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师培出生在扬州地区，清军入关后，大举南进，实施了“扬州十日”等大规模的屠杀，在当地人的内心中留下了难以遗忘的阴影和仇恨的种子。刘师培的“排满”思想的萌发亦必受此影响。另外其祖父刘毓崧曾参与整理王夫之的文集，深受王夫之反满思想的影响，这也深深地影响了刘师培。他在《攘书》中写道：“船山先生有言，夷狄之于中国，厥类均也。中国不自畛绝夷，则地维裂矣！大哉言乎，可谓识华夏之别矣。”刘师培的“夷夏观”还受到了传统经学和西方进化论的影响，主张严格“华夏之界”，反对“以夷变夏”。他详细解释了《春秋公羊传》中“进夷狄于中国”的意涵，认为文明有先后，华夏与夷狄的分别在于其文明进化程度，“文明愈进，则野蛮种族愈不能常保共生存”。“进夷狄于中国”就是要“用夏变夷”，把先进的文明推广到野蛮民族中间去，即“使无礼仪者化为有礼仪耳”，如“箕子化韩、太伯适吴、文翁导蜀”。刘师培认为这就是天下一家的大同之旨。反之则不可，野蛮文明不能压服、统治先进文明。对于儒家士大夫引《春秋》之文为少数民族统治中原作辩护，刘师培斥之为“不知礼”。对于南北朝时期的“五胡乱华”，他斥之为“以夷乱华，以贱渎贵，罄东海之波不足以流其恶”。他认为历代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虽然“华夏之称未改，而华夏之实已非”，中国在满族的长期统治之下，已经沦为“新夷狄”。

刘师培的“夷夏观”带有浓厚的“华夏文明优越论”色彩，他在《中国民族志》《古政原始论》和《攘书》等著作中，用西方的学术方法考察汉民族的历史，主张汉族西来说，力图说明中国人与西方人是同种同源。同时，他极力宣扬本民族的历史优越感，要求仿“西国纪年之例，以皇帝降生为纪年”。“黄帝者，汉族之黄帝也，以之纪年，可以发汉民族之感觉”，即希望用汉民族的辉煌历史来激发汉人的民族自豪感，唤醒汉人的民族意识推动反满革命。刘师培的民族思想深受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近代西方国家就是打着“教化”野蛮文明的旗号到处侵略扩张，为自己的侵略行为寻找道德支点。刘师培只看到了华夏文明的优越性，却完全忽视了“夷狄”文明的特殊性，没有看到少数民族文化对中华文明的贡献。刘师培这种“非我族类，仇敌视之”的激进种族观是服务于他的“排满”事业的。虽然，此种激进主义观念最容易激起汉族人民的民族和文化自豪感，可以动员汉人参加反清斗争。但是，此种带有民族歧视色彩的观点，不利于团结中国境内的各族人民共同反对清朝贵族的专制统治以及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相较于孙中山所提倡的“五族共和”论，刘师培的“夷夏观