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殷周之变的独特阐释中，徐复观提出了为中国思想史研究界所广泛肯定的“忧患”概念。徐复观在中国思想史研究方面创获颇多，但使其卓立于20世纪新儒家之林而不被埋没的，正是其所提出的“忧患意识”。在《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中，徐复观从周人与殷人的区别处入手，说道：

周人在宗教方面，虽然是属于殷的系统；但在周人的领导人物中，却可以看出有了一种新精神的跃动。……周人革掉了殷人的命（政权），成为新地胜利者；但通过周初文献所看出的，并不像一般民族战胜后的趾高气扬的气象，而是《易传》所说的“忧患”意识。[1]

所谓“忧患意识”，“乃是从当事者对吉凶成败的深思熟考而来的远见；在这种远见中，主要发现了吉凶成败与当事者行为的密切关系，及当事者在行为上所应负的责任”[2]。在《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这一集中表述“忧患意识”的文本的别处，徐复观将周人的“忧患意识”进一步明确为“宗教的人文化”。在《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中，徐复观对“忧患意识”的论述，注重强调其人文主义特征。但徐复观的卓越之处，是他由其所发现的“忧患意识”沿着内圣而外王的思路，衍生出对儒家政治观的独特疏释，即道德政治，或“德治”。他说：“儒家的政治思想，从其最高原则来说，我们不妨方便称之为德治主义；从其基本努力的对象来说，我们不妨方便称之为民本主义。把原则落到对象上面，则以‘礼’经纬于其间。”[3]“所谓‘德’，‘乃是内外如一的规范性的行为’。‘为政以德’，即是人君以自己内外如一的规范性的行为来从事于政治。”[4]徐复观由“忧患意识”出发对儒家政治疏释而提出道德政治，在政治文化上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概而言之，可以说是在专制政治与自由政治之间提出了第三条政治途径，对中国儒家政治文化做了重要发皇。

在上述引文中，徐复观说“把原则落到对象上面，则以‘礼’经纬于其间”。“礼”为何是其道德政治的经纬？在徐复观政治思想中，“忧患意识”之所以会作为道德政治的内圣前提，其原因在于，“忧患意识”的核心在于当事者对自身行为责任性的省悟，此行为责任并非是指被外部给予的责任，而是指自身所应担当的天然责任；在人所具有的诸种“天然责任”中，由血缘关系而产生的宗法关系又是最重要的，“礼”正是人类宗法关系的显在形态。“礼”作为人之自然责任为何会成为一种政治？进一步，“礼”如何成为一种政治？第一个问题，可以做这样的解释：人在宗法关系中的天然责任自身不会成为政治，但政治需要人之宗法责任。因为政治关系作为人类社会中的非自然关系，具有昭然若揭的功利目的与反人性特征，因此，几乎所有成功的政治，只要它不是公开宣布要实行赤裸裸的暴政，首要冲动就是为自己的非自然性寻求自然的疏解论证，因此，“礼”之所以会成为政治，关键是被需要！这就是在《论语》中孔子之所以底气十足地说出下面一段话来的原因：“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第二个问题，“礼”如何成为一种政治？“礼”作为人从天然的宗法关系中所获得的一种天然责任，这种天然责任在政治需要的引导之下必将发生微妙的转化，这一转化的内涵是：在天然宗法关系中，父辈比之后辈所具有的历史时序价值（即“父父子子”），将在政治的引导下而发生价值微转，转向“先觉觉后觉”的人格层次价值（即“圣人”体系），而人格价值层次上的圣愚之分奠定了政治上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即“君君臣臣”）。因此，“礼”而政治化，关键在于“先觉觉后觉”的人格层次价值的发生，这是政治作为非自然关系向自然关系实现贴附的中介，而在儒家的政治设计中，从天然宗法的历史时序价值向人格层次价值的转向，其关键又在于“工夫”。中国儒家传统的“工夫”，在儒家经典中被表述为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发生对现实自身之超验关系的领悟，但如果将之放在“礼治”政治中，可以认为，所谓“工夫”乃是对天然宗法关系的人格价值的升华。(www.daowen.com)

“工夫”需要体贴涵泳，因此“工夫”即“功夫”，也就是“工夫”需要完整的时间来组织进行，这决定了“工夫”只能由经济上较为优渥的士人阶层来进行，而普通大众因为汲汲于劳作，在根本上是缺乏“功夫”的，因此也无从涵泳“工夫”，这就是《礼记》所谓“礼不下庶人”的含义。故此，儒家传统的道德政治，也就是“礼治”政治就其实质而言其实是舍弃了普通民众参与的政治设计。

思路推导至此，我们将徐复观的道德政治观放到儒家礼治政治传统中来观察，其政治观中的隐义一层层被发掘出来，显出了道德政治的关键，在于天然宗法价值体系与人格层次价值体系的微妙转换，而此一转换的发生，端赖于士人之“工夫”。这一深层隐义的发现，补全了徐复观的道德政治思想，但同时也导向了对徐复观道德政治观的批判性反思。

徐复观从其道德政治观出发，对专权政治给予了积极抨击，这从某种意义而言是值得肯定的，但从上面我们所梳理出的道德政治的深层意涵来看，这一批判其实并没有完全触及根本。专制政治固然值得抨击，但专制政治何以可能？政治的本性是要寻求对自然价值体系的附会，在儒家的政治设计中，士人通过“工夫”实现了天然宗法价值向人格层次价值的转化，而满足了政治之需要；但普通大众呢？士人设定了自己所经历的“工夫”也必然会是普通大众所经历的，即所谓“人同此心”，但实际情况恰恰是：普通大众因缺乏“功夫”，因此也就很难有“工夫”，这直接导致了普通大众在道德政治的实践中是完全被设定的，道德政治中的积极要素只有士人与君王。因为缺乏民众实际的在场与制衡，“礼治”政治中的君王之虐与君权专政就得以泛滥开来，而士人又借此在对君主的批评中实现了自己的政治身份。在君主专制与士人抗争的反复纠缠中，儒家建立在“工夫”论基础上的政治设计，实际是以恶性循环的方式实现了一种奇特的共存。

徐复观以“忧患意识”为基础的道德政治观，实际上没有脱离这种恶性循环的政治结构，这导致了他对专制政治的激烈批判与对儒家政治传统的过分肯定。徐复观对这种君权与士人恶性纠缠的政治生态，其实也有所察觉，他提到在中国政治传统中存在“二重主体性矛盾”，即在政治现实上国君是政治的主体，但在政治思想中人民才是政治的主体。徐复观从此观察出发，为其抨击“一人专制”而呐喊，但并未思及“一人政治”其实只是表象，更深层的原因，其实在于士人即中国知识分子政治传统中的“以己意而为民意”的根本问题。徐复观的道德政治观是对儒家政治传统体贴而得出，因此，他的深刻与局限也同样都是来自流传几千年的儒家政治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