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集到文献后，还须对其加以选择取舍。在这个问题上，郑樵着重提出两条：亡书必录，卷帙必记。

1．亡书必录

郑樵认为：“古人编书，皆记其亡阙。”（3）他举例说：

仲尼定《书》，逸篇具载；王俭作《七志》已，又条刘氏《七略》及二《汉艺文志》、魏《中经簿》所阙之书为一志；阮孝绪作《七录》已，亦条刘氏《七略》及班固《汉志》、袁山松《后汉志》、魏《中经》、晋《四部》所亡之书为一录。（3）

为什么亡书当录呢？郑樵举出两条理由：

第一，记载亡书有利于文献的搜求。

郑樵写道：“古人亡书有记，故本所记而求之。”（3）例如，“魏人求书，有《阙目录》一卷；唐人求书，有《搜访图书目》一卷”。（3）总之，“自唐以前，书篇之富有者，为亡阙之书有所系，故可以本所系而求之”。（3）这些意见，确实是很中肯的。(www.daowen.com)

第二，记载亡书有助于考辨学术的源流。

郑樵指出：“古人编书，必究本末：上有源流，下有沿袭。故学者亦易学，求者亦易求。”（3）郑樵的这个思想，由清代著名文献学家章学诚发展为目录学上的最高原则：“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从这个命题的巨大影响，可以看到郑樵的主张的重大意义。

郑樵自身的目录学实践也贯彻了亡书必录的精神，所以他在谈到其《艺文略》时称：“今所纪者，欲以纪百代之有无。”（2）“有无”者，存佚也。

2．卷帙必记

郑樵认为，不论何类图书的著录，都应当注明其卷帙：“凡编书，每一类成，必计卷帙于其后。”（13）以郑樵自己的《通志·艺文略》小学类为例，从“《三苍》三卷”到“《小学总录》二卷”，每一种都注明卷数；最后，还注明“右小学三十三部、七十七卷”。这项工作无疑有益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