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来,国门洞开,西风东渐,对中国社会城乡各阶层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扬州自不例外。
首先,西方来扬的传教士逐渐增多。旧教天主教19世纪40年代在扬州有较大的发展,新教基督教在19世纪60年代开始在扬州传播。其间于同治七年(1868年)、光绪十七年(1891年)发生两次教案,朝野震惊。客观地讲,西方教会在传教的同时兴办教育、医疗事业,还是造福社会的。教会学校的生源,一部分来自教徒家庭,一部分来自非教徒家庭。正规课程不设神学课,对非教徒的学生不强求入教,也不要求参加作礼拜等宗教活动,但重视中国传统道德教育(所谓公民课),这是比较开明的地方。教师多为非教徒有教学经验的中国人,教士一般不兼课程。教区和校区有别,不得随意出入。大体而言,教会学校的教学质量较高,对学生的管理较严,贫穷的学生可以减免学费,过分贫困的,还可拿一点生活补助品,这对扬州后来现代学制的建立起过借鉴作用。教会除创立浸会医院外,教会还在扬州设立了多处施诊所,如圣母院的博爱诊所等。医院和诊所免费为贫苦病人施诊,得到扬州人的好评。教会在扬州设立的医疗机构,在为宗教服务的同时,把西方现代的医疗科学理念、医疗方法、医药、医院制度、医学教育传了进来,并培养了一批西医人才,这对扬州医药事业的发展有一定的贡献。
同时经济领域也有外国势力和外国人的进入。两淮盐务稽核所即是一例。1913年,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以办理善后为名,向英、法、德、俄、日等列强借款2500万英镑,签订了《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依照这个合同的附加条件,全国的盐税成为抵押品,由外国人参加盐税征收,在盐务署下设“稽核总所”。稽核总所以中方盐务署长兼任总办,洋人任会办兼顾问。凡是产销盐的地方,均设“稽核分所”或“稽核处”,名义上华人为正、洋人为副,实际上是洋人掌管实权。盐区之盐纳税后,须经华洋经理、协理会同签字后方可放行;盐务进款存于指定银行,非有总办、会办会同签字的凭证不得提用。扬州的“两淮盐务稽核所”于1913年成立,1942年关闭,历时三十年。当时扬州盐务稽核所的华人总办为林振翰,字永修,福建人,洋人会办为日本人高州太助(1930年左右为加藤谦一)。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在《中国游记》中说,他1921年初到扬州旅游,就是由高州太助接待的。此人自视甚高,他曾说:“外国人在扬州做官的,前有马可波罗,后有高州太助,如此而已。”同年,高州太助经考证知道,扬州蜀冈之上的法净寺即古大明寺,过海大师鉴真曾在大明寺当过住持(注:鉴真并未当过大明寺住持,只是在大明寺讲律),于是请日本东方文化学院院长常盘大定博士撰写了《古大明寺唐鉴真和尚遗址碑》的碑文,邀冶春后社诗人、楷书名家王景琦书丹,请扬州著名石工黄绍华摹勒上石,碑额则请江苏省省长、清举人韩国钧题书,文曰“山川异域,风月一天”,一时称为盛事。
日本与中国是相继打开国门的,但日本明治维新之后,面向西方,日益强盛,对汉学采取了鄙弃的态度,中国人也开始汲取日本的经验。由于中国文化对日本传统的影响,仍有不少日本学人和汉学家,对汉学仍有着浓厚的兴趣。民国时期,特别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来中国游学、访学、访书、访古的日本学人很多,其中一部分专程来过扬州,各凭其专长,进行学术活动,留下了他们的印迹。
如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曾于1921年来中国旅行了三个多月,所著《中国游记》中有《古扬州》三章,表达了一种对中国文化的默契。著名的戏曲史家青木正儿,1922年曾来扬州访问,在《江南春》一书中,写下了他对扬州文化意蕴的倾服,对瘦西湖的情有独钟。著名文献学家长泽规矩也在1923年至1931年之间,曾七次来中国访书旅行,收集研究资料。1930年来扬州访书,接待他的人是日本驻扬盐务官加藤谦一、上海张元济的侄子张树源和扬州人李振先,住在当时扬州最著名的绿杨旅社。他对扬州的印象是:“扬州城内的街道一如旧时一般的狭窄,即便是最繁华的教场街,也丝毫没有大马路的感觉。……茶馆、书社都集中于此。书店也以这条街为中心,它的南边是辕门桥,北边和北牌楼在一条直线上。”(30) 他来扬州的目的主要是访书,跑得最多的是书店。但“由于扬州等地不似往年学者云集,稍有新异的,书商一经买到就直接送到上海”(31) ,所以他收获不多。他还为吴氏测海楼的藏书卖往他处,不能留在扬州,引以为憾事。著名的中国文学研究家吉川幸次郎1928—1931年留学中国,其间多处访书。回国前访书江南,来到扬州。他说:“我寻访的第一站就是南牌楼的古书店。书店名不记得了,店主的名字则记着,叫邱绍周。一个留着络腮胡子,穿着马褂的矮小老头。”(32) 尚未看书,店主即说:“先生,吃点心吧!”“就带着我穿过小城几十米的街道。来到一家小茶馆的二楼……胡琴的拉奏声从对面的二楼上飘扬过来。”吉川幸次郎对扬州的点心很欣赏:“所说的点心,是包子。包子是扬州的名产,确实好吃。”(33) 吉川来扬州还有另一个主要目的,是要到高邮寻访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故宅和后人。吉川对王氏父子极为尊崇,到高邮一打听,知道王氏的后人是县教育委员,到下面的小学校视察去了,要一星期才能回来,吉川只好去看看他们的故居,也总算满足了他一次心愿。吉川有一篇名文,叫《中国文化的乡愁》,可以代表他对中国文化的景仰之情。
