密协定，只凭“不侵略间的结合便是对于侵略者有力的打击”这一点便足以令其侵略气焰受挫，更何况苏联还对中国提供了大量的军事物资和人员等援助。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8月21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苏联对华政策的发展可谓是一波三折。其中如何应对日本在远东的咄咄逼人之势是苏联在远东政策的首要考虑。为达此目的，它时而与中国谈判，希冀利用中国以牵制日本，时而又谋求与日本妥协，甚至完全不顾及中国的主权和利益，在中国和日本之间玩弄双重外交，力求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在远东的安全与利益。最终，在日本与德国签订针对苏联的《反共产国际协定》、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并在苏中边界不断对苏联进行挑衅的国际大背景下，苏联感到自身所面临的威胁与日俱增，因此为了避免使自己陷入两线作战的不利境地，遂通过谈判与中国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通过这一条约及相关协定，苏联在大力支持中国抗战的同时也达到了牵制日本的目的，从而也确保了自己在东线的安全，同时也为后来苏联在对华政策上的“援华制日”创造了基础和平台。

【注释】

[1]田保国:《民国时期中苏关系(1917—1949)》，济南:济南出版社1999年版，第40页。(后文引述该书，仅注明作者及书名、页码。)

[2]1928年7月17日，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大会根据布哈林的报告通过《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提纲，首次提出“第三时期”理论。这个理论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世界政治形势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资本主义制度处于严重危机、无产阶级采取直接革命行动时期;第二时期是资本主义制度渐趋稳定、资本主义经济复兴时期，也是无产阶级大军几次严重失败被削弱后继续进行自卫斗争的时期;第三时期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内部矛盾愈演愈烈的时期。在共产国际“第三时期”问题上，布哈林与斯大林的观点有根本分歧。斯大林认为，第三时期是资本主义稳定趋于瓦解，新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资本主义走向崩溃的时期。布哈林认为，第三时期资本主义仍在稳定发展且有了新的特点，稳定虽不排除危机，但稳定过程的瓦解并不是生产力停滞、资本主义直接崩溃的结果，而是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资本主义世界范围内各种矛盾加剧的结果;资本主义稳定决定了世界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世界革命重心已转向东方，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将主要是“外部矛盾”的结果;第三时期共产国际的斗争策略不应是发动世界革命，而应是反对法西斯主义危险，为此要继续执行发展广泛统一战线的方针。这次论战以布哈林的失败告终，斯大林的理论成为共产国际的主要指导策略，各国共产党因此推行了一系列“左”的方针，给各国革命造成了严重危害。(高继文:《布哈林论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的理论与策略》，《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

[3]王铁崖主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423～424页;薛衔天、黄纪莲、李嘉谷、李玉贞:《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7页;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四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331～338页。(后文引述该书，仅注明作者及书名、卷数、页码。)

[4]胡德坤:《中日战争史(1931—1945年》(修订本)，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后文引述该书，仅注明作者及书名、页码。)

[5]有学者指出:“中东路事件是中国国民政府和东北地方政府为收回中东路主权，派军队以武力接管中东路同苏联发生的对抗冲突事件。接管虽然没有成功，但它仍不失为一个被压迫民族国家要求收回被沙俄帝国主义掠夺去的中东路主权的正义行动。这是事件的主流和实质。苏联在这一事件中却为坚持继承沙俄攫自中国的特权，做了‘侵害中国的事情’”。(王春良:《应该准确评述“中东路事件”》，《聊城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6]复旦大学历史系近代史教研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下卷，第1分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80页。(后文引述该书，仅注明作者及书名、卷数、页码。)

[7]程道德等编:《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40页。(后文引述该书，仅注明作者及书名、页码。)

[8]复旦大学历史系近代史教研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下卷，第1分册，第182页。

[9]程道德等编:《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第542页。

[10]复旦大学历史系近代史教研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下卷，第1分册，第183页。

[11]程道德等编:《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第540～545页。

[12]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后文引述该书，仅注明作者及书名、页码。)

[13]B.A.巴尔明:《1941—1949年苏中关系中的新疆》，兰州: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译，2007年，第126页。(后文引述该书，仅注明作者及书名、页码。)

[14]陆军、杜连庆:《张学良与东北军》，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4页。

[15]胡德坤:《中日战争史(1931—1945年》(修订本)，第8页。

[16]1916年5月，日本法西斯思想家北一辉在《中国革命外史》中提出，日本应取代英国成为“亚洲的盟主”。(胡德坤:《中日战争史(1931—1945年》(修订本)，第4页。)

[17]1916年10月，日本法西斯思想家大川周明在《印度国民运动的现状及其由来》中提出，日本应该成为“亚洲的领导者”。

[18]［苏］安·安·葛罗米柯、鲍·尼·波诺马廖夫主编:《苏联对外政策史(1917—1945)》，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18页。(后文引述该书，仅注明作者及书名、页码。)

[19]［苏］安·安·葛罗米柯、鲍·尼·波诺马廖夫主编:《苏联对外政策史(1917—1945)》，第318页。

[20]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Т.XIV.—M.:Политиздат，1968.C.627.(苏联外交部外交文件出版委员会:《苏联外交政策文件集》，第14卷，莫斯科:政治出版社1968年版，第627页。)(后文引述该书，仅注明作者及书名、卷数、页码。)

