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前的欧洲被称为“原始性的贫穷”（primitive poverty）。[108]这应当归因于它的“自然的赐予”——地理环境。
近代以后，西方变得极为富强的基本原因是：生物圈的天然分布被人为改变了，从而使全球资源财源向西方倾注（这样做，对于我们这颗生命星球来说无疑是致命性的）。[109]
欧洲地处高纬度，阳光稀少，地表贫瘠，加上非时雨（雨季与植物的生长期相反）[110]；因而它的土地的生物量（“净初级生产力”）相对很小，这在近代以前，是不可能支持一个稳定的社会的（基本上不能支持定居人群）。希腊地区更糟糕：多为不毛之地，岂能诞生“文明”！
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比较古代的中国与欧洲的自然环境及生产力，这样写道：
西欧并不像中国那么富饶。适应农作物生长的夏季几个月里，季风给东亚大部分地区带来了充足的雨水；而在欧洲，雨水多半集中在草木不生的冬季几个月里。由于这一原因，加上纬度较低的地区能获得较多的太阳热，因此，东亚具有较长较集中的耕作期，许多地方一年二熟。而且，东亚的主要农作物稻米，比起西方种植的小麦、黑麦和其他粮食作物，每英亩产量要高得多。据估计，单位面积里生产的稻米所含的热值，是小麦所含热值的五倍。结果，中国的生产率大大高于西方，中国的人口，自农业出现至今，也相应地比西方稠密。生产率及人口上的优势，转而又使能中国更好地维持帝国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更有力地抗击蛮族侵略者，必要时，还能同化他们。[111]
近代以前的中西之“贫富悬殊”，就像经济史家查理斯·曼所说：“中国是地球上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其人均收入、军事力量、平均寿命、农业生产、烹饪、艺术和技术的复杂性，皆不亚于或超过其余世界……而欧洲则是太贫穷、太落后，中国人对之毫无商业兴趣。”[112](https://www.daowen.com)
不向外侵略扩张、而仅囿于本土的欧洲，是不可能拥有科学与文明的。中世纪欧洲一千年毫无发展，农业始终是原始的，种子与收获的比率是1∶2左右（近代之初达到1∶4。古代中国是大于1∶10）。在近代早期，在西方引进了中国的农业技术、从而进行了农业革命之后，[113]英国及西欧的土地的单位产量，也不到中国北方的二分之一、中国南方的五分之一；[114]在其从中国和美洲移植了几千个植物物种之后，[115]欧洲的土地也不能供养“适度人口”[116]（即使它的人口数量并不大，而且其殖民扩张已“分流”了大量人口）。直到19世纪初以后，西方的这种状况才开始彻底改观。
表解 地理环境和生物圈对文明的影响，它决定中国与西方的升沉
这就决定了，在16世纪之前，即在其开始海外扩张和劫掠美洲之前，西方人始终挣扎于生存困厄之中，人与人、人与自然皆尖锐对立；倘若没有“神权禁锢”，则族群必是互相屠戮不止，趋于彻底毁灭。进而决定了，近代以前的西方不可能有任何发展与创造，这样也不可能凭借自己力量突破地理屏障、向外侵略，以此来摆脱其内在的、原始性的“自然状态”（万人战争、大群杀戮——霍布斯）。因为在此情况下，“人欲、人为、人智”（本能或天性）——若不被基督教窒息的话——都是造成自我破坏、自我毁灭的“负能量”。
近代以前的西方不仅不能创造科学与文明，而且也几乎不能承受外来科技（因为它没有“和谐文化”来处理之）；众多的中国发明传入欧洲，却引发了一连串的“社会地震”——宗教失控、人神火拼、族群吞噬，战祸延续三四百年，令基督教欧洲趋于毁灭。幸亏在西传的中国发明之中有指南针、造船术和航海图，而让欧洲人把火药从摧毁内部，变为摧毁外部。
不依靠海外生态接济的欧洲的内环境，远非科学与文明的温床，反倒是在“末日的边缘”（the brink of apocalypse）。[117]尽管欧洲的海洋性相对很好，但只有在获得外来的相关科技之后，西方人方有可能改变一切。所以，作为中国文化与科技打通“地球脉络”之后的异常景观，西方及现代文明驰骋于偌大的生物圈中，因而出现了大发展、大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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