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中国台湾影片《海角七号》

请原谅我的爱，诉说得太缓慢。

编剧：魏德圣

导演：魏德圣

主演：范逸臣、田中千绘、中孝介

获奖：第45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配角、最佳原创音乐、最佳原创歌曲、年度台湾杰出电影、观众票选最佳影片

◎难以逾越的情结与复杂情感

郝建

一、双线爱情镶嵌与复调叙事结构

无论是从艺术价值、文化意义还是作品引起的社会、政治反响来看，《海角七号》都是华语电影中一部非常重要的爱情片。这部作品涉及了广泛的社会心理情结和政治话题，它在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公映前后都引起了巨大的观众反响和文化、政治争论。

但是，我们考察任何一个艺术文本，首先还是要看它的艺术形式。这部作品之所以能够被我们反复品味和研究解读，首先是由于它在艺术营造上富有美感的编排。就艺术的形式感来看，《海角七号》这部电影作品具有十分精当的编织和设计。这部作品的确触及和处理了台湾社会的一些深层次心理情结，但绝不是对创作者的观念进行图解或者提供某种单向的观点，而是编织了结构复杂精巧的爱情故事，因而具有感人的艺术力量。

《海角七号》在许多方面具有艺术上的“有趣味形式”（Significant Form）。就传统叙事的技巧和方法而言，本片颇有功力，它成功地塑造了众多人物形象，每个人物都写出了其性格特征。同时，它在过去和当下两个爱情故事的结构关系安排上也颇具匠心，写出了爱情故事的新颖结构，也传达出创作者的某种内在主旨和情感意蕴。

它的双线并列爱情故事结构安排编织得十分有序且富有深意，它的人物群像塑造颇能显示作者的艺术功力，演员使用和音乐使用都不是一般的简单阐释剧本、完成文学语言电影化的功能，而是具有结构性意义，紧密地指向了作品的主控思想。

这部作品的故事主线结构是两个并列叙述的爱情故事。创作者为过去和当下两个爱情故事设计了双线对比的叙事结构，这种双线因为在结构上有对比，两者结局一负一正形成对比，这就构成了复调。而本片的音乐也是反复使用一首德国歌曲，在不同的情景中构成不同意味，音乐与故事的叙述又构成了另一个复调。过去的故事是日本教师与一个叫友子的台湾女孩的凄美爱情，以悲哀的离散作为结局；当下的爱情故事以男主人公阿嘉和在台湾工作的日本女孩友子为主人公，以爱情的圆满为结局。当下故事以一个日本乐队来恒春演出时，阿嘉等人组织一个暖场乐队为贯穿事件；过去的故事以阿嘉作为邮差，在工作中设法投递一封没有地址的信为线索。这样，剧情结构上就用阿嘉这个人物把两个爱情故事聚焦、统合在了一起。而这种双线叙事、结局对比、情绪上强烈呼应的结构既松散又清晰地指向了本片的叙事主旨。于是，这个作品的结构就统一于两个爱情故事，这两个故事一个是过去时空，一个是现在时空，它们的人物关系完全同构，但其结局是反向对比，一个是凄惨的分离，一个是对爱情的执着达成。主线故事的结局落在阿嘉对今天的日本女孩友子说：“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本片对于今天和过去这两条爱情线索的处理颇具匠心且大有翻新。过去的那个日本教师与当年的台湾女孩友子的爱情故事只写了他们凄苦离别的那一个段落，但是创作者为当年的日本教师写的那七封倾诉离别之苦的信件文本具有深厚的情感和优美的文采，给观众带来的观赏反应几乎可以与创作者完整写出的今天的爱情故事具有同样的分量和感染力。创作者对这两条爱情的叙述方法也颇有破格笔法。按照一般的剧作处理常规，副线故事的结局一定是安放在主线故事解决之前，而在《海角七号》中，创作者是将过去爱情故事的凄美离别那一刻放在全片的最后。而就观赏效果来说，过去的分离、爱人的永久错失、当时的咫尺天涯，造成了爱情悲剧。那个台湾女孩友子提着皮箱来到码头，顾盼四望，看不到爱人的身影。影片的创作者却让观众看到，那个日本教师就在船舷边，他看到了爱人来到码头，但就是不敢抬头跟爱人对视、不敢跟爱人打个招呼做最后的告别或者不顾一切地带着爱人一起返回家乡。创作者如此安排或许是因为这个场景是全剧最具有痛楚情感的场景，它造成了全剧的情感重音，当然也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全剧的主题指向。

二、本土的魅力(https://www.daowen.com)

《海角七号》一方面处理了台湾的社会历史遗留心结，同时也思考了文化的全球化语境与本土性（Location，用剧中人阿嘉继父的口头语说就是“在地”）文化心理之间的复杂关系和张力。

