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人喜欢简单、实际，讨厌繁复的条条框框，与人相处平和、平等，不喜仗势凌人，尤恶居富傲人，有句广州俗语：“泥水佬开门口，过得自己过得人。”这代表了广州人的性格，低调、务实、包容、灵活、开放、平和、冷漠、重利、常被用来描述他们。唐朝常年侨居广州的穆斯林蕃商，虽数以万计，人伦并处，却很少与广州人发生冲突。大家都是做生意，和气生财，没人在意什么“华夷大防”，赚钱最重要。北方人对此看不惯，唐朝丞相萧邺曾不屑地批评：“百粤之地，其俗剽轻，猎浮淫之利，民罕著本。”

朝廷轻视商人，认为他们都是逐利之徒，商人则认为官府只盯着他们的钱袋，历任主管官员，廉洁者十无一二。商人则与官府的关系，始终若即若离，遇见官员，虽然作揖打躬，毕恭毕敬，但其实内心恨不得把官员撕成碎片。

光宅元年（684）发生了一件事，官员们震惊地发现，原来商人对他们的仇恨，如此之深，深到真要取他们的性命。事情的起因，是有些蕃商不堪官吏任意侵渔，向广州都督路元睿告状。不料官官相护，路元睿判定蕃商理亏，要治蕃商的罪，激起蕃商愤怒。有一个受雇于蕃商的昆仑奴，袖中藏刃，直入衙署，把路元睿及十多个亲随全部杀掉，然后扬长而去，与一些蕃商登舟入海，逃之夭夭。坊间传说，事后找不到路元睿的尸首，估计被逃走的蕃商带到海外去了。又有一些街谈巷议，说路元睿死后，从他家找到无数金银珠宝，拉了几大车才拉完。

这次流血事件，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杀路元睿泄愤，并不是蕃商与民众的冲突。所以对官府造成极大震撼，开始担心，蕃客人多势众，最终会变得尾大不掉。蕃坊的设立，多少带有防范的动机。

蕃坊设立后不久，官府与蕃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真的交恶了，结果发生唐乾元元年（758）九月大食、波斯蕃客暴动事件。这次暴动规模很大，影响远远超过刺杀路元睿。大批武装起来的穆斯林蕃客，对广州发起突袭。由于变生肘腋，广州刺史韦利见猝不及防，惶骇翻墙而逃。蕃客们挥动刀剑，蜂舞并起，攻入城中，抢掠府库，焚毁庐舍，最后带上战利品，乘船从海上逃去。

对这一事件，中国的史籍，几乎无一例外地说，广州是遭到大食、波斯军队的攻击。《旧唐书》有两则记载，一则写道：“……大食国、波斯国兵众攻城，刺史韦利见弃城而遁。”另一则写道：“乾元元年，波斯与大食同寇广州，劫仓库，焚庐舍，浮海而去。”《新唐书》则说：“乾元初，从大食袭广州，焚仓库庐舍，浮海走。”《资治通鉴》的记载也大致相同，都说是大食、波斯等国，直接出兵攻打广州，但原因却语焉不详。

尽管七年前大唐军队与大食人在怛罗斯爆发一场战争，以大唐战败告终，但阿拉伯和伊朗的史籍，都没有记载阿拉伯军队曾经南攻广州。对于8世纪成书的《中国印度见闻录》写得比较清楚：“公元758年以来，居住在广州的大食人与波斯人众多，甚至到了足以反抗中国当局，并劫掠城市的程度。”不少人也认为，攻城者其实是侨居广州的蕃商。地方官上报朝廷时，不敢明言，可能是想夸大事态，掩饰自己管理无方。后来的史书，互相援引，也没有加以考证。于是，究竟是阿拉伯军队攻打广州，还是居住广州的蕃客暴乱，便成了一个罗生门。

蕃客暴动，石破天惊，把官府吓坏了，愈发感到高壁深垒的必要。唐朝在晋代城墙的基础上，对广州城墙进行了一次大规模修葺。

1998年2月，越华路与仓边路交会处的建筑工地上，发掘出了一段南北向的唐代城墙，现存长14米，残高3米，两边包砖，中间夯土，墙体下宽上窄。砖壁底下以黄白色砂质块石砌基，基下铺垫碎砖瓦层。包砖南壁厚约2米，残高0.65米；北壁瓮砖底部最宽2.05米，残高2.3米。修城砖块大而厚实。砖壁发现有“番禺修城大条砖”等砖铭。这是广州市首次发现唐代的城墙，从方位推测，应为唐代东城墙遗迹。唐城的北墙，在越华路南侧的高坡上，西墙在吉祥路东侧，南墙在西湖路北侧一线。

