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方职官大多虽非位高权重者，但由于其职守直接关系到京畿地区的治乱乃至皇权的安危，因此一旦发现某一部门犯有赃罪，最高统治者往往会要求其主管部门会同其他部门联合查处、审办。光绪六年（1880年）十月，有人奏中城副指挥白荃“豢贼纵赌，声名甚劣。该坊地面开设赌局数处，显系得贿包庇。”而五城御史直属都察院系统，光绪帝“著都察院堂官暨步军统领等，将所参白荃、赵遇春各节，分别确查参奏，毋稍循隐。”^[100]有时皇帝亦直接交刑部办理。同治四年（1865年）“顺天府职官受盗墓贼李大雨贿赂案”中，因李大雨供内有“用钱五百千在刑部打点官司，又用钱二千八百千在顺天府打点官司”之语，故皇帝“著刑部即将该犯所供前情，究系何人受赃，彻底讯究，尽法惩治，不得化有为无，稍涉徇纵。”^[101]查办者得皇帝信任，一般与犯赃者无任何瓜葛，由他们主办案件可以避免查处工作中的营私舞弊，保证案件的顺利破获。在办案过程中，皇帝还要随时过问案件进展情况。有些重大案件，皇帝则会亲加廷讯或直接指挥。如顺治十二年（1655年）十一月，吏部书吏章冕告发顺天巡按顾仁“悖旨婪赃，陷害无辜”。因此次巡按乃“前经停止”后的首次启动，顺治帝寄望较高，并在临行前“面谕两次”，告诫“违旨受赃，不拘常律定罪。”时日无多，居然曝出婪赃丑闻，顺治帝遂“遣内大臣、内院大学士，将众犯取齐，朕亲行研审，节次吐供，皆经朕面鞫，俱得实情。”^[102]

统治者的直接参与固然发挥了皇权在惩赃过程中的最高权威，保证了案件快速、有效地破获，但由专制政治模式所决定，皇权始终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律不过是皇帝维护其统治的一个道具：当法律的意志与皇权的利益相一致时，便有了上台表演的机会；一旦有违，便会被打入冷宫。这对法律的威信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以乾隆六年（1741年）“步军统领鄂善受贿案”为例。仲永檀上书弹劾鄂善前，乾隆“屡次降旨满尚书皆可信”。为满官打保票之声言犹在耳，不旋踵就曝出贪贿丑闻，乾隆面子上过不去，对仲永檀采取了打压的态度。首先，否定仲永檀提出的“暗中访查”方式，认为“鄂善系朕倚用之大臣，非新用小臣可比，伊□□朕访奏，不知应委何等之人？若委之禁近小臣，岂大臣不可信而小臣转可信乎？若委之大臣，又岂能保其必无恩怨乎？况命人暗中访查而朕不明言，藏于胸臆间，是先以不诚待大臣矣。”其次，指出审查一旦得出结果，“使其果实，则鄂善罪不容辞；如系虚捏，则仲永檀自有应得之罪。”最后，对仲永檀奏中所言另一事——“向来密奏留中事件，外间旋即知之，此必有串通□□暗□宣泄□□是□要有耳目□廷将□复有耳目矣”亦表示不满，嘱王大臣“一并询问”。皇帝出于维护个人面子的目的，对风宪官弹劾事件不是依法彻查，而是对其大派不是，皇权的地位显然高于法律。

当王大臣彻查鄂善确系受贿后，乾隆方坦言自己最初对仲永檀参奏鄂善的不满：“朕初以为必无之事，仲永檀身侍言官而诬陷大臣，此风断不可长。但事不查明，何以治仲永檀之罪？”接着，为表明对鄂善的仁至义尽，他特召和亲王弘昼、大学士鄂尔泰、吏部尚书讷亲、刑部尚书来保同鄂善进见，当面讯问。一开始，鄂善犹抵饰，乃谕告：“此事汝家人及过付人，皆已应承”，“汝若实无此事则可，若有，不妨于朕前实奏，朕另有处置，而谕此数大臣从轻审问，将此事归之汝家人，以全国家之体。”鄂善熟思后，“乃直认从家人手中得银一千两是实”。乾隆对其贪污行为大为失望，“以皇考及朕平日深加信用的大臣而负恩至此，国法断不可恕。若于此等稍有宽纵，朕将何以临御臣工。但朕心尚欲以礼待大臣，因垂泪谕告鄂善：‘尔罪按律应绞，念尔曾为大臣，不忍明正典刑，然汝亦何颜复立人世乎？汝宜有以自处也。’”乾隆此举，有骗供之嫌再次损害了法律。其先言只要坦言实说，“朕另有处置，而谕此数大臣从轻审问，将此事归之汝家人，以全国家之体”；待鄂善倾怀相告后，虽将绞罪降为自尽，但仍不免一死的下场，与先前的承诺大相径庭。乾隆后来剖白“总以至诚开导，欲得其实情……鄂善亦良心发见，俯首无辞，因而直言不讳，此时并未以威慑之，以言诱之，以刑讯之”，不过是自为说辞，其“欲得其实情”是真，并未“以言诱之”是假，直接伤害了法律的威信。(www.daowen.com)

