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庙会助推秦腔发展-戏曲艺术的当代传承与发展

庙会助推秦腔发展-戏曲艺术的当代传承与发展

时间:2023-08-0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1〕中国戏曲自萌芽开始就与庙会结下不解之缘,诞生之后又以庙会为载体而获得长久的生存与发展,庙会为中国戏曲尤其是农村戏曲的发展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2〕在21世纪的今天,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各类庙会仍然不断,农村戏班还是离不开庙会,本文即庙会戏促进秦腔的发展繁荣谈一点肤浅的意见,以求正于方家。久而久之,各地庙会的会期便成为众所周知的礼制俗规。〔19〕清代中叶至末叶,是秦腔发展的鼎盛时期。

庙会助推秦腔发展-戏曲艺术的当代传承与发展

刘格娟

中国传统的、功能比较齐全的庙会,就目前的资料来看,大致起于隋唐时期。就其最初的功能而言,主要是用于娱神,然后逐渐增加了娱人的和经济的功能。〔1〕中国戏曲自萌芽开始就与庙会结下不解之缘,诞生之后又以庙会为载体而获得长久的生存与发展,庙会为中国戏曲尤其是农村戏曲的发展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正如张庚先生在《目连戏研究论文集·序》中所说的:“城市的戏曲靠商业,农村的戏曲靠敬神。在中国广阔而贫穷的农村,戏曲如果要生存,就必须与庙宇敬神活动联系起来,即敬神需要戏,戏也需要庙宇,于是两者自然地结合在一起。”〔2〕在21世纪的今天,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各类庙会仍然不断,农村戏班还是离不开庙会,本文即庙会戏促进秦腔的发展繁荣谈一点肤浅的意见,以求正于方家。

我国庙会在很早就出现了,据考古证实,我国早在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辽宁牛河梁)时期已建有大型女神庙,并塑有裸体着色的女神。〔3〕它标志着庙会的萌芽。及至商、周、秦、汉,则遍及各地。其时的庙会已有巫风、傩仪的表演,如《周礼·夏官·方相氏》云:“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隶而时难,以索驱疫。”〔4〕王逸《楚辞章句》云:“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巫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5〕

“庙会”一词,在汉代已出现,《后汉书·张纯传》载:“元始五年,诸王公列侯庙会,始为谛祭。”〔6〕与汉代以前相比,魏晋南北朝的庙会带有更多娱乐成分,如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一记“长秋寺”庙会:“至于大斋,常设女乐,歌声绕梁,舞袖徐徐,丝管寥亮,谐妙如神。”〔7〕唐宋两代则更进一步,唐代如《岁时广记》载蜀中春日庙会与庙市:“蜀中风俗,旧以二月二日为踏青节,……妓乐数船,歌吹前导,名曰游江。于是都人士女骈于八九里间,纵观如堵,抵宝历寺桥出,宴于寺内。寺前创一蚕市,纵民交易,嬉游乐饮,倍于往岁,薄暮方回。”〔8〕宋代如《东京梦华录》卷八记“神保观庙会”:“自早呈百戏,如上竿、跃弄、跳索、相扑、鼓板、小唱、斗鸡、说浑话、杂扮……色色有之。”〔9〕明清统治者阶级歌舞宴乐,特别尚好和重视戏曲、歌舞活动。要求亲王对待黎民百姓“或亦以教导不及,欢以声音感人”。(《张小山小令序》)明代,庙会大兴,为戏班提供更多的演出场所,凡经济实力雄厚的庙会所请均为当地名班与名角。清代,庙会更盛,演剧几乎日不间断,正如清徐荔枝《瓯江记游草》所咏:“演神戏,演神戏,不在街头在神宇。一年三十有六旬,每日登台劳歌吹。三处五处奏伎工,卜昼卜夜满城同。”〔10〕孙同光《永嘉见闻录》“补遗”也说:“昔东瓯王信鬼,其风至今未替,故俗获病,祈禳演剧酬神之事,终年不绝。”〔11〕沈云《盛河竹枝词》咏临安蚕神殿庙会演戏:“先蚕庙里剧登场,男释耕耘女罢桑。只为今朝逢小满,万人空巷斗新妆。”并自注云:“先蚕庙在柏家桥东丝业公所内,俗呼蚕王殿,每岁小满前后演剧三天,男女观者热闹异常。”〔12〕张延章《宁波十二个月竹枝词》咏关帝庙关公生辰庙会演剧:“宰牛为胙祀关公,祭品都和祭孔同。日近十三真热闹,戏文常做两头红。”并自注云:“俗以五月十三为关公生日,先期杀牛作祭品,戏文做全夜,叫两头红。”〔13〕又咏城隍庙会演剧:“打醮沿街多搭台,明衣挂户纸粘裁。城隍庙里目连做,海曙楼前灯谜猜。”并自注云:“明衣即冥衣,纸做衣裳。目连为戏之一种,绍兴人叫大戏。海曙楼即鼓楼,打醮时各店肆多备灯谜招猜。”〔14〕凡庙会演戏,观众总是挤得满满的,郭钟岳《瓯江竹枝词》云:“金鼓喧阗演戏文,庙廊游女正如云。一班年少真轻薄,炯炯双眸盼翠裙。”〔15〕庙戏一般要演至半夜或天明。前者如方鼎锐《温州竹枝词》云:“粉墨登场笑语欢,满楼灯烛烂银盘。笙歌聒耳浑忘寐,观剧人归夜已阑。”〔16〕后者如郭钟岳《瓯江竹枝词》云:“观剧游人好夜行,庙门演剧到天明。梦中风送云盤奏,恍惚身居不夜城。”〔17〕

