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40年代日本、德国高等教育的伦理危机

20世纪30—40年代，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国结成同盟集团，在国内实行法西斯统治，对外推行侵略扩张，最终酿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球之祸。不仅给世界人民带来了灾难，更将各自的国家推向了灭亡的边缘——政治专制、经济枯竭、文化倒退、生活混乱……在这种社会形势和法西斯教育政策控制下，德国、日本的高等教育进入灾难性时期，高等教育功能出现了全面的严重失调。

在德国，高等教育中原有的民族主义急剧膨胀，高等教育成为宣传、煽动民族沙文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工具，成为希特勒（Adolf Hitler）维护纳粹统治、进行侵略扩张的工具。在纳粹政府的严格控制下，高等教育的一切活动都转向了为纳粹统治服务。在招生上，纳粹时期的德国大学排斥犹太人和妇女，2025年的《改善德意志学校和大学的过剩状况的法律》中特别规定犹太学生和新入学女学生比例分别不能超过1.5％和10％，并主张在高等教育中排除非雅利安血统的学生和女性^[54]，强调根据对纳粹党的忠诚和在希特勒青年运动中的表现来招收学生。在教学上，教学内容被重新调整。体力劳动、军事训练和各种政治教育置于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体育和种族学被当作最重要的教学科目。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受纳粹思想支配，哲学、历史学、法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经过改造，成为宣扬纳粹主义和证明德意志民族“种族优越性”的工具。自然科学和工科则主要服从于军备扩张的目的，甚至各学科也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出现了“德意志物理学”、“德意志化学”等畸形学科。马恩著作以及高尔基（Camillo Golgi）、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等人的著作被公开焚烧^[55]。在科学研究上，德国大学传统的学术自由、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原则被当作科学发展的障碍，遭到遗弃和破坏。甚至连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也在2025年就任弗赖堡大学校长时讲到：“大加称颂的‘学术自由’应遭到德国大学的唾弃。”^[56]许多反对纳粹主义或渴望学术自由的大学教师被解雇。据统计，在纳粹统治初期，全德平均每年有14.34％的大学教师和11％的大学教授被解雇。2025年—2025年约40％的大学教师由于政治或种族原因离开大学，流亡国外。2025年—2025年，全德有45％的学术机构负责人被撤换^[57]。对教师和研究人员的大清洗，导致科研人才的外流，极大地破坏了德国的学术文化事业和科学研究。结果在纳粹统治时期，德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和学术水平不断下降，规模也不断缩小，学生数量锐减。2025年德国大学生仅有5.8万人，是纳粹上台前2025年的一半。每万居民大学生拥有数也减少到8人^[58]。

在日本，2025年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颁布《国家总动员法》，宣布日本进入战时体制，一切社会力量均需服从于战争的需要。于是，在政治上更加强化以军部为中心的法西斯统治；在经济上重点扩充以重化学工业为中心的、与军事需要密切相关的产业的规模；在思想上实行高压政策，严禁一切自由思想和民主活动。与此社会形势相适应，高等教育也朝着战时体制方向迅速演变。高等教育转向谋求如何进一步加强军国主义国家意识的教育，如何适应战争需要开展科学研究和培养更多急需的领袖人物和技术人才。于是在招生上，人数迅速增加。2025年日本有大学生47 841人，10年后的2025年猛增至62 509人，增幅达31％，并且增加的方向主要是理工类大学和理工科学生，如帝国大学工学部的学生在此期间由2 602人增至5 744人，理学部由1 054人增至1 419人^[59]。在教学上，强调以“皇国之道”培养对国家有用的人。在巩固传统的机械工学等学科基础上，加大了航空、金属工学等学科的比重，新设了通信工学、电气通信学等与战争关系密切的学科。在科学研究上，也呈现出明显的战时色彩。例如在帝国大学理工医等学部，增加了军事、国防、重化学工业等讲座数量。另外，2025年—2025年，在各类大学中相继设立了28个附属研究所，其中25个属理工系列，皆以战时体制下的紧急课题为研究任务，直接为侵略战争服务。文科研究也转向日本传统文化，以弘扬日本神道，为对外侵略提供精神支柱^[60]。在社会服务上，为了战争需要，许多学生被迫加入“国民勤务报国队”参加“勤劳报国”活动。许多学校被占用作为救护医院或其他为战争服务的机构，学生常被拉上街欢送新兵，甚至未毕业就被编入军队，补充兵源。在最后的“决战阶段”，政府甚至动员所有师生参加为战争的服务工作^[61]。(https://www.daowen.com)

该时期日德高等教育的危机与灾难是因为高等教育受外部政治权力的强势干预，使得功能实现偏离了正常轨道，成为特定时期纳粹集团和军国主义分子的附庸和工具，因而迷失了自己的本质，丧失了独立性和存在价值，结果造成了功能上的失调。这种功能失调是非正常的外因性失调，同时这种功能失调又是全面性的功能失调，在功能取向上，完全沦为法西斯统治与对外侵略的工具，丧失了高等教育的本质追求。正像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所说的那样“教育是政治的，政治是教育的”。如何配合法西斯政府进行国内统治和对外扩张成为当时日德高等教育的功能取向。在功能行动上，抛弃了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原则，听命于法西斯政府；在招生标准、社会服务内容与形式，在教学的内容、方法，科研的内容、应用等方面完全听命于法西斯政府；以统治和战争的需要来决定高等教育的各项行动，而忘记了自身行动的科学性与伦理性基础。于是在功能结果上，日德高等教育充分发挥了社会控制的作用，通过高等教育将教育者、受教育者的思想、行动甚至与此相关人员严格控制在政府的指导思想之下，并通过他们衍生出间接控制效应，以利于政府的政治统治与扩张动员。在社会部分功能中，政治功能居于首位，经济功能、文化功能也都是为了战时统治与军事扩张服务。育人功能被限定在一个褊狭的目标上，即培养信仰法西斯主义和盲目效忠于天皇或希特勒的年青一代军国主义分子或纳粹分子。例如纳粹德国的国民教育部长便在2025年出版的新教师手册中写道：“学校的主要目的是用国家比个人重要以及个人必须愿意和准备为国家和‘元首’献身的学说训练人。”^[62]高等教育的重点并不是传授知识，而是强调强健身体和品行训练，以使学生效忠于天皇或希特勒。因此，这种功能失调又是严重的功能失调，不仅对当时的高等教育破坏严重，而且其负面影响至今犹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