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力，是完成一项目标或者任务所体现出来的素质，是顺利完成某一活动所必需的主观条件，它直接影响活动效率和对自然与社会的探索、认知、改造的水平。抗战救国，对于中华民族和华夏儿女来说，无疑是一场严峻的民族精神、民族气质、民族素养的考验，对于新闻事业和新闻工作者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今之记者，不仅谙习编辑之技术，亦多兼擅业务之经营。”[16]实际上，在战争的特殊背景下，抗战时期的新闻记者不仅在新闻编辑能力上有所长进（虽然有的是被现实境遇与环境所迫），而且在战地采访能力上较之前有较大进步并日渐成熟，还更加熟悉了报刊、广播、电影等业务（包括广告业务）的经营管理和传播规律，尤其是比较注重学习和借鉴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新闻事业的先进的经营与管理理念[17]，积极应用于中国的抗战实践。可以说，战时新闻记者和报纸编辑的整体水准和综合能力在抗战中得到了“淬炼”“锻造”与“升华”。这一点，在爱国学生的主张中可以得到印证，他们在请愿书中深切陈述说：“我们这次是弱小民族争取生存的斗争，战争正需要广大群众支持与同情，我们要每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各阶层的人，都具有坚强的反日意志。但是，现在我们的抗战是广大群众游离着，前方后方没有打成一片。人民毫无组织，许多人还没有懂得这次抗战的意义。所以壮丁抽不出，救国公债推不动……这动员民众、组织民众的工作，是我们可以做到的，广大的宣传工作，也是我们能干的。……希望当局把动员民众的工作给我们做，给我们以后应付危局的技术，在宣传抗战与组织民众方面的技能上得以提质。”[18]总之，战时的新闻记者，因为亲身参与（经历）了战争的全部过程，不但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而且培养了观察、分析、识断军事、政治、外交问题等综合能力与素质——而这些都是战前无法想象的。从某种意义上看，是在外力作用下的一种“质”上的“突变”。与此同时，中国新闻界很注重与国际新闻界的交流与合作，积极引进西方报纸“自由主义”理念与报业“托拉斯”模式，并结合中国国情和战时特色进行了吸纳与扬弃。譬如，不少报业家（如成舍我）甚至试图移植美国报业模式建立中国的“报业集团”“新闻世界”。此外，在抗战实际中，广大新闻工作者还积累了大量战时新闻实践经验，他们善于总结经验并上升到理论高度，以“战时”系列命名的新闻学著作相继出版。(https://www.daow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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