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内阁与司礼监这两套机构共同处理皇帝文书的制度，决定了宦官对皇帝文书形成的控制是合法的，进而对朝政的参与也是合法的。司礼监太监掌控皇帝文书，是其执掌所在。另一方面，宦官有“口含天宪”的便利条件，且日侍皇帝左右，皇帝自然会将宦官倚为心腹，甚至超过外廷的大臣。据《万历野获编补遗》记载：“先朝多赐大臣印，自蹇夏诸公始，后渐及大珰。世宗朝，凡文武贵幸者，俱有赐，独不闻及大臣。今上（万历朝）初赐冯保，曰光明正大，曰汝作舟楫，曰尔惟监梅，则直以宰相待之，非复先朝所刻金貂贵客之比矣。又有曰鱼水相逢日，风云会和时，盖又对联也。”^[24]所以说，无论太监多么权势熏天，多么擅政弄权，其实都是皇权的一种延伸，是制度内的一种权力异化。虽然说某个朝代出现某个权阉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这种制度下出现权阉则是一种必然，非此即彼。

应该说，明代不乏头脑清醒的君主，对宦官干预朝政有一定的警惕，对宦官操纵和把持皇帝文书有一定的限制。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十七年（1384年），“敕内官勿预外事，凡诸司勿与内官监文移往来”^[25]，表明其对宦官利用文书交通内外的警惕。一次，“有内侍以久事内廷，从容言及政事，太祖即日斥遣还乡里，命终身不齿”，并谕群臣曰：“自古贤明之君，凡有谋为，必与公卿大夫谋诸朝廷，而断之于己，未闻近习嬖幸之人得与谋者。况阍寺之人，朝夕在人军左右，出入起居之际，声音笑貌，日接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结君心。而便僻专忍，其本态也，遂至于不可抑。由是而阶乱者多矣。”^[26]永乐时期，出现了宦官李进在山西“诈传诏旨，伪作勘合”之事。成祖对此也有比较清晰的认识：“自昔阉宦弄权，假朝廷之号令，擅调军马，私役人民，以逞威福，生事造衅，倾覆宗社者多矣。”为此，“复命所司，严切禁约”^[27]。宣宗朝，为防止再出现宦官假传诏旨的情况，规定“今后凡中官传旨，除授官员，不问职之大小有敕无敕，但要覆奏明白，然后施行”^[28]。正统朝，执掌朝政的张太后，为防止大太监王振利用传旨之便假公济私，经常派人到内阁查问，并有文字记录，“太后命付问下议决，太监王振虽欲专而不敢也；每数日，太后必遣宦官入阁问连日曾有何事未商议，即以帖开某日宦官某以某事来议，如此施行；太后乃以所白验之，或王振自断不付阁下议，召振责之。由是终太后之世然后专。”^[29]

但是，司礼监的权力既有制度上的基础，又受到皇帝的信任和倚重，司礼监就完全具备了控制皇帝文书的条件。事实上，有明一代，权阉无不利用这种制度性的便利无限扩大自己的权利，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司礼监通过皇帝文书来操控朝政，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一是对内阁的票拟多方改窜，钳制内阁。英宗时，“批答多参以中官，内阁或不与，则已有不尽出内阁者”。正德五年（1510年），内阁大学士李东阳称：“臣备员禁近，与（刘）瑾职掌相关，凡调旨撰敕，或被驳再三，或径自改窜，或持回私室，假手他人，或递出誊黄，逼令落稿，真假混淆，无从别白。臣虽委曲匡持，期于少济而因循隐忍，所损亦多。”^[30]后来的内阁大学士杨廷和也抱怨道：“我辈名为大臣，凡事不得与知，每日票本送上，辄从中改，不知何人执笔。看来我辈只当六部中一都吏，誊稿而已。”^[31]