还有著名学人小泽文四郎,于1937年秋来中国北京留学,从一开始就沉浸于扬州学派的研习。他认为扬州是文化重镇。他把研究重点放在扬州学派后期的重要人物刘文淇(字孟瞻)身上,理由是孟瞻先生“治经校史,学冠江淮,当路乡党,靡不推重”(34) ,于是萌生了编撰《刘孟瞻先生年谱》的意愿。这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刘的著作有的未能完成,如《春秋左传旧注疏证》;有的不知散落何处,如《读书随笔》;有的不能确核其年月,如《青溪旧屋诗集》;有的不可知其体例,如所注《南北史》等,其后人亦难寻访。面对种种难题,小泽得到了中国前辈学人和友朋的支持与鼓励,有的出示秘笈,有的指示途径,小泽亦勤奋不已。他曾到扬州采访,当时刘氏已无后人在扬,小泽仍至扬州东圈门刘氏故居“青溪旧屋”,于刘氏神主龛前致最敬礼,表示了一位学人的真诚。经过不到一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一部颇富学术内涵的《刘孟瞻先生年谱》,当时著名学者傅增湘在1939年写的序文中评价此书:“辑录之勤,捃摭之艰,自什倍于常伦。然自属稿,迄于成书,为期,不越一载,而取材必该,隶事咸允,颜黄门所谓檃括有条例,抉择穷本源者,殆足当之矣。”(35) 刘氏后人赞扬小泽说:“后跋一篇,可以窥见小泽君是一个敦品励学的人,对于我国近二百年经师宿儒私淑甚广。”(36) 这也是恰如其分的。小泽文四郎的《刘孟瞻先生年谱》已成为研究扬州学派,尤其是“青溪旧屋”刘氏一门学术的重要文献。
(1) 杜继文主编:《佛教史》第七章第二节,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8页。
(2) 杜佑:《通典》卷六《食货六·赋税下》,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12页。
(3) 杜佑:《通典》,第119—120页
(4) [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22页。
(5)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52页。
(6)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43页。
(7)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89页。
(8)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78页。
(9) 成寻著,王丽萍校点:《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29—236页。
(10) 参见《江苏通史·隋唐五代卷》,第309—310页。
(11) 《太平广记》卷四百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41—3242页。
(12) 《太平广记》卷四百三,第3250页。
(13) 《太平广记》卷二百二十,第1689页。
(14) 《旧唐书》卷一百二十四《田神功传》,第3533页。
(16) 《嘉靖惟扬志》卷三十八《杂志》,《扬州文库》第1册,第261页。(www.daowen.com)
(17) 《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九上《列传·东夷》,第5337页。
(18) 参见张学锋:《圆仁<入唐记>所见晚唐新罗移民在江苏地域的活动》,《淮阴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第329页。
(19) 参见《江苏通史·隋唐五代卷》第九章第二节,第292—293页。
(20) 崔致远:《桂苑笔耕集》上册,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3页。
(21) 《桂苑笔耕集》下册,第748页。
(22) 陈寅恪:《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8页。
(23) 转引自《扬州历代名著》,广陵书社2017年版,第27页。
(24) 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527页。
(25) 《马可波罗行记》,第528页。
(26) 杨志玖:《马可波罗在中国》,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3页。
(27) 刘迎胜:《寻找马可波罗的途径——马可波罗在华的名称问题》,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马可波罗与10—14世纪的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6年11月,第159页。
(28) 转引自陈垣:《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0—31页。
(29) 参见何高济译:《鄂多立克东游录》,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77页。
(30) 钱婉约、宋炎辑译:《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26页。
(31) 《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第126、127页。
(32) 《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第283、284、286页。
(33) 《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第283、284、286页。
(34) 《扬州学派年谱合刊》下册,广陵书社2008年版,第568页。
(35) 《扬州学派年谱合刊》下册,第5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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