庙会戏之所以成为戏曲的主要场所,是由封建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因素所决定的。历代封建统治者威力维护他们的统治地位,特别重视戏曲艺术的教化作用。他们不仅利用自养的宫廷、官府戏班为他们歌功颂德,树立皇权,而且还利用民间戏班酬神赛会的演出,宣传封建礼教,巩固封建统治秩序。从汉代至清代,历代封建统治者在政治上都把儒、道、佛三教作为他们统治人民的精神支柱,使政权、族权、神权三位一体,大肆提倡,于是敕寺建庙、塑神祭祀之风盛行。在历代帝王推佛倡道之风下,各地所建的寺院比比皆是。各地修庙塑神常以当时当地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为宗旨,联系神话传说历史人物加以附会和想象,彻骨那神像,定期祭祀。久而久之,各地庙会的会期便成为众所周知的礼制俗规。“内坛法事外台戏”,庙会始终借戏曲以娱神。说是娱神,实是娱人。众所周知,庙会既是祭祀神灵的场所,更是农村物资交流的集市。它之所以能吸引四方善男信女和行旅客商参与庙会,其主要的媒介是戏班演出的“庙会戏”。

秦腔在明代中叶形成,明代末年,秦中周至谭家寨已有张家班等班社在民间演出,西安明王府还不断征选民间秦腔戏班,进府演唱取乐的情况,以及明亡二十年后,陕西关中出现了“康熙王登基有四年,各州府县演乱弹”的事实。到了乾隆中叶,已臻成熟,发展到了盛期。“乾隆四十一至四十五年(1776—1780),西安双赛班、泰来班等秦腔班社于西安骡马市路西与街东药王庙戏楼相望修筑‘梨园会馆’,作为秦腔艺人们敬奉戏神及集会之地。在关中各地呈现一派繁盛景象。”〔18〕据乾隆十年(1745)巡抚陈宏谟五次禁戏檄文可知,陕西各州府县节庆、丧葬、庙会、秋神报赛演戏成风,“于广阔之地搭台演唱,日唱不足,继之彻夜,男女奔赴,数十百里之内,人人若狂。一会之费,动以千计,一年之中,常至数会”。〔19〕清代中叶至末叶,是秦腔发展的鼎盛时期。此时,秦腔能够日趋兴盛的原因,最主要的是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区的秦腔演出市场的兴起和迅速发展。当时,秦腔演出最主要的市场就是各种形式庙会戏的大量需求。〔20〕清代封建统治者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维持其统治,由各级官府出资,在各地大兴会戏典乐之风,广在各地修庙建寺。“据陕西十个地市的不完全统计,仅清一代,全省所建的各类庙宇就10000多处,仅西安一地,亦多达100处以上。”〔21〕在封建统治阶级的提倡和影响下,民间各地形成了建庙兴会之风。按封建帝王法定的祷祀礼典规定,庙会祀典除了献品之外,还要献乐,一般神庙都是有各地庙会会首出面邀请民间戏班为之献戏。一至会期,必有秦腔戏班演出。戏资由官府付给,群众不分男女老幼,都可以不出分文就可以至庙会娱乐。城乡商贩,也趁庙会广做生意,纷纷摆摊设点。由于各处庙会很多,会期接连不断,戏班台口赶到哪里演出,群众就跟到哪里看戏。“以西安、兰州市郊清代有1000处庙会为例,按照常规,每会一年两次会期,一次三天,两次需要演出六天,1000处,共需要演出6000天。每个秦腔戏班以每年实际演出200天计数,一年需30个戏班连台不停地演出,才能满足这里庙会演出的需要。”〔22〕可见,当时庙会戏对秦腔演出的需求量是十分惊人的。因此,庙会是清代酬神赛会、戏曲演出的集散地。庙会因有演戏而热闹,秦腔戏班因有庙会而生存,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明、清两代秦腔之所以能够长足的发展,庙会戏起了很大的作用。而数百年来,广大秦腔的戏曲观众,也主要是在这里培养出来的。”〔23〕