二是窃取皇权，控制票拟和批红权，使自己成为皇权的真正体现者。正统时的王振、成化时的汪直、正德时的刘瑾、天启时的魏忠贤，都千方百计地引诱皇帝，远离奏章的批红，使皇帝将批红权全权授予自己，进而达到全面控制朝政。而皇帝也乐得不理朝政，逍遥自在，“凡百章奏，皆付内臣词旨批答”^[32]。据记载，刘瑾“每构杂艺上前，俟其玩弄，乃多取各司章奏请省决，上每曰：‘吾用尔何为而，乃一一烦朕耶，宜亟去。’自是数次后，瑾不复奏，事无大小，惟意裁决，上多不知之矣。”^[33]先是由他自己“任意批答，或增减字样，或别为创造，真伪混出，而文理亦多不同”^[34]。后来假手他人，找了一个松江府人，名张文冕者，替刘瑾处理奏章批红。另有孙聪者，是刘瑾的侄儿女婿，为礼部的司务。这两人在刘瑾府中，专管奏章批红。刘瑾每日将朝中章奏携带回家，交由张、孙二人处理。他们除批答奏章外，还“多撰伪旨，付外施行”^[35]，使自己成为皇权的代言人。在此基础上，进而全面控制内阁，使内阁成为司礼监的服务机构。刘瑾在司礼监当权时，外廷大臣多有趋炎附势者，“公侯勋戚以下，莫敢钧礼，每私谒，相率跪拜。章奏先具红揭投瑾，号红本，然后上通政司，号白本，皆称刘太监而不名。都察院奏谳误名瑾，瑾怒詈之，都御史屠滽率属跪谢乃已”^[36]。连章奏流转的一般程序都完全破坏了。章奏下到内阁票拟，阁臣不敢作主，往往要先向刘瑾请教后，才敢下笔。内阁大学士焦芳“裁阅章奏，一阿瑾意”^[37]。内阁票拟文书，都是出于刘瑾授意：“帝悉以天下章奏付刘瑾，……瑾初亦送内阁拟旨，但秉笔者逆探瑾意为之，其事大者，令堂候官至瑾处请明，然后下笔。……府部等衙门官禀公事，日候瑾门，自科道部属以下，皆长跪，大小官奉命出外及还京者，朝见毕必赴瑾，见辞以为常，惟瑾自建白本，则送内阁拟旨，东阳等必极为称美，有曰‘尔刚明正直，为国除弊’等语。”^[38]嘉靖元年（1522年）夏言上疏，痛陈正德朝文书制度之败坏：“十六年中大难继作，贻忧社稷，壅蔽之祸兹亦极矣。如先年刘瑾捏写旨意，既己伏诛，而近日钱宁家又复搜出题奏本四十余件，江彬阻抑边情本一百三十六件，司礼监隐藏不报本又数百件。”^[39]魏忠贤柄政时，“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40]，内阁更是完全被其控制，内阁大学士皆为魏忠贤私党，成为魏忠贤的刀笔吏。司礼监秉笔太监王体乾与魏忠贤沆瀣一气，把持批红，“忠贤不识字，体乾与永贞等为之谋主，遇票红文书及改票，动请御笔，体乾独奏，忠贤默然也”^[41]。所以说宦官专权最重要的方面，就是通过批红取得了中枢政权的决策权。批红成为决策的依据，而票拟只不过是例行的手续而已。对于这种状况，《明史》有很严苛的评价：“内阁之票拟，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于是朝廷纪纲，贤士大夫之进退，悉颠倒于其手。”^[42]

