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有什么样的制度，就会有什么样的知识创新”。[18]知识创新的实现，不仅要处理好“人和自然的关系”，尤其要处理好，或许是更为重要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前者是我们在传统意义上对于知识创新的理解，而后者则意味着，相关的制度创新，是知识创新能否实现的前提甚至是关键。进而，真正的制度创新，恰恰是基于本土所理解的制度设计，“本土理解”意味着相关的制度建构必须能满足我国未来的发展所需，必须要奠基于我们所认可的效率与正义等制度价值之上。[19]由此，有关知识创新在完整的理论意义上，至少包括如下三个方面：知识创新、相关的制度创新、相关的“本土化”的制度创新。当然，如果这样的“本土化”制度创新，既能实现与“历史的真实”相呼应，也能产生更佳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那么该制度创新往往就能够被他国所模仿，甚至是预示出相关制度的未来发展趋势。
为了能促进知识创新，相关的制度创新无疑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就其中的法律制度部分而言，主要涉及知识产权法，即为“（发明者）天才的火焰增加利益的柴薪”，以及反垄断法等相关竞争法，即对“知识创新优胜者的恣意进行法律规制”。由于有关知识创新的制度创新，既涉及鼓励创新，又涉及维护竞争，既涉及对创造者权益的保护，又涉及相关竞争者和消费者利益，既涉及国内权利人，又涉及外国权利人，既涉及国内法，又涉及国际法，多方利益之博弈十分复杂，立法者所要进行的法律权衡实属不易，因此真可谓是在“刀刃上跳舞”。[20] 鉴于此，实有必要从多维的理论视角，来全面地审视该制度创新，以求获得更多的理论自觉，以下主要是从“社会本位”的法理学视角对该问题进行研究。(https://www.daow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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