但城墙并没有能保境安民，蕃客暴动才过去五年，广德元年（763）十一月，广州城又发生一场严重动乱。广州市舶使吕太一乘岭南军队北上勤王之机，矫诏募兵作乱，驱逐广南节度使张休。吕太一是太监，自开元二十年（732）实行宦官监军制以后，市舶使也多由太监兼任。吕太一与张休的冲突，显然是为了争夺海外贸易的财富，吕太一不愿让别人分肥。张休逃往端州后，吕太一在广州大肆焚掠。《旧唐书》说他“纵下大掠广州”；《资治通鉴》也说：“太一纵兵焚掠”。直到永泰元年（765），朝廷军队才平定了吕太一之乱。吕太一盘踞广州两年，虽然史书没详载造成了多大的破坏，但来广州的海舶数量大减，商人纷纷觅路而逃，却是事实。

更可怕的是，动乱就像一个魔盒，一旦开启，纷至沓来。大历八年（773）九月，循州刺史哥舒晃发动兵变，攻占广州城，杀死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吕崇贲，连陷潮、韶、端等州。哥舒晃是西突厥哥舒部人，唐代有一首著名民谣：“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唱的就是哥舒部族。哥舒晃这次攻打广州，有一个奇怪现象，就是得到大批商人的拥戴。史书并没有披露，一向秉持和气生财原则的商人，为什么会悍然支持造反？他们到底有什么诉求？

朝廷不敢怠慢，即诏令江西观察使路嗣恭为广州刺史，充岭南节度使，统兵南讨。又命江西、容管、福建三镇出兵配合。路嗣恭自领精兵猛将，鼓噪而进，一路斩将搴旗，旬日间攻陷广州城，诛杀哥舒晃及部众万余人。杀红了眼的路嗣恭，把刀锋一转，开始大肆屠杀支持哥舒晃造反的“商舶之徒”。《旧唐书》记载：“及平广州，商舶之徒，多因晃事诛之；嗣恭前后没其家财宝数百万贯，尽入私室，不以贡献。”幸运捡回一条命的商人，早已东躲西藏，远离广州这块凶险之地了。

官府视商贾如盗寇，商贾视官府如虎狼。刀刃在颈，兵威相压，繁荣的海上贸易，至此乃顿呈衰败之象。

唐朝佛教大兴，“生关死劫，六道轮回”，是佛教徒经常思考的问题。在宿命论者看来，历史也在不断轮回。当年汉武帝兵发长安，平定南越，造成广州近三百年的衰退。好不容易缓过气来，浙江“五斗米道”卢循又来一回风火夜发，把广州烧成废墟，“平且康”的好日子，戛然而止。在其后百年间，长江流域的刘宋、萧梁、南陈，你方唱罢我登场，若干年就来侵扰一下。南朝之后，又过了若干年太平日子，虽然时有天灾发生，骚乱也出现过几次，所幸都没有酿成大祸。广州在这段日子里，凭着打开门做生意，与世界建立贸易关系，成了一个殷民阜财、高度繁华的城市。

但灾难再次降临。上天似乎给了某种预兆和暗示，许多地方都发生旱蝗之灾，有的地方则雷雨交加，雹大如鸡卵，狂风把树连根拔起。乾符元年（874），卖私盐起家的山东濮州人王仙芝在北方起事，聚众数千，揭竿长垣。乾符二年（875），另一位私盐贩子、山东曹州人黄巢，率众响应。长达十年的王仙芝、黄巢之乱，由此开锣。乾符五年（878）王仙芝死，黄巢代为首领。乾符六年（879）九月，这些山东大汉，挥军入粤。(www.daowen.com)

黄巢看中广州遍地黄金，所以一边造反，一边向朝廷要求当安南都护、广州节度使。这种“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的伎俩，历来为人不齿。朝廷认为广州是金山银库，“市舶宝货所聚”，绝不可落入黄巢之手，但又怕黄巢求官不成，来个玉石俱焚，于是授予黄巢“率府率”的官衔（太子属官，正四品上）安抚他。这是个虚职，掌管东宫兵仗、仪卫和门禁、徼巡、斥候等事。黄巢大怒，二度上表，非要当安南都护、广州节度使不可。皇上垂询大臣意见，有大臣忧心忡忡地进言：“南海以宝产富天下，如与贼，国藏竭矣。”于是朝廷再次拒绝了黄巢的要求。黄巢恼羞成怒，下令攻广州，竟势如破竹，仅一天时间，便攻陷城池，随后扫荡周围县城。

自汉武帝以降，历次入侵者，都用烧城这一招。黄巢攻陷广州后，又是四面纵火，焚戮极其惨烈。广州城没有毁于蕃客暴动，没有毁于吕太一之乱，也没有毁于哥舒晃造反，这次却没有那么幸运了。全城烟火迷天，连甍接栋的官衙与民房，顷刻柱折墙崩，尽成灰烬。避乱城中的民众，哭爹喊娘，满城逃窜，被烧得神焦鬼烂，不计其数。晚唐的《续南越志》记载，广州城“初尉佗筑之，后为步骘修之，晚为黄巢所焚。”《旧唐书》说，“广州、荆南、湖南，资贼留驻，人户逃亡，伤夷最甚”。