三是利用传旨宣谕的权柄，矫称旨意，恣意威福。虽然洪武永乐时期对宦官控制较严，但永乐朝还是出现了这种事。太监李进“诈传诏旨，伪作勘合，于彼（山西）召集军民，复以采天花为名，假公营私，大为军民之害”^[43]。宣德时，“内官马骐传旨，谕翰林院，书敕付骐复往交趾闸办金银珠香”，仁宗得知后，曰：“朕安得有此言？卿等不闻渠前在交趾荼毒军民乎？交趾自此人归，一方如解倒悬，今又可遣耶？遣之非独诏书不信，将坏大事。此人近在内间百方请求，左右为言再往当有利于国，朕悉不答。卿等宜识朕意。”^[44]明代中后期，大多数皇帝都素质低下，荒疏政务。宦官在架空了皇帝之后，利用对章奏的批红窃取了皇权，将自己的意图矫称为皇帝意图，从而把持朝政，打击异己，成为“口含天宪，手执王爵”的权阉。正德时，刘瑾用事，要维护他的一言堂，打击言官“矫旨禁诸言官无得妄生议论”^[45]。隆庆六年（1572年），万历帝即位，“年始十岁。时太监冯保方居中用事，矫传大行遗诏云，阁臣与司礼监同受顾命，廷臣闻之俱骇”。“一日内使传旨至阁”，大学士高拱尖锐地指出：“旨出何人？上冲年，皆若曹（太监）所为，吾且逐若曹矣。”但冯保很快就在张居正的帮助下，将高拱驱逐出朝廷了。天启朝，魏忠贤当政之时，为了打击东林势力，每每矫旨黜陟，进退大臣。司礼监秉笔太监王体乾弄权，对弹劾魏忠贤的章奏断章取义，“杨涟劾忠贤疏上，帝命体乾诵之，置疏中切要语不读，涟遂得谴”。

总之，代替皇帝批红是明代政治制度下宦官的一项日常工作，正常状态下，批红的宦官并不具备更改或否定内阁票拟的权力。但有些宦官利用批红，窃取皇权，将批红作为窃取决策大权的有利条件和重要机会，因而出现了明代“内阁之票拟，决于内监之批红”的政治局面。宦官在皇帝文书形成中的这种权力，既是明代政治制度的漏洞，为宦官专权创造了条件，提供了空间，也对明代皇帝文书形成和皇帝文书制度产生重大影响。

【注释】

[1]《翰林记》卷二

[2]《治世余闻》卷二

[3]《春明梦余录》卷三十二《内阁》

[4]《明宪宗实录》卷一百四十七

[5]《春明梦余录》卷三十二《内阁》

[6]《明世宗实录》卷三三二

[7]《明史》卷一百九十《杨廷和传》

[8]《杨文忠三录》卷四《视草余录》

[9]《杨文忠三录》卷四《视草余录》

[10]《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二《世宗崇道教》

[11]《国榷》卷六十四

[12]《明史》卷七十二《职官志》

[13]《三垣笔记》卷上《崇祯》

[14]《明史》卷七十四《职官志》

[15]《明会典》卷四十三《诸司奏事仪》

[16]《明会典》卷一百六十七《通政使司》

[17]《明会典》卷一百七十四《翰林院》

[18]《翰林记》卷十四《稽考精微文簿》

[19]《春明梦余录》卷二十三《内阁》(www.daowen.com)

[20]《陔余丛考》卷二十《前明司礼监即枢密院》

[21]《酌中志》卷十二《各家经管纪略》；卷十六《内府衙门执掌》

[22]《明孝宗实录》卷七

[23]《明史》卷七十四《职官志》

[24]《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内臣赐私印》、《内官定制》

[25]《典故纪闻》卷四

[26]《宝训》卷三《去谗佞》

[27]《典故纪闻》卷七

[28]《典故纪闻》卷九

[29]《名臣经济录》卷二《王振之变二》

[30]《明史》卷一百八十一《李东阳传》

[31]《杨文忠三录》卷三《视草余录》

[32]《明史》卷一百八十四《杨守陈传》

[33]《弇山堂别集》卷九十四《中官考五》

[34]《名臣经济录》卷九《刘瑾之变》

[35]《弇山堂别集》卷九十四《中官考五》

[36]《明史》卷三百四《刘瑾传》

[37]《明史》卷三百六《焦芳传》

[38]《眀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三《刘瑾用事》

[39]《明臣奏议》卷十七夏言《遵祖训以端政本疏》

[40]《明史》卷三百五《魏忠贤传》

[41]《明史》卷三百五《王体乾传》

[42]《明史》卷七十二《职官志》

[43]《典故纪闻》卷七

[44]《典故纪闻》卷八

[45]《名臣奏议》卷十二，蒋钦《劾刘瑾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