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券监管者的行为研究：发现与矛盾

信念是行为主体在进行决策判断时的一种心理状态，在帮助提高行为主体应对复杂和不确定性问题能力的同时，也可能导致一系列非理性行为的产生。本节的研究发现，在信念因素的影响下，中国证券监管者确实难以避免过度自信、后见之明和证实性偏差的出现，但相比机构投资者和散户投资者，中国证券监管者的表现要更为理性。

上述研究发现与以往的研究结论存在明显不同。在以往关于证券监管者非理性行为的研究中，研究者普遍认为监管者会受到自身所持信念的影响，表现为对自己所掌握信息正确性的过度自信而过度干预市场（Plous，2004），以及为证实自己的决策而选择性执法（Mitchell，2002）。然而，研究结果却表明中国证券监管者在决策中并不存在很高的过度自信、后见之明和证实性偏差，说明信念的影响是十分有限的，这也表明以往研究所发现的过度监管、选择性监管现象可能并不是证券监管者强烈信念动机的结果，至少不能有效解释中国证券监管者的监管行为特征。事实上，从很多中国证券监管领导者的公开言论中也可以发现，监管者也并非自信和信念依赖的。例如，2025年下半年以来，在面对保险公司频繁举牌上市公司这一现象时，上交所资本市场研究所所长魏刚表示：“从监管层来说，我们也非常被动，有一些行为并不直接违反《证券法》的规则，但是道义上却站不住脚，因此规则上就需要做一些调整。例如，证监会能不能在事前有一些法律授权，在事前进行一些干预，同时在事后有相应的规则，支持监管真正长牙齿，发挥作用。”这间接体现出的是监管者难以坚持和维护自身信念的无奈。

实际上，中国证监会虽具有对证券市场的广泛监管权，但在监管权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却受多个因素的制约而不能完全地体现其独立地位，这也影响了监管的客观立场和监管者信念的坚持。第一，从制度安排角度来看，中国施行的是以证监会为核心的集中型监管制度，证监会作为国务院直属的事业单位，虽具备较高的行政级别，但在市场问题认知中也受到一定的制度制约。例如，在现行体制下，中国证监会并不享有固定立法权，并且也并非所有证券活动的监管机构（柯湘，2015），这就导致监管者在行使监管权力时需要不断考虑所要处理问题的类型和属性，不断对所掌握信息进行重新理解和判断，不断对自我认知进行修正以适应监管环境。第二，从监管利益角度来看，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维护市场“三公”和促进资本市场发展虽然是监管目标，但实际的理解和执行却受到包括政府、企业、中介机构等在内的各利益方利益的制约。一直以来，由于上市资源的稀缺性和巨大利益的驱使，证券市场长期伴随着寻租活动，而对于中国证券监管者来说，监管力量又是有限的，任何监管信息的公开和披露也都可能对市场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在对市场问题进行认知和处理时，监管者是谨慎的，需要不断考虑各利益方的诉求，而这就可能限制了其自我认知的表达。第三，从监管的成本和收益来看，监管者在制定和实施监管决策时所担负的责任和收益往往是不匹配的，市场所赋予的过高的监管期望也促使监管者更加谨慎地对待监管问题，这就间接限制了证券监管者自我信念的坚持和表达，因为过强的信念反而会带来更高的决策风险和责任，进而影响其职位和声誉。因此，当面对自我认知和客体要求冲突时，监管行为往往缺少动机以证明信念的正确性。此外，作为体制内的工作人员，中国证券监管者自身所追求的利益通常是权力、声望以及轻松的工作负担等，而这些个人利益往往通过在政府指导和影响下所从事的公共活动实现，因此，中国证券监管者在制定监管决策时只要服从政府的政策法规就可以帮助其实现个人利益并且承担更少的职责风险。(https://www.daowen.com)

上述分析表明过度自信、证实性偏差和后见之明等由信念依赖所导致的偏差并不能有效解释过度监管、选择性监管等监管行为特征，因为更高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并没有让中国证券监管者比证券市场投资者更相信自己的判断。然而，由第3章的研究可知，过度监管、选择性监管又确实存在于中国的证券监管实际中，那么，又该如何理解这些监管行为特征呢？这可能与其他非理性因素的影响相关，例如本章4.1所分析的启发式思考的影响。事实上，信念是个体心理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如果在对问题进行判断时缺少对信念的依赖，个体虽然能够规避由错误信念以及为保护信念所带来的不良后果，但同时也更容易受外界复杂环境的影响而放弃自身的立场，体现为人云亦云和随波逐流。因此，对于中国证券监管者而言，在决策中缺少对信念的依赖很可能会导致从众效应和责任推卸效应，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干扰或误导而放弃自身应该坚持的正确信念和立场，具体到证券监管者的监管行为中就会主要体现为失时式监管、盲目式监管和不透明式监管。具体而言，由于缺乏自我信念的支持，中国证券监管者在决策时会存在缺乏自信心和安全感的情况，对自己的独立判断也没有把握。因此，中国证券监管者不倾向于对市场问题进行快速的判断而承担更多的责任，而是寄希望于获取更多的信息来进行判断，这也就导致了监管经常是滞后于市场问题的。同时，在应对一些突发和不确定性的市场状况时，信念依赖的不足会使中国证券监管者屈服于外界的压力，为了降低来自公众和舆论的压力而盲目进行监管，导致很多监管政策的出台并没有实质性地解决市场问题，反而加剧了市场风险的累积。此外，为了减少社会公众及舆论施加的压力，证券监管者通常不愿意将更多监管的细节予以公开，也不愿意表达与社会主流意见不同的观点，这其实也是监管者不自信、安全感低的表现，是由自我信念的不足所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