[21]［英］《当代史杂志》，1984年4月，第322页。

[22]陈觉:《国难痛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591～1592页。

[23]［苏］安·安·葛罗米柯、鲍·尼·波诺马廖夫主编:《苏联对外政策史(1917—1945)》，第318页。

[24]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革命文献》，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1967年版，第40辑，总第9378页。(后文引述该书，仅注明作者及书名、卷数、页码。)

[25]《国闻周报》，第8卷，第39期。

[26]《大公报》(天津)，1931年9月25日。

[27]［苏］安·安·葛罗米柯、鲍·尼·波诺马廖夫主编:《苏联对外政策史(1917—1945)》，第318页。

[28]洪育沂:《1931—1939年国际关系简史》，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28页。

[29]王替夫口述:《黑龙江文史资料》，第25辑，《伪满外交官的回忆》，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5页。(后文引述该书，仅注明作者及书名、卷数、页码。)

[30]王替夫口述:《黑龙江文史资料》，第25辑，《伪满外交官的回忆》，第41～44页。

[31]《申报》，1931年9月26日;《红旗周报》，第20期。

[32]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Т.XIV.—M.:Политиздат，1968.C.534.(苏联外交部外交文件出版委员会:《苏联外交政策文件集》，第14卷，1968年版，第534页。)

[33]［苏］С.Ю.维戈兹基等编:《外交史》，第3卷，下册，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744～745页。

[34]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Т.XIV.—M.:Политиздат，1968. C.545.(苏联外交部外交文件出版委员会:《苏联外交政策文件集》，第14卷，1968年版，第545页。)

[35]《国闻周报》，第8卷，第39期。

[36]曹锡珍:《中苏外交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1年版，第57页。(后文引述该书，仅注明作者及书名、页码。)

[37]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85、166～167页。(后文引述该书，仅注明译者及书名、卷数、页码。)

[38]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二)，第168、277页。

[39]《国难会议》(1932年4月12日)，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编:《中国国民党历史教学参考资料》(校内用书)，第2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1985年，第499页。

[40]蒋中正:《苏俄在中国》，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3年版，第69页。

[41]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Т.XIV.—M.:Политиздат，1968. C.490.(苏联外交部外交文件出版委员会:《苏联外交政策文件集》，第14卷，1968年版，第490页。)

[42]［日］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第4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53页。(后文引述该书，仅注明作者及书名、卷数、页码。)

[43]国际关系学院编:《现代国际关系史参考资料(1917—1932)》，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第423～424页。

[44]［苏］安·安·葛罗米柯、鲍·尼·波诺马廖夫主编:《苏联对外政策史(1917—1945)》，第317页。

[45]［苏］安·安·葛罗米柯、鲍·尼·波诺马廖夫主编:《苏联对外政策史(1917—1945)》，第318页。

[46]张效林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372页。(www.daowen.com)

[47]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Т.XVI.—M.:Политиздат，1970.C.767.(苏联外交部外交文件出版委员会:《苏联外交政策文件集》，第16卷，1970年版，第767页。)

[48]《大公报》(天津)，1932年12月14、15日。

[49]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Т.XV.—M.:Политиздат，1969.C.681-682.(苏联外交部外交文件出版委员会:《苏联外交政策文件集》，第15卷，1969年版，第681～682页。)

[50]《大公报》(天津)，1932年12月14日。

[51]《大公报》(天津)，1932年12月14日。

[5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8页。(后文引述该书，仅注明译者及书名、卷数、页码。)

[53]《苏联问题研究资料》(合肥)，1986年第3期，第50页。

[54]吉林社会科学院编:《满铁史资料》第2卷“路权篇”，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219～1220页。(后文引述该书，仅注明作者及书名、卷数、页码。)

[55]苏联科学院、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委员会编:《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19页。(后文引述该书，仅注明作者及书名、页码。)

[56]《真理报》，1936年3月1日。

[57]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国际条约集》(1934—1944)，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57～58页。(后文引述该书，仅注明作者及书名、页码。)

[58]付启学:《中国外交史》，下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550页。

[59]《中央日报》，1936年4月12日。

[60]《中央日报》，1936年4月12日。

[61]厉声:《(1600—1900)新疆对苏(俄)联贸易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47～748页。(后文引述该书，仅注明作者及书名、页码。)

[62]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编:《中国国民党史文献选编(1894—1949)》，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230页。

[63]罗志刚:《中苏外交关系研究(1931—1945)》，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2页。(后文引述该书，仅注明作者及书名、页码。)

[6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251页。

[65]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下卷，第1分册，第193页。

[66]田鹏:《中俄邦交之研究》，南京:中正书局1937年版，第151～152页。

[67]李嘉谷:《合作与冲突:1935—1945年的中苏关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8～39页。(后文引述该书，仅注明作者及书名、页码。)

[68]罗志刚:《1931—1937年的苏联远东政策和外交》，《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