建国后,赶庙会被当作封建迷信取缔,庙会活动一度沉寂,庙会戏也没有了。从20世纪80年代年代中期开始,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保护文化遗产”的口号下,陕西农村普遍对旧的庙宇进行了重建、扩建,几乎村村有庙宇,大的村庄甚至有数座乃至十几座。以宝鸡地区部分县为例,宝鸡县有九龙山、钓鱼台、虢镇火神庙、通洞、景福山、佛岩崖、磨性山、武城山、虢镇城隍庙会。麟游县有县城城隍庙会、宝玉山、威龙山、麻夫镇药王洞、石臼山庙会。扶风县有午进镇贤山寺、县城城隍庙、绛帐药王庙、太白镇长命寺、段家乡青龙寺、法门寺、杏村镇的关羽庙会。岐山县有周公庙会、五丈原诸葛亮庙会、凤鸣镇城隍庙会、高庙太白爷会、青化西门会。凤翔县有柳林镇的上九会、彪角镇的炮会、陈村镇的灵山会、横水镇的麦王会、城关镇的城隍会。这类庙会都是宝鸡地区人人皆知的大庙会,历史久远且宗教地位较高,例如周公庙会、灵山庙会始于唐代,诸葛亮庙会创建于元初。每逢赶庙会,必然要搭台唱戏,方圆几百里的群众都出动,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凤翔知府尹昌龄曾有抒发感慨的《彪角炮会》诗:“两部梨园咫尺街,喧天车马混尘霾。儿童欢喜游民欣,多少人家典金钗。爆竹千杆四行排,纷传迎到火神来。可怜有用钱无数,博得虚声快而侪。”〔24〕除了这些大庙会,各个村都还有自己的庙会,以凤翔县为例,“全县21个乡镇,250个村民委员会,几乎村村有庙会。”〔25〕有的一村甚至有好几个庙会。拿凤翔县城关镇豆腐村来说,就有5个庙会。(笔者就此作了调查)旧时科学不发达,自然灾害屡侵于民,医疗条件差,生子传宗、御疾治病备受酸苦,以前陕西传统庙会“以祈祷农岁丰稔为目的,每岁届期恒斋戒清洁集僧拜忏社,必联合多村,轮流铺坛,歌舞喧天,备极繁盛。”〔26〕人们在拜神、娱神的同时也娱乐自己。20世纪80年代后,农村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人们的文化也普遍提高,庙会原有的求神拜佛封建迷信活动逐渐削弱,文化娱乐的功能则有所增强,大小庙会必然都唱戏,已经是“无戏不成庙会”。凤翔县地处陕西关中,虽然大部分家庭有电视,但只能收三四个台,当地民众文化生活较贫乏。每年过庙会就像过年一样热闹,且不说灵山、城隍这几个大庙会,就是各村的一些小庙会也一样热闹非凡。每逢过庙会,家家都要买肉买菜,而且邀请所有的亲戚朋友来看戏,(邀请时不说“赶庙会”,而是说“看戏”),一般唱3—4天,整个地区集体看戏娱乐的时间,或请剧团唱几天戏。有些村子经济力量雄厚,资金充裕,请来唱戏的是省级的剧团和名角,这是平时一般民众不可能享受到的,更能吸引周围的群众来看戏。例如,1984年陕西凤翔县南指挥镇过庙会邀请著名秦腔演员李爱琴演出《周仁回府》,整个县城都轰动了,不仅本县的群众倾巢出动,就是邻县的也慕名赶过来看戏。戏场上人头攒动,盛况空前。

