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关于中西文化的论战再度开始，不仅源于民族危机再度深重，而且是20世纪20年代文化论争的再度延续。2025年，王新命等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下文简称《宣言》），标志着“五四”运动后文化争论的再度兴起。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看，《宣言》直指没有文化即没有中国。“中国在对面不见人形的浓雾中，在万象蜷伏的严寒中：没有光，也没有热。为着寻觅光与热，中国人正在苦闷，正在摸索，正在挣扎。”[27]同年，高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出版，认为这场论战“以我们的眼光来看，所谓‘中国本位文化建设’问题，实与以前的‘东西文化’问题不同。所谓曾李时代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康梁的尊孔与崇拜东方精神文明，可说是‘正’。自新文化运动起，像胡适、吴稚晖一流人之全盘承受西洋文化，可说是‘反’。今日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一方要保存固有文化，一方吸收欧美文化，建设一种以中国为本位的新文化，可说是‘合’。这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必然现象，与‘十教授宣言’无关”。[28]今人陈崧认为，正是由于《宣言》以含蓄的形式就当时举国瞩目的文化斗争表达了鲜明的政治倾向并做出了是非判断，所以它的发表立即成为全国文化界十分关注的事件，在中国文化论坛上引发了一场大争辩、大风波。[29]对这场激烈、复杂、众说纷纭的论争，有人认为“有一点十分清楚，即自由主义的西化派的文化选择是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来看待中国传统文化，认为西方文化代表了时代发展方向，而中国传统文化已落后于时代了，其落脚点是时代性。中国本位文化派则强调在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有条件地接受西方文化，其立足点是民族性”。[30]近年来，学术界已开始重新认识《宣言》的学术价值，如张岱年、程宜山提出：“‘中国本位’的提法在纯粹学术意术上所具有的合理性及其反映的正在各阶层中普遍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国本位’的提法在学术上显然高于过去的种种提法”“反映了文化理论方面历史的进步，即华夏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中体西用之类的东西都已失去人心。”[31]彭明等认为《宣言》“抛弃了欧洲文化中心主义、中国文化中心主义及二者的折中调和论，在文化选择方法上是一次尝试”。虽然“论战对于中国的文化出路没有求得统一，却为一种新文化观的问世作了某种铺垫”。[32]关于这场论争的积极意义正日益被挖掘出来，但也有批评认为论争双方几乎谈不上系统研究，只是发表各自的见解。[33]但无论怎样，“有见解”总是一种比“没有见解”更好、更积极面对中国问题的方式。(https://www.daow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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