作品写了恒春人对家乡的热爱，写了他们对恒春美景的骄傲，这凸显出这个小镇人们的主体性意识。但是，创作者对本土与世界的关系，对不同国家的人们、不同族群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的关系似乎是更注重用一种融合、超越的态度来加以展现和认识。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融合、超越不仅体现在叙事结构上，也体现在剧中人物所操持的各种语言和方言上。在本剧中，我们看到一座语言的巴别塔，但创作者却让他们进行着和睦、温暖、有效的交流。剧中的人物来自不同的族群和国家，说着各种语言和方言。阿嘉和马拉桑说的汉语，阿嘉的继父说的是闽南话，劳马是原住民后裔，茂伯会说日语、会唱日语歌曲，大大的母亲是中年妇女，也会说流利的日语。日本女孩友子说着很流利的中文，生气时才会蹦出几句日语。模特队和外国摄影师说的是英语。这些不同语言和方言的使用具有指向叙事核心主旨的剧作功能。正是在这种多语种、多语言的交流场景中，我们看到作者所钟情的一种文化态度，这就是融合、理解和对历史情愫的怀旧与超越。

三、群像塑造的功力

与小说写作一样，在一部电影中塑造人物形象要远远难于编织情节。《海角七号》在这方面显示出了创作者的深厚功力，剧本写出了多个福斯特所说的具有立体感的圆形人物。影片的观众们能够记住其中的许多富有个性、形象丰满、多侧面的人物，我们不仅能看到他们的现在，还知道他们中许多人的过去，知道他们心中有哪些伤痕、得意，知道他们在意哪些事情。这个剧本写出了人物的群像，而这需要一个编剧具有扎实的功力才能做到。

作品的男一号人物是阿嘉，从他出场摔吉他、骂台北，我们就大致知道他可能是一个过气歌手。回到家乡以后，创作者写他做什么事情都无精打采，懒散随意。但是，在不情愿地被拉入组建暖场乐队这件事以后，他逐步地完成了自我革新。这种革新主要是通过他与担任乐队协调人的日本女孩友子的爱情关系来完成的。阿嘉与友子的关系是爱情片中经常使用的“欢喜冤家”模式。这种模式中，两个恋人的关系往往从互相看不上、争斗打闹开始，以发现对方的真情、彼此互诉衷肠、坠入爱河做结局。在本片中，两个人的关系通过组建乐队这件事紧紧地扭结在一起。阿嘉与友子的爱情发展在两个方面改变了他。在音乐创作方面，起先他瞧不上家乡的音乐爱好者组建的草台班子，自己参加进去也是不情不愿。但是，他对友子的感情逐步由不理会转变为喜宴上的关注，进而到看见喝醉酒的友子睡在自己家门口产生同情和怜悯。阿嘉把友子抱回自己家楼上，夜里呵护友子，给她倒水，递还水杯时，友子拉住了阿嘉的手。就这样，创作者用一唱三叹的渐进笔法写出了两人爱情关系的突破口。两位男女主人公关系的更进一步在两个方面给阿嘉带来了改变。我们看到，深夜里，阿嘉在熟睡的友子身旁认真地为乐队撰写新歌。而后来阿嘉写好歌曲熟睡时，友子读到了阿嘉没有送出去的那些信。早晨，友子告诉阿嘉，这些信很重要，你一定要把它们送到。就这样，创作者用阿嘉与友子的关系变化推动了阿嘉这个人物的变化，而他们两人的爱情关系又将今天的爱情线索与过去的爱情线索非常有机地勾连、扭结在一起。

除主角之外，本片至少还写出了五六个丰满、有质感的人物形象。

阿嘉的继父是镇民代表，他不仅与阿嘉有着天然的对抗和合作关系，也与组织日本乐队来恒春演出的主办方有着强烈的对抗关系。在剧中，他被人们半尊敬半畏惧地称为“代表”。从这个人物毫不隐晦的自述和他的一些言行动作中，我们看到他以前是喜欢用暴力解决问题的，大概是地方上的社团领袖之类的人物。今天他成了镇民代表，他热爱自己的家乡，对于年轻人离开家乡和外国乐队来这里进行文化活动，他有着矛盾的心理。他对故事的情境设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由于他坚持暖场乐队一定要由“我们在地的乐队”担任，才有了阿嘉、马拉桑、茂伯、劳马、大大等人组成的这支乐队，友子也在即将离开时被留在恒春担负起乐队协调人的职责。在他跟阿嘉谈心、与演唱会组织者的对抗等场景中，我们看到了他性格柔软的一面，看到了他作为本土人的强烈主体意识。

在这三个角色之外，本片最有色彩的人物大概是马拉桑。他是本地的客家人，到处推销他新酿成的小米酒。他的性格看似大大咧咧，其实充满了奋斗精神和执着的生活态度。随着剧情发展，人们发现他原来还是一个很好的贝斯手，之后他被拉入乐队。但是，他在意的还是那件事情：兜售自己的马拉桑小米酒。他让乐队穿上自己的广告衫，还想着在背景视频上再加上自己的广告。作者用这个人物写出了这一类台湾人的典型性格：勤勉、奋斗、坚持、性格可爱、多才多艺。

