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处处是优场，社日儿童喜欲狂”，南宋熙攘的绍兴水乡，到了春天祭社的时候，春日暖阳，风徐雨润，人声鼎沸，儿童忙奔走，伶人巧梳妆。万人空巷，都为了去看一场社戏。比宋更早一些时，社戏不仅仅是唱大戏，还有武术、杂技等表演，人们把能想到的表达对丰收的渴求的方法，都虔诚而喧闹地上演了一遍。

元明时代，戏曲繁荣，经济发展，社戏就已成为一种文化体验，隆重地出现在民间生活中。于是每逢春秋两季的祭祀，大小节日，迎神赛会，高远湛蓝的天空，便笼罩着人间五彩欢腾的面孔——戏台上的伶人已是梨园行当的角儿，唱念做打都因专业而充满美感，台下的观众拿着院本，字字句句对照，《陶庵梦忆》中描写道，角儿们哪怕唱漏了一个字，观众们便会“群起噪之”，角儿们不得不“开场重做”。观众的审美要求，已不是从前仅供娱乐而已。

清代到民国，绍兴的社戏换成了乱弹，这种新兴的地方曲种更接地气，更有当地民生的人情味，于是从第一天开锣上演便唱到了今天。

戏台高筑，伶人脸上涂满了油彩，遮住了原本的模样，便是另一种身份在与世人对话。观众倾注全部精神，聆听戏里的每一种悲欢离合。人生如戏，台上的故事也在台下悄然发生。社戏的热闹，也在台下人与人之间的碰撞中，甚至碰出了爱情的火花。(www.daowen.com)

胡适年少时跟随母亲去姑婆家看社戏，偶遇了江冬秀和她的母亲。倒不是两颗少年的心一见钟情，而是江母一眼看中了眉清目秀的胡适，希望他能当自己的乘龙快婿。一桩姻缘，就在江母和胡母的协商下达成了一致。胡适抗争，他希望的是婚姻自由，但胡母悲伤欲绝地恳求，胡适也只能遵从。

戏折子上写，包办的婚姻多半是悲剧收场，可胡适的婚姻却意外得到了爱情。胡适总是让着江冬秀，外面人说他惧内，他便坦然承认，还提出了新的“三从四得”：“太太出门要随从，太太指令要遵从，太太说错了要盲从；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张爱玲说，胡适和太太厮守终身，惧内不过是玩笑，但这个“惧”却是由爱而发。

一场社戏，就这样安慰了一种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