[69]《苏俄评论》，第10卷，1935年第4期，第7页。

[70]耶·马·茹科夫主编:《远东国际关系史(1840—1949)》，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447页。

[71]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Т.XVIII.—M.:Политиздат，1972.C.537-539.(苏联外交部外交文件出版委员会:《苏联外交政策文件集》，第18卷，1972年版，第537～539页。)

[72]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Т.XVIII.—M.:Политиздат，1972.C.590.(苏联外交部外交文件出版委员会:《苏联外交政策文件集》，第18卷，1972年版，第590页。)

[73]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Т.XVIII.—M.:Политиздат，1972.C.601-603.(苏联外交部外交文件出版委员会:《苏联外交政策文件集》，第18卷，1972年版，第601～603页。)

[74]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Т.XIX.—M.:Политиздат，1974.C.35-38.(苏联外交部外交文件出版委员会:《苏联外交政策文件集》，第19卷，1974年版，第35～38页。)

[75]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Т.XIX.—M.:Политиздат，1974. C.723.(苏联外交部外交文件出版委员会:《苏联外交政策文件集》，第19卷，1974年版，第723页。)

[76]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Т.XIX.—M.:Политиздат，1974.C.282-283.(苏联外交部外交文件出版委员会:《苏联外交政策文件集》，第19卷，1974年版，第282～283页。)

[77]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Т.XIX.—M.:Политиздат，1974.C.269-270.(苏联外交部外交文件出版委员会:《苏联外交政策文件集》，第19卷，1974年版，第269～270页。)

[78]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Т.XIX.—M.:Политиздат，1974.C.544-547.(苏联外交部外交文件出版委员会:《苏联外交政策文件集》，第19卷，1974年版，第544～547页。)

[79]黄修荣、黄黎:《西安事变中“莫斯科回电”解密》，《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72/64915/ 5120619.html。

[80]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Материалы и документы.//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IV.1937-1945 гг.Москва.Тихвинский，М.: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2000 г.(С.Л.提赫温斯基主编:《20世纪俄中关系(文献资料)》——《苏中关系(1937—1945)》，第4卷第2分册，莫斯科:历史思想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49页。)

[81]关于太平洋公约的设想，最初是在1933年冬苏美建交后由苏联提出的，其内容是通过签订一个有苏、美、中、日参加的公约来保障太平洋地区的集体安全。这一设想当时并未能够实现，此时此刻苏联希望由中国再次提出。对此，国民政府认为太平洋公约事实上是不可能成立的，原因是日本不会加入。即使日本加入，它也必定将要求中国首先承认“满洲国”;同时，美国也不会相信这一公约会起什么作用，所以也不会加入。

[82]国民政府此时不愿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是因为，如果签订，就会在事实上承认苏联对外蒙古与中东路权的侵犯，这对中国而言是十分屈辱的。

[83]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Т.XX.—M.:Политиздат，1976.C.393.(苏联外交部外交文件出版委员会:《苏联外交政策文件集》，第20卷，1976年版，第393页。)

[84]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Т.XX.—M.:Политиздат，1976.C.430.(苏联外交部外交文件出版委员会:《苏联外交政策文件集》，第20卷，1976年版，第430页。)

[85]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Т.XX.—M.:Политиздат，1976.C.430.(苏联外交部外交文件出版委员会:《苏联外交政策文件集》，第20卷，1976年版，第430页。)

[86]田保国:《民国时期中苏关系(1917—1949)》，第53页。

[87]罗志刚:《中苏外交关系研究(1931—1945)》，第113页。

[88]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Т.XX.—M.:Политиздат，1976.C.746.(苏联外交部外交文件出版委员会:《苏联外交政策文件集》，第20卷，1976年版，第746页。)

[89]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Т.XX.—M.:Политиздат，1976.C.746.(苏联外交部外交文件出版委员会:《苏联外交政策文件集》，第20卷，1976年版，第746页。)

[90]王真:《动荡中的同盟——抗日战争时期的中苏关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8页。(后文引述该书，仅注明作者及书名、页码。)

[91]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下卷，第2分册，第17～18页。

[92]田保国:《民国时期的中苏关系》，济南:济南出版社1999年版，第61页。

[93]《中央日报》，1937年8月30日第2版。

[94]Мировицкая В.А.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в стратегии гоминдана(20-30-егоды).М.:Наука，1990.С.194.(В.А.米洛维茨卡娅:《国民党战略中的苏联(20—30年代)》，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94页。(后文引述该书，仅注明作者及书名、页码。)

[95]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Т.XX.—M.:Политиздат，1976.C.481-482.(苏联外交部外交文件出版委员会:《苏联外交政策文件集》，第20卷，1976年版，第481～482页。)

[96]傅启学:《中国外交史》，下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59页。(后文引述该书，仅注明作者及书名、卷数、页码。)

[97]蒋介石:《困勉记》(稿本)，台北:台北国史馆藏，1937年8月19日。

[98]罗志刚:《中苏外交关系研究(1931—1945)》，第116页。

[99]［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1分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58页。(后文引述该书，仅注明作者及书名、卷数、页码。)

[100]彭明:《中苏友谊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0页。

[101]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Washington，1943，p.3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