陕西各地庙会戏为戏曲培养了大量的观众。庙会戏既不同于只为少数人演出的堂会戏,也不同于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演出的剧场戏,而是具有广泛群众性的演戏活动。因为这些演出不收门票,费用一律由庙产或集资开支,人人都可以观看,因而观众动辄成千上万,人山人海,甚至达到“举国若狂”的程度。这可谓是全民戏曲,全民都是观众。庙会培养戏曲观众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经常性。由于各种庙会常年不断,农村观众几乎每月每日均可看到演戏的场面,随时随地接受戏曲艺术的熏陶。总之,一年四季,凡有庙会活动,即有演戏之举,村民们既是内坛仪式的参与者,又是外台戏曲的观众,他们在经常不断的观戏中,熟悉了陕西戏曲,并提高了观赏能力。二是普遍性。即男女老少、各行各业的人们均获得看戏的机会,普遍接受戏曲艺术的熏陶,成为中国戏曲最基本的观众群。据称,周围乡村大量观众进村,村民则家家户户准备酒肉接待亲友,如逢喜庆佳节,兴高采烈。各地的饮食小吃,行商掮客云集,热闹非常。宝鸡地区岐山县每逢农历三月十二至十三的周公庙会,“与会者达数万人,数台大戏争相竞技,正会日(即十三日)晚直唱到天亮。……曲艺江湖散列各厢,善男信女念佛声此起彼伏,站在蟾岭坡上鸟瞰脚下,简直是人的汪洋大海,波涛鼎沸。举目远眺,几十路人流源源泻来,车水马龙,络绎不绝,场面之壮观,令人忘返。”〔27〕

秦腔在陕西农村,由于庙会是演戏的主要艺术活动场地,因此在演出方式和剧目上都要遵守庙会戏的习俗。庙会戏演出时间较长,一般为三天四夜,每天三场,上午一本,下午三折,晚上一本,即两本捎三折,起会日先晚称挂灯戏,第一天为头会戏,第二天为正会戏,第三天为罢会戏,共演十场。大型庙会戏有演四天五夜或者五天六夜乃至十天半月之俗,主要依据庙会影响大小,由施募捐费多少而定。除秦腔演出外,还有民间自乐班清唱、木偶、皮影戏等,多到四五十台的场面。就上演的剧目而言,由会长和剧团协商点演。首晚“挂灯戏”,须先演“奠酒戏”,后演“还愿戏”。除此,演出的剧目必须是“平安戏”,若关帝庙会,还须演关公戏,大庙会须演“天明戏”。

综上所述,陕西秦腔以庙会为载体而获得生存与发展,反之,庙会又借戏曲以娱神,在满足人们信仰意愿的同时,实现商品交流与文化娱乐的目的,从秦腔诞生以来,就和庙会相互依存。改革开放之后,因落实宗教政策和正确引导,庙会又成了沟通城乡物资交流、繁荣区域经济的重要渠道,而吸引四方来客、激活物资交流的“媒介”仍然是戏班演出的“庙会戏”,而陕西农村戏曲的重新更生,依靠的正是这种庙会的兴起。道理很简单,由于农村经济发展,人们在解决温饱之后,就急需文化娱乐,除电视、电影等形式外,最受他们欢迎的还是传统的“逛庙会,看戏文”,在那些家喻户晓的传统戏里,有他们熟悉的故事情节与人物形象。因此,戏曲对他们依然有着强大的吸引力。由于庙会也要请名班、高水平戏班演出,剧团之间的竞争也很激烈,必须在剧目的创新与演技的完美上下功夫,这就进一步推动农村戏曲向更高层次发展。同时也向人们预示:在今后很长时间内,农村戏曲的生存与发展仍然离不开庙会,庙会在繁荣农村经济的同时,也繁荣了陕西农村戏曲。

作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注释】

〔1〕赵世瑜:《中国传统庙会中的狂欢精神》,《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2〕湖南省艺术研究所:《目连戏研究论文集》,艺海编辑部1993年版,第4页。

〔3〕辽宁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载《文物》1986年第8期。

〔4〕阮刻十三经注疏本《周礼注疏》卷31。

〔5〕[清]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5页。

〔6〕二十五史本《后汉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48页。

〔7〕高有鹏:《中国庙会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44页转引。

〔8〕同上,第48页。(www.daowen.com)

〔9〕胡雪风:《温州南城考述》,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2页。

〔10〕胡雪风:《温州南城考述》,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2页。

〔11〕宋·孟元老著,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06页。

〔12〕《中华竹枝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79页。

〔13〕同上,第2123页。

〔14〕同上,第2124页。

〔15〕同上,第2201页。

〔16〕同上,第2280页。

〔17〕同上,第2206页。

〔18〕《陕西戏曲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页。

〔19〕《培远堂偶存稿·文檄》卷二十一、二十三、四十五。

〔20〕《秦腔发展史》,杨志烈、何桑著,陕西旅游出版社年版,第118页。

〔21〕《陕西通志》,陕西省文化局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2页。

〔22〕《秦腔》第25卷,陕西省文化局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59—1961年版,第56页。

〔23〕《中国戏曲志·陕西卷》,国家文化局主编,中国ISBN中心1995年版,第832页。

〔24〕《凤翔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06页。

〔25〕《凤翔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07页。

〔26〕《陕西省志·民俗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7〕《岐山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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