不想鄂善得知将被赐死后，突然翻异，称：“我错听皇上谕旨，以为我家人已供我得银一千两。又听得谕旨云：‘尔系皇考及朕信用之大臣，如果有受贿实情，可在朕前据实奏出，朕令有办处，以全大臣之体。’我因皇上屡次降旨满尚书皆可信，其无他，今我被人劾奏，审有得银之供，恐皇上办理为难，是以一时应承。”翻异一事在司法审判中并不鲜见，甚至临刑时亦有突然翻异者，监刑者要如实上报定夺，但鄂善所翻乃钦定御案，这样一来，性质就迥然不同了。乾隆帝大为恼怒：“朕意彼若自知罪重，诚心悔过，或以罪当监侯，恳切哀求，尚欲缓其须臾之死，乃鄂善无耻丧心于此，极其欺罔止罪，即立时正法，亦不为枉。”王亚南先生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说：“专制官僚社会统治者对其臣下，或其臣下对于僚属所要求的只是‘忠实’，不是‘清廉’，至少两者相权，宁愿以不清廉保证‘忠实’。”^[103]鄂善犯赃罪时，乾隆犹能牵动仁心，派大臣殷殷探问，甚至有心出脱，是因为鄂善仅有营私之心，而无犯上之意；况且“王土”浩繁，出一两个贪腐的小蟊贼，也无撼于其坚如磐石的统治。一旦鄂善表现出“欺罔”、“大不敬”，冒犯了其权威，恶劣程度不啻犯上作乱者，此而不惩，更惩何人？这才引发了乾隆严惩的决心，命刑部等衙门会同九卿科道严审。至此，一桩普通的惩赃案件演变为政治大案。法律被搁浅，皇权占了上风。

不想刑部等衙门会同九卿科道审理的结果，竟将鄂善按照“受贿婪赃”之律治罪，把王大臣原拟的绞立决改为绞监候，而未论其欺君之罪：“查律内官吏因事受财不枉法，赃一百二十两以上绞监候等语，别无绞决之言，鄂善罪名既与律相符，应仍照律拟绞监候，秋后处决。”乾隆甚为不满，于四月十五日下谕指出自己复命九卿科道会议的目的：“原欲使诸臣共知此案情节，亦处置重罪，例应三覆奏之意。”但九卿科道的表现着实令人失望：“错缪已极”，“鄂善之重罪在于欺罔、大不敬，止照伊轻罪定拟而置重罪于不问，有是理乎？”并且其定罪显然有越权之举：“从来案情介于疑似之间者，臣工或从复位拟以待奉旨改轻，谓为恩出自上，朕尚以为不可，岂有全无疑义之事而反议从轻者，将竟视朕为姑息优柔之主乎？”^[104]表面上是为了维护法律程序，实际上还是担心大权旁落，急于抓之而后快。

此案中，乾隆始则对鄂善包庇，继则援法惩处，再则指其欺罔，予以严惩。法律时有时无，时宽时紧，似乎成了皇帝发泄情绪的道具。至此，法律的威严也消泯殆尽。就此而言，鄂善之伏法，与其说是因为触犯了法律，毋宁说是得罪了皇帝。触犯法律，犹有转圜余地；得罪皇帝，死期已定。另有一案可为对比。雍正四年（1726年）正月，刑部等衙门奏议隆科多“挟势婪赃”，索银近二十万两，应予革职，“照大不敬罪斩立决”。结果雍正下诏，认可“婪赃犯法，即应按律治罪”的同时，又表示“其才尚有可用，朕心悯惜”，结果是“著革退吏部尚书，令其料理阿尔泰等路边界事务。”^[105]可见，臣子是否犯罪、犯了何种罪，是以圣心为转移的。帝心“悯惜”，则杀头之罪亦可容忍；引动帝怒，则小过亦可酿成大罪。当然，就隆科多一案而言，雍正还有顾念其辅佐自己登基及免得留下过河拆桥、刻薄寡恩之名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