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道一

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或民族，对熟悉本国本民族的历史非常重要，不但可以发掘优秀的历史遗产，更重要的是从中取得历史的经验，善于“以史为鉴”，使人变得聪明，有助于自身的提高和发展。

我们通常所说的继承传统和发扬传统，无疑是指优秀的传统。这就需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要掌握充分的资料，二是要有能力进行分析和判断。如果缺少前者，后者无从做起；而后者的见识不高，犹如将卞和之玉看成普通的石头。从艺术的角度看，特别是对于造型艺术，因为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所以两方面都很重要。一部美术史，上下数千年，既不是一本历史的流水账，也非如数家珍的玩古董。应该从历史走过的路去探讨科学的艺术规律。

历史的发展错综复杂，既不会顺着一条直线发展，更不可能按照我们的需要进行。因此，必须依靠多方面的知识作全面分析，想当然地概括和以偏概全都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在近半个世纪中，史学界曾经出现过“以论带史”“论从史出”和“史论结合”等主张，实践证明，这些并非十分可靠，至于“评法批儒”之类，已经不属于学术问题，也就谈不到正常的研究了。还有一种“服务论”，表面上似乎跟得很紧，实际上经不起多长时间，也就气泡破裂或是惹出了麻烦。譬如说在20世纪的中叶，将一幅晚周帛画的摹本解释成和平战胜战争，人民在拍手称赞；后来的摹绘者说，那不是一条腿的夔，因为其他的腿不清楚。又如发掘宜兴周处墓，将一块金属片说成是铝。因为冶炼铝是晚近的事，消息传出，有人说中国古代科技真了不起，也有人产生怀疑，甚至有人骂我们说谎和欺骗。最后只好重新鉴定，宣布是银而不是铝。在科学研究方面，工作的失误是允许的，甚至有的难以避免，但绝对不是故意的；若是为了某种需要而故做宣传，却是不光彩的事。

世间学问无遗力。不仅做学问不易，入门也不易。我年轻时学的是工艺美术，既不懂考古学，历史知识也很贫乏，但是面对工艺美术史，又不能甘于不通，唯一的办法就是硬钻。当时还没有工艺史的书，工艺史的材料犹如一把豆子被撒在各类书籍中，其中以考古书所含最多，需要一粒一粒地拣出来。我虽然用了很多时间去拣豆子，然而最困难的是不辨真伪。为了研究原始彩陶，那时唯一可读的书是安特生的《甘肃考古记》。他将彩陶作了六大分期，表面上很具体，实际是想当然地推测，并没有可靠的证据。经过近几十年的田野发掘，对于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已大体清楚，安特生的分期也基本被否定。在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即使虚心吸收知识，也只能是在真伪的辨析中逐渐提高能力。

既然在此提到了“拣豆子”，索性顺便多拣一些。拣了豆子磨豆浆，最困难的是“点”豆腐，也就是用卤水点化豆浆，使之凝固成豆腐。这是很不容易的，不但要掌握火候，还必须具有实际经验，否则真会乱了手脚。做学问也是如此。在艺术创作和理论研究中，也使用“点化”“点拨”这类词，甚至用起来有点神圣感，往往成为创作或研究过程中的重要转折。也就是说，当错综复杂的矛盾纠结在一起的时候，当事者会显得束手无策，一旦找到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导方面，也就会迎刃而解。然而在历史的研究中，还有一个实际的史料问题，如果史料不足，也是无能为力的。譬如说“夹缬”这东西，我们虽然知道它是一种精美的工艺品，并且是“三缬”之一，在唐代曾经辉煌一时。但是到了宋代，这种工艺品的制作被禁止了。现在研究“三缬”，只知道蜡缬就是现在的蜡染，绞缬就是现在的扎染；夹缬应该是用夹板，但这夹板是什么样子，谁也说不清楚，只是根据能看到的几件印染品进行推测。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推测都错了。因为若干年前我们找到了这种夹板，不是很薄的镂花板，而是很厚的雕花板。在浙江苍南县的一个小村里，至今还保留着夹缬的印染工艺，由于以印染结婚的大喜花被面为主，当地称作“敲花被”。夹板的制作很复杂，主要是解决染料的流向和通道，但是很有创意。看了实物，一切也就释然了。由此说明，在“道”与“器”的关系上，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上之学可以推理，形下之技只能靠实践，没有实物为证，是很难说明问题的。同时也说明，器是道的基础；如果缺少这个基础，其道难以升高。剪纸流传在民间，是一种最具大众和最为普及的艺术，犹如山花烂漫，年年自生自灭；由于它从来不登堂奥，也谈不到自身的历史。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北朝剪纸的出土，使这一民间艺术推到了1 500年前。它说明了一个值得探讨的艺术规律，就是绘画并非是唯一的平面（二维度空间）艺术形式，而是多元发展的。

