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棋在先秦时代一般都叫做“弈”，从汉代开始才逐渐成为这一棋种正式的名字。杨雄《法言·问道篇》：“围棋击剑，反自眩刑，亦皆自然也。”刘向的《淮南子》中也有类似说法。许慎《说文解字》：“弈，围棋也。”扬雄《方言》进而告诉我们这里有方言差异：“围棋谓之弈。自关而东，齐鲁之间，皆谓之弈。”班固《弈旨》也说：“北方之人，谓棋为弈。”后来，唐孔颖达《左传》襄公二十五年疏云：“棋者所执之子，以子围而相杀，故谓之围棋。”可谓一语道破：围是“弈”的本质所在，因此，即使是在单音节词占主导地位的汉代，“围棋”这个双音节词还是代替了“弈”这个名称。

围棋以黑白两色棋子围杀争胜的游戏规则古今未易，但棋盘的道数却有一个发展稳定的过程。据1954年河北望都汉墓出土的十七道石制棋盘推论，东汉已经流行十七道棋盘了。1974年新疆吐鲁番唐墓内出土的仕女图中的棋盘也是十七道。但1971年在湖南湘阴唐墓内找到的棋盘却是十五道。1977年内蒙古辽代古墓内发掘出来的棋盘甚至只有十三道。迄今所见最早的十九路棋盘是1959年在河南安阳出土的隋代瓷棋盘。从文献看，三国魏人邯郸淳《艺经》上说：“棋局纵横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南朝《读曲歌》中也有“方局十七道”之类的辞句。因此，现代棋史界一般都认为汉代十七路棋盘是主流，而唐代开始则一般皆通行十九路棋盘了。至于同一时代有多种棋盘，也许是因为地域差异或个人喜好之不同，就象现在一般通行十九路棋盘，但尼泊尔、锡金和西藏等地区还流行十七路棋盘一样。但实践证明，十九路棋盘是最科学的，至于原因，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从行棋的取实地与取外势两方面的效率与棋盘大小的关系方面去思考，这里便不再枝衍了。

爱好围棋的都知道，与现代围棋相比，中国古代围棋有一个特别之处，那就是对局时双方先各在四角的星位上放上二子，称为“势子。”这种制度一直沿续到清末。但是，汉代的围棋是否也是如此的呢？东汉马融《围棋赋》中的一句话为我们提供了线索：“横行乱阵兮，敌心骇惶；迫兼棋譆兮，颇弃其装。”这个“譆”字不载于当时的字书，文献典籍上好象也仅见于此，《康熙字典》虽有该字，但形声皆不可晓。宋章樵注云：“譆，音义与岳同。棋心并四角各有一子，谓之五岳，言不能动摇也。”明人杨慎在《转注古音》中曾引章樵上文，并增“今谓之势子，而中心一子不下。”后人由于不解“譆”这个僻字，因此众说纷纭，或以为其为“暘（即鹗字）”字之误，或以为“彖隹（即彖鸟）”字之误。但是，有一点大家的看法是一致的，那就是不管这个“譆”是什么字，所谓的“棋譆”是指“棋心”，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天元”，因为它位于棋盘最中心，故称之为“心”。这可从晋人蔡洪的《围棋赋》中找到旁证：“取坤象于四方，位将军乎五岳。”后句就是指在天元下子。接下来的问题是，天元上一子谁下？按古代着法白先黑后，好象应该是白下天元一子；但反过来一想，既然五子均为势子，那么天元放黑子，开局不是白先了吗？而随着天元这一势子的消失，后代也就白先行，不正是沿袭此制，前后一贯吗？但由于没有文献记载，也只能存疑了。

据晋代葛洪《西京杂记》载，汉代开国之君刘邦，经常在宫中与戚夫人“出雕房北户竹下围棋。”但从有关材料看，西汉围棋并不很兴盛。《西京杂记》说，西汉棋下得最好的是杜夫子：“杜陵杜夫子善弈棋，为天下第一。人或讥其费日。夫子曰：精其理者，足以大裨圣教。”另据班固《汉书·陈遵传》载，杜夫子的同乡陈遂，汉宣帝未即位时与他交情不错，常在一起玩玩六博，下下围棋，宣帝常输，这样就欠了陈遵不少钱。后来，等宣帝正式做了皇帝，就重用他，封他做太原太守，并风趣地对他说：高官厚禄，够还你的旧债了吧！