被黄巢所杀的，不只城中官吏和百姓，还有大批居住在城外的蕃客。据《中国印度见闻录》记述：“仅寄居城中经商的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就总共有十二万人被他杀害了。此四种教徒的数目之所以能予确定，是因为中国政府对于外国人要按口征税的原故。”阿拉伯历史学家马苏第（Abu Hasan AIiaI-Masudi）在《黄金草原》中写道，广州城陷后，黄巢军“杀戮大量居民。伊斯兰教徒、基督教徒、犹太人以及波斯拜火教徒，在逃避刀兵中死于水火般的劫难者，计有二十万之众。我们所以能够进行这种估计，是由于中国的国王们都有户口簿，其中统计了其帝国中的臣民以及附近附属他们的民族的人”。

马苏第的统计数据，死者比《中国印度见闻录》还多出八万。对这些数字，大部分史家都持怀疑态度，认为在广州的蕃客不可能有那么多。但有一个事实却没争议，那就是，曾经繁花似锦的蕃坊，瞬间废为榛莽。

黄巢占据广州后，人们以为他会割据岭南，称孤道寡。但北方军人却水土不服，疫病大爆发，不少人染上疫病，死者十之三四，士气低落，一夜军心尽望北。黄巢只好拔营西向，打着北伐的旗号，由广西挥军北上，离开了岭南。

黄巢不仅大规模屠杀商人，还把广州城周边的桑树砍伐一空，从而使广州的养蚕业陷入绝境，无法再生产丝绸。从这个举动可以看出，黄巢根本没有对广州作长期占领和经营的打算，只是把它摧毁而已。《中国印度见闻录》说：“这一事件，就是阿拉伯各国失去货源，特别是失去丝绸的原因。”

黄巢在广州只停留了短短一个月，烧杀抢掠一番，然后扬长而去，丢下无量的尸骸和一个几十年都难以恢复的烂摊子。19世纪的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在《蒲寿庚考》中说：“事件发生以后，阿拉伯至广州的通航中断了。”外国海舶直到唐朝灭亡（907）都不敢来广州了，改在马来半岛的箇罗与中国商人贸易。《中国印度见闻录》也记载：“中国的情势，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变。由于事变频仍，开往中国的航船已经绝迹；在中国的国土上，田园荒芜，秩序荡然，国势也逐渐衰落了。”

清代的《南海续志》记载了一个小故事：在小市街（今大南路以南解放南路段）的邓大林药店，从地下掘出一条铁索，往外拉扯，源源不断，竟连着一艘深埋地下的巨舶。这时的小市街，已“濒海数里许”，不再是江岸了，地下竟有巨舶，令人有“小阅沧桑”的感叹。有人猜测，这艘巨舶，可能是唐代来广州的外国商舶，遇风浪沉没。但以常理推测，承平时期，江上舳舻相接，进出码头十分繁忙，怎么会任由一艘巨舶沉没在码头区，阻塞航道，而无人理会？因此，更可能是动乱时期的沉船。

及至后世，竟然有人声称，黄巢杀蕃商，是替一百多年前被大食、波斯蕃商杀害的同胞报仇，大快人心。其实在唐代时，穆斯林与广州人相处，颇为融洽。乾元元年（758）的蕃商暴动，是攻入广州城里，“劫仓库，焚庐舍”，目标主要是官衙与官仓。那时城里，如鉴真和尚所见，“紫绯满城，邑居逼侧”，并没有多少平民百姓居住。即使中国的史书，也没有记载蕃商曾大肆屠杀百姓。而黄巢的屠杀是无区别的滥杀，故有“人屠” 之称。

黄巢就是为了在最短时间内，以最凶暴的手段，制造最大的恐怖，迅速摧毁广州人的抵抗意志，以便采用竭泽而渔的方式，夺尽广州的财富。所以他才不会在乎杀的是大食人、波斯人，还是广州人，也不会理会杀的是穆斯林、基督徒，还是佛教徒。

每次广州渐入佳境的时候，总有一股横发逆起的力量，半路杀出，将蒸蒸日盛的上升势头，猝然拦腰斫断。这种悲剧，在黄巢之前，上演过多次；在黄巢之后，也有多次上演，好像成了这座城市逃不脱的宿命。黄巢走后第二年，朝廷下令广州的各种赋税，十分减四，以利人民休养生息，可见被祸之重。

大顺元年（890）冬十月，刘崇龟出任广州刺史，来到广州城。这时距黄巢之祸，已经11年，广州仍然满目凄凉，城池毁坍，井废垣颓，人气涣散。昔日繁忙的码头，冷冷清清，再无鲜车健马，比肩击毂的嚣纷景象，但见袒肉膝行，吹箫吴市的乞丐；以前摆满异域珍玩的店铺，如今售卖胝足之药。那些为黄巢杀蕃商叫好的人，如果生活在这样的城市里，不知是否还觉得“大快人心”？

刘崇龟是快乐不起来，他花了很大气力，重新修补城墙，安顿流离失所的民众，尽力消除兵燹造成的伤痕。明人黄佐的《广东通志》称赞他“始修理城隍，抚恤疮痍，岭海靖安，民夷赖之”。在官府的支持与蕃客共同努力下，逐步重建蕃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