本剧的其他人物也都一样富有色彩和魅力。创作者在书写时把他们的性格和前史一笔一笔地带出来。茂伯不服老，对许多事情有执着的参与意识，不管是弹奏月琴还是敲一个铃鼓，他就是要参与乐队，就是要上台演出。同时，创作者还安排了这些人物的情节功能，注意在故事中让他们每个人都发挥作用，展现性格。茂伯是日据时期的居民，所以会唱日语歌曲，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在友子对恒春的本地乐队失去信心即将离去时，茂伯说着日语恳请她参加婚宴。大约是由于日语带来的亲切感，友子留下来参加婚宴，这才有了后来她与阿嘉的情感突破，才有了阿嘉奋力写作歌曲和积极寻找地址去送出那七封难以投递的情书。水蛙，一个热情的乐队鼓手、一个痴情的爱人，他对一个有丈夫、有孩子的老板娘进行着执着而大方的追求。大大，一个少年老成的女孩、一个小大人。在劳马酒后怀念自己的妻子时，居然是大大把劳马的头抱在自己怀里给予安慰。就连在故事梗概中不会提到的村委会前台小姑娘，作者也写出她对马拉桑的理解、认同，写出他们的关系变化。在故事进展中，我们看到她对马拉桑心有所动的反应。后来，她带着马拉桑一起坐在小三轮车里，两人其乐融融。

四、音乐叙事与一种乡愁

除了传统艺术方法的艺术功力，《海角七号》的剧本和最终完成的影像作品还构建了电影表意的新结构或者说新手法，这些元素的使用源自电影的自身特性，而在这部作品中，创作者将电影的这些元素使用并编排出新的功能。在一般的电影创作中，演员和音乐都只是起到阐释文学剧本的作用。而在本片中，演员的表演和剧中人吟唱的歌曲都直接进入剧作，具有结构功能和显现作品核心主旨功能。影片中，于2025年离开台湾、与台湾的爱人在凄苦悲惨的境遇中无奈分别的日本教师由日本歌手中孝介扮演，而在今天的故事中，由日本请来的乐队主唱就是“疗伤歌手”中孝介，他在今天的故事中就扮演他自己。这样，影片中今天故事的结局就是台湾和日本两支乐队的歌手们一起同台唱着同一首歌。此时，汉语和日语两种语言唱出的歌曲叠加在一起，台下观众也参与合唱，呈现出一种文化融合交汇的温暖和睦氛围。而随后曲终奏雅的情感强拍子场景是：在2025年的故事中，中孝介扮演的日本教师躲在船舷下面，不敢面对手提皮箱站立在岸边的台湾女孩。他知道这就是他们的生离死别，但是他就是不敢挥一挥手。本片的音乐使用也是这样，它绝不仅仅是像一般用来烘托情绪或者表现人物心境的哼唱歌曲，而是经由结构上的有机安排而具有了剧作上表意功能。本片的当下故事走向高潮是阿嘉、茂伯、马拉桑等人组成的暖场乐队情绪高昂地唱了两支歌曲后还不下台，又唱起了歌曲《野玫瑰》的时候。这时，在台下候场的中孝介不但不以为忤，反而走上台参与合唱，今天的乐队故事就在这意外合唱的其乐融融中结束。

歌曲《野玫瑰》的流传及其在剧中的使用也应和了本片的核心主旨，有作者对文化上的融合、交汇观念的某种认同和肯定。这首《野玫瑰》由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创作于2025年，根据一首表现爱情的诗歌而作。这首歌在本片中第一次出现是茂伯骑着摩托车送信时随口哼唱。这首歌的歌词意思在情绪上又与本片的两个爱情故事相呼应，它用隐喻的方法表现在爱情中受伤的女孩。

从台湾社会对这部影片的观赏反应来看，这部作品比较贴切地反映和释放了民众的心理情愫，它写出了台湾人心理深处的一些难以逾越的情结，情感上的矛盾和纠结。通过外国摄影师和模特队在恒春的广告活动以及日本歌手来恒春演出，它写出了全球化语境下的本土人主体性构建与确立。通过现在和2025年日本居民撤离时的两个爱情故事，它涉及和处理了台湾人民心理中的某种情愫。如果过度阐释一下，我们也可以认为《悲情城市》是对国民党残暴镇压发出的悲切的无声呐喊，而《海角七号》是对某种情愫送出的一纸情书。那一张张印着浅淡花纹的信纸，散发着淡淡幽香，寄托着离别之情和难以逾越的历史心结和惆怅。如果联系魏德圣导演后来的《赛德克·巴莱》《KANO》等作品，我们可以知道台湾人因历史问题而产生的复杂情感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一直是他所关注和处理的最重要题材。他的影片传达了台湾社会的心理症候，表达了某种内在的情愫和超越历史积怨、构建今天台湾人主体性的心愿和文化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