从这两则故事，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围棋并不是很重视，而且博弈还未彻底分家。这从史料上可得到证实。《汉书》中记载了西汉大儒贾谊的抨击之辞：“失礼迷风，围棋是也。”史游的《急就篇》也说：“棋局博戏相易轻。”意思是，凡是参加棋博游戏的人，由于有争斗之心，所以就容易言辞轻侮，举止不检点，失于教让。

所以，到了东汉，热爱围棋的人见到“博行于世，而弈独绝”的萧条场面，不由追问缘由，结果发现主要的问题在于“弈义不述，问之论家，师不能说。”（《弈旨》）。即理论问题没有解决。

首先要提到的是班固的《弈旨》，这是历史上第一篇系统地论述围棋理论的著作。文章立意很高：“局必方正，象地则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棋有白黑，阴阳分也。骈罗列布，效天文也。”说明围棋是“道之正也”。接下来，具体分析了弈与博的本质区别：“夫博悬于投，不专在行。优者有不遇，劣者有侥幸。”而“弈则不然，高下相推，人有等级。”指出弈高于博的地方。最后说明下围棋可以修身养性，合乎圣贤教化。

其后，东汉著名的反对谶讳之学的学者桓谭作《新论》，对围棋理论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世有围棋之戏，或言是兵法之类也。　　及为之上者，远棋疏张，置以会围，因而成多，得道之胜。中者，则务相绝遮要，以争便求利，故胜负狐疑，须计数而定。下者，则守边隅，趋作罫，以自生于小地，然亦必不如。

这里，桓谭不仅将围棋理论与兵法理论归为一类，而且指出了对局战略的高下：上者控制大局，不战而胜；中者扭断对攻，需战罢计数；下者委屈求活，从现代理论讲，即便活了一小块地但被人得了外势，多半会输。这是深得围棋三昧之言。上文提到过的马融《围棋赋》云：“略观围棋兮，法于用兵。三尺之局兮，为战斗场。”也以用兵比围棋，这是汉代以降围棋精神之核心。“建安七子”之一的应蠍著《弈势》，全篇引述了春秋至三国的一些重大战争和军事战例，如背水一战、声东击西、昆阳之战、官渡之战等，以阐述围棋之战略精神。古人的这种理解把握住了围棋之实质，也提高了它的地位，而且对后世影响很大，《隋书·经籍志》中便将围棋书籍归入“兵法”一类。(www.daowen.com)

东汉另一位有朴素唯物论精神的思想家黄宪在《机论》中指出：“弈以机胜，以不机败。”而且不光下棋，一切社会活动均贯穿着一个“机”字。掌握机心就是掌握事物内在规律。以此鼓励人们下棋时积极用智。

正是有这许多理论之支持，东汉末至三国，围棋才真正得以发展了。四百年后，沈约在《棋品序》中回顾往事，由衷地说：“汉魏名贤，高品间出。”东汉末年，三国鼎立，战事不绝，而三尺棋枰之上也演绎了不少精彩绝伦的争斗，给后人留下不少值得品味的棋话。

据《三国志·魏书》记载，太祖曹操便是当时围棋好手，与关中的围棋名手山子道、王九真、郭凯等人皆能抗衡。（见《太祖纪》注引《博物志》）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中，又从安徽亳县曹操祖父曹腾墓内找到了石制围棋，可见围棋是曹家的一大娱乐传统。曹操子嗣很多，兄弟之间“相煎”颇急。长子曹丕虽已受汉禅为魏文帝，但他心眼儿小，忌弟任城王曹彰骁壮勇猛，便设计害之。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棋局上：曹丕找弟弟在他们的生母毛太后处下棋，但他事先在部分枣子中下了毒，对局时他专拣无毒的吃，但曹彰不知道，中了毒。毛太后就去打水想给儿子解毒，但所有的瓶罐事先早被曹丕命人毁环了，于是，曹彰一会儿便死了（见《事说新语·尤悔篇》）