我们应该重视物质生活和生活方式的发展与演变。这与重视生产工具和生产力的发展并不矛盾。试想，假若没有生活的要求，怎么会有生产的进步。生产工具创造了生活用品，如果对生活用品没有新的要求，生产工具何以改进。这是目的与手段的一对关系，不能将其割裂开来。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都有本时代的生活方式；有的变化较大，有的不太显著。由于各个时代挂在生活方式框架上的多是工艺品，致使有些人不以为然，甚至视而不见。主要忽略了一个事实，正是这些东西构成了所谓“纯艺术”的基础。对于生活方式，马克思曾指出：“饥饿总是饥饿，但是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的饥饿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饥饿。”（《“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这里，既表现出一种生活的方式，又反映了不同的文明程度。他在同书中还说：“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认识这一关系非常重要，它能够将艺术和造物联系起来，找到艺术产生的根源。(www.daowen.com)

在生活方式上，谁都知道现代中国人吃饭用筷子，并且还会联系到三千多年前的“象箸玉杯”，那是箕子对殷纣王走向奢侈的担忧。而西方人则用刀叉吃饭。这好像是天经地义的，没有什么争议。可是历史和考古并不这么认为。西方人用刀叉只有几百年的历史；可是在青海同德县宗日遗址出土的骨制刀、叉、勺表明，早在5　000年前当地人就使用这样的餐具。同时也说明，中国人以后用筷子，是经过了思考和比较的。

如果将造物和音乐、舞蹈等联系起来，可以看出人生的一个广阔的境界。河南舞阳县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的骨笛，是8 000年前制作的乐器，据说已具备了音阶结构，可以吹奏出旋律，不但发音较准，音质也较好。在青海的马家窑文化中，有出土的距今5　000年左右的两个彩陶盆，上面画着十多人连手跳集体舞的情景。由此可见，人们不仅已经摆脱了“击石拊石，百兽率舞”时期，进入到能够享受真正音乐舞蹈的阶段。现代西南的少数民族，日常生活中少不了载歌载舞，他们说“音乐养心，舞蹈养身”，是很有道理的。

无数事实证明，考古学的研究对于艺术史的充实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影响到艺术理论的建设。在当前，对于艺术史的研究单靠文献资料是远远不够的，而对考古学来说，有关艺术的知识也非常重要。现代学术研究的发展，最明显的特点便是横向的沟通和融合，因而出现了大量的所谓“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而对于各个学科自身，则是越研究越细，分支学科越来越多。就“艺术考古学”来说，尽管有无数事实在前，已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作为一个学科的设立，目前还处于初创阶段。因此，对于它的性质、内容、基本框架以及归属问题等，都需要进行仔细的研究和讨论。已经听到的议论是，既然是个分支，是属于哪个学科呢？学问要做细，又不能脱离大学科的关系，既然是“艺术考古学”，必然是跨在了艺术学和考古学之间。也就是说，既可以是艺术学的一个分支，又可以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并且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就目前研究的现状看，艺术的史论研究对于考古的要求比较急迫，甚至在某些方面带有一定的依赖性，希望从考古的成果中得到新资料；相比之下，考古学对于艺术的要求便没有那么强烈，仅仅是一种必要的知识和修养。而两者相区别的本质并不在这里。夏鼐、王仲殊先生在《考古学》一文中说：“考古学和古代美术史，往往有共同的资料。古代美术史的许多研究对象，从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岩画到各个时代的绘画、雕刻、造像、各种工艺品及神殿、寺庙和石窟等，都属于遗迹和遗物。考古学上的类型学和年代学等方法，也适用于古代美术史的研究。但是，作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美术考古学是从历史科学的立场出发，把各种美术品作为实物标本，研究的目标在于复原古代的社会文化。这与美术史学者从作为意识形态的审美观念出发研究各种美术品相比，则有原则性的差别。”（《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这是两者的异同所在。从美术扩展到整个艺术也是如此。

作为学科的建设和要求必须是严格的，但作为一本学术专著又不妨全面些，尽可能地照顾到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要求。至于在不同的研究和具体对待时，则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有所偏重。这也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

长初君十载寒窗，孜孜不倦。先是攻读考古学，继而攻读艺术学，这部《中国艺术考古学初探》是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定稿的。我们知道，写一本跨学科的书很不容易，在艺术学与考古学之间，既不是两者的简单相加，又不能顾此失彼，而要真正地结合起来，必然有所取舍，不仅要靠智慧驾驭，还得有足够的胆量；在没有前车之鉴的情况下，他完成了这样一个宿愿。我因为同他相处多年，深知其中的甘苦，所以为之祝贺。现在呈于考古界和艺术界的学者面前，要经受学界的评定，是耶？非耶？我想还不至于两头不讨好罢。学术为公，深辨自明。既然长初君是对《艺术考古学》的初探，必定会有“再探”和“三探”的准备。只有不断地探下去，才可能把学问探到底。是为序。

2004年7月6日于东大梅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