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贵宾对于教会学校这个帝国主义文化侵略阵地是死死抓住不放的，他懂得同共产党争夺青年的迫切性，为了“昂首”对抗革命风暴，必须把信教青年紧紧地抓在手里。
解放后，文贵宾对教会学校的前途感到忧心忡忡，他在一九四九年六月廿日写给美国传信会的信中曾表达了他的忧虑：
“在我们的公教学校上是个很大的斗争，我们在这些学校里虽然不能完全阻止他们的激烈宣传，但是直到现在这些学校仍在我们手里，恐怕迟早要从我们手中夺去。”基于这种看法，文贵宾就极力设法控制住这些教会学校，并且利用一切机会和可能在教徒学生中大搞宗教教育和宗教活动。
在文贵宾的直接控制下，圣路易男校和圣约瑟女校这两个帝国主义长期毒害中国青年的据点，解放后一仍旧规，毫无改变，公然对抗政府的教育政策和法令，规定天主教“要理”为必修课，国庆节不准放假，学生不准携带进步书籍进校等。过去两校全部课程均用英语讲授，甚至没有中国语文课，解放后，学生要求增加中文课，竟然遭到学校当局的斥责。更有甚者，两校当局在文贵宾的指使下，一再诬蔑我人民领袖，阻止学生的爱国行动。学生和学生家长忍无可忍，于一九五〇年十二月，连续集会控诉，政府根据他们的要求，对两校作了处理。
文贵宾还指使圣功女中的荷兰神甫郑化民和西开中学的荷兰神甫满济世，通过“圣母军”的活动，对抗党的领导，破坏党、团组织。文还从上海和香港弄来一百多种反动小册子，指使他们在校内散发。满济世威胁西开中学的教徒学生说：“共产党是魔鬼，不要和他们接近，不然会被他们引诱去的。”文贵宾还授意他们操纵学校校委及学生会的选举，妄图继续控制学校，摆脱党的领导。(https://www.daowen.com)
文贵宾勾结卜相贤（津沽大学副校长），在津沽大学的破坏活动更为猖獗。卜相贤把他办公室的小楼变成“公教学生俱乐部”，把一些宗教书籍和从上海天主教中央局买来的反动书刊陈列在这里，成为反共宣传的阵地。卜特别向学生推荐反动的《现代问题解答》是“最好的书”，希望人手一册。他自己还出版了一些反苏反共的宣传小册子，合订起来，美其名为《向阳小册》。为了掩人耳目，他还从新华书店买来一些进步书刊，杂陈在一起。
卜相贤邀买人心，利用助学金为诱饵，拉一些学生退出学生会，有的甚至辞退学生会的干事工作。他还利用职权，在校内调查党、团员的情况，并禁止教徒学生和党、团员接近。他诬蔑新社会为“魔鬼时代”，公开指示教徒学生“不要响应人民政府的号召”。他还阻止教徒学生参军参干，攻击这是“帮助魔鬼”，是“犯罪”。
一九五一年，该校师生揭发了卜相贤的罪行，教育部接受了师生的要求，将卜撤职。后不久，市公安局将卜驱逐出境。
公教学校广大师生逐渐认清了文贵宾的阴谋伎俩，以实际的反帝爱国行动，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控制。文贵宾的希望又落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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