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唐史论丛第30辑:济丽关系演变的结论

唐史论丛第30辑:济丽关系演变的结论

时间:2023-08-2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事实上,百济与高句丽的敌对一直持续到唐初。由此可知,至少到626年,济丽两国的关系仍然比较紧张。可以说,是新罗的扩张吸引了百济和高句丽的注意力,而不是百济和高句丽事先达成了同盟,然后一致对付新罗。虽然百济在614年隋炀帝结束第三次征伐高句丽的时候再次向隋朝遣使,但继隋而起的唐朝选择新罗作为亲密政治关系的缔结者。从此以后,百济逐渐倒向高句丽,并于643年与高句丽和亲,缔结同盟。

唐史论丛第30辑:济丽关系演变的结论

既然《隋书·百济传》所见“通和”记事并不反映历史事实,那么根据本文第一部分的论述,7世纪初百济与高句丽应是对立关系。事实上,百济与高句丽的敌对一直持续到唐初。《三国史记》卷二七“百济武王二十七年(626)条”记载:

遣使入唐献明光铠。因讼高句丽梗道路,不许来朝上国。高祖遣散骑常侍朱子奢来,诏谕我及高句丽,平其怨。[24]

高句丽阻塞的是百济前往唐朝的海路。由此可知,至少到626年,济丽两国的关系仍然比较紧张。

《三国史记》显示,济丽两国在554年熊川城一战后,到上述598年高句丽侵略百济为止,维持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期。表面上没有战事,不代表两者缔结了同盟,是为其一。其二,553年前后新罗夺取百济控制下的汉江下游地域,把势力扩张到朝鲜半岛西海岸,获得了黄海的入海口。从此以后,新罗横亘在百济和高句丽之间。换而言之,百济和高句丽的边境不再接壤。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百济和高句丽分别把各自的首要进攻目标定作新罗。可以说,是新罗的扩张吸引了百济和高句丽的注意力,而不是百济和高句丽事先达成了同盟,然后一致对付新罗。

隋炀帝第一次征伐高句丽,采用的是陆、海两路,同时联合百济南北夹击高句丽的战术。这显然已经具备了唐灭百济,然后联合新罗,南北夹击高句丽的战略雏形。百济与隋的亲密关系,在612年征讨高句丽失败以后,可谓荡然无存。虽然百济在614年隋炀帝结束第三次征伐高句丽的时候再次向隋朝遣使,但继隋而起的唐朝选择新罗作为亲密政治关系的缔结者。这表明中原王朝在朝鲜半岛事务上,从亲百济转向亲新罗,其分水岭就是所谓的“通和”事件。从此以后,百济逐渐倒向高句丽,并于643年与高句丽和亲,缔结同盟。

由此可见,阐明《隋书·百济传》所见的“通和”记事与7世纪初的济丽关系,不仅能够解决韩国·朝鲜史上“济丽同盟”成立时间的疑问,而且可以启发我们去发掘历史叙述和历史事实之间的差异,从而引导我们去重新审视古代中原王朝和朝鲜半岛国家的历史互动。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

【注释】

[1][韩]李昊荣:《丽济连合说的检讨》,《庆熙史学》9、10,1982年,第22页。

[2]百济和高句丽一样,都有“扶余起源”的建国神话。高句丽自诩出自“北扶余”,与此相对,百济以“南扶余”自我标榜,表示出与高句丽分庭抗礼的姿态。详参[日]武田幸男:《世界的历史6: 隋唐帝国与古代朝鲜》,东京:中央公论社,1997年,第337页。

[3][韩]宣奉助:《7世纪济·丽同盟研究》,韩国学中央研究院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 《〈隋书·百济传〉所见武王的二重外交与济丽关系》,《韩国学论丛》49,2018年,第69—108页;《百济威德王·武王时代对高句丽牵制的外交性含意》,《耽罗文化》57,2018年,第125—161页。

[4][日]山尾幸久:《大化前后的东亚情势与日本的政局》,《日本历史》229,1967年,第27—47页。[日]井上光贞:《推古朝外交政策的展开》,载《井上光贞著作集第五卷 古代的日本与东亚》,东京:岩波书店,1986年,1971年初版,第59—62页。

[5][韩]金铉球:《大和政权的对外关系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1985年,第293页。

[6][韩]延敏洙:《古代韩日外交史:以三国与倭为中心》,《韩国古代史研究》27,2002年,第195—256页。

[7][日]田中俊明:《高句丽与唐的对立与倭》,载东北亚历史财团编《古代环东海交流 史1:高句丽与倭》,首尔:东北亚历史财团出版,2010年,第23页。

[8][高丽]金富轼著,孙文范等校勘:《三国史记》卷二七,百济威德王四十五年九月条,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320页。

[9]《三国史记》卷二七,百济威德王三十六年条,第320页。(www.daowen.com)

[10]《三国史记》卷一九,高句丽平原王三十二年条,第241页。

[11][韩]梁起锡:《百济威德王时代的对外关系:以对中关系为中心》,《先史与古代》19, 2003年,第227—254页。

[12]《三国史记》卷二〇,高句丽婴阳王九年九月条 ,第244页。

[13]《三国史记》卷二七,百济武王八年条,第321页。

[14]《三国史记》卷二〇,高句丽婴阳王十八年条,第244、245页。

[15](唐)魏徵:《隋书》卷八一《百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819页。

[16]《隋书》卷八四《突厥传》,第1875页。

[17]《三国史记》卷二〇,高句丽婴阳王二十三年七月条,第249页。

[18]《三国史记》卷二七,百济武王十二年二月条,第322页。

[19]《三国史记》卷二七,百济武王十三年条,第322页。

[20][日]井上直树:《六世纪末至七世纪后半的东亚情势与高句丽的对倭外交》,《朝鲜学报》221,2011年,第1—42页。

[21]杨昭全、何彤梅:《中国—朝鲜·韩国关系史》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18页。

[22]刘健明:《一场求不战而胜的攻战—隋炀帝征高丽试析》,载荣新江编《唐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07—226页。

[23](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一九九上《百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329页。

[24]《三国史记》卷二七,百济武王二十七年条,第3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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