曹家爱下棋，其手下臣僚弈风也颇盛。据《魏书·明帝纪》，曹操手下的孔桂因“晓博弈璘踘，故太祖爱之。”平常出入，曹操总把他带在身边。而在当时著名的“建安七子”当中也不乏围棋爱好者。除上文提到的应蠍著有《弈势》外，王粲著有《围棋赋序》。而且，据《魏书·王粲传》记载：王粲看人下棋，不料棋盘被人碰翻了，王粲便为他们复局，但下棋的人不信他摆的和原来一样，就拿手帕遮住棋局，另拿一个棋盘让他再摆一次，结果“不误一道”，这在当时传为佳话。孔融给人写信时曾以围棋作喻（《与邴原书》），《红楼梦》中的惜春研究过他的棋谱，想必他也是位围棋好手。虽然我们现在找不到关于他与人对局的记载，但他的两个八岁的儿子给人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魏氏春秋》：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孔融因对孙权使者有讪谤之言，被曹操收捕，此时，两小孩正在下棋，看到他们的爸爸被人抓走，竟然神态从容地“端坐不起，“继续下棋。左右问：你们的父亲都被抓走了，怎么还坐着下棋？两人留下一句千古名言：“安有巢毁而卵不破者乎！”后来，果然父子都被杀了。这则苍凉的故事堪称魏晋风度之典范。

地处江南的东吴，是三国时期围棋最盛的地方。吴国民间高手严武的棋艺，与皇象、张子并、陈梁甫的书法，曹不兴的画，宋寿的占梦，郑妪的相面，范达的算命，合称“吴中八绝”。晋人葛洪的《抱朴子》又将他和另一好手马绥明双双誉为“棋圣”。东吴还开始了历史上最早的围棋记谱，棋谱被后人称为“吴图”。《三国志·吴书·吕范传》中记载的著名的“孙策诏吕范对局”的实战记录被保存了下来，宋徽宗时刊入棋谱《忘忧清乐集》，是现存最古老的棋谱之一。但因用十九路棋盘，有人认为是伪作。

局中对星位之子都有“小飞挂、大飞应”的手法（即图中白1黑2等下法），居然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在日本著名的名人道策时代，本因坊道策与琉球一棋手对局时（公元1682年四月）也出现了相同的情形。

东吴朝廷中弈风一直很盛，陆逊在出征打仗时与诸将弈棋如常（见《吴志·陆逊传》）。孙权的太子孙和的侍从蔡颖在东宫也下棋。而孙和很看不惯下棋的人，以为围棋无益于用，便叫韦曜著文抨击国中的弈风（见《吴志·孙和传》）。韦曜的《博弈论》是历史上反对围棋最有力，最具代表性的一篇理论性文章。其主要观点就是围棋妨碍事业进取，不是正人君子之所为。据《孙和传》载，当时驳斥弈道的文章还有七篇，但今都不传了。虽然如此，但当时的围棋地位已随着名人们越来越多的参与而不断提高，这种批评已遏制不了日益兴盛的弈风了。如丞相顾雍便不买太子的帐，依旧盛集臣僚在自己的官邸下围棋。他的儿子顾劭在豫章郡做太守，重病时常来信，但有一天顾雍下棋时送信来的人说没有他儿子的信。顾雍一听便知道他儿子死了，但仍神色不变，强抑悲痛继续下棋，但同时“以爪（手指）扌舀掌，血流沾褥。”（见《吴志·顾雍传》、《世说新语·雅量篇》）

与魏、吴相比，蜀汉的围棋似乎没有这么繁荣。唯一有确凿史料记载的一则棋事见于《蜀书·费礻韦传》：费礻韦任大将军时魏军来犯，驻扎在兴势，费礻韦受命率众去抗击，光禄大夫来敏来送别，与费礻韦下了一棋，局后，来敏说：“君信可人，必能办贼者也。”果然，费礻韦退了曹军。但史料虽不多，传说、演义故事却不少。《三国演义》中说华佗为关羽刮骨疗伤时，关与手下弈棋，眉头也没皱一下。著名的“三顾茅庐”中说诸葛亮爱下棋，还作歌“苍天如圆盖，陆地似棋局，世人黑白分，往来争荣辱”流传当时，宋王应麟《玉海》载成都有“棋盘市”为武侯陈营处，《宝庆府志》载宝庆有“棋盘崖”为武侯着棋处，等等。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中的记载则完全是神异传奇了：有贼盗先主刘备墓，看见刘备与诸葛亮正下棋，旁有侍卫十余人。贼见了惊惧拜谢，刘备叫他们别怕，并各赐酒一杯，玉带数条，“命速出”。等贼出来，都成了哑巴，手中玉带也变成了巨蛇，但“视其穴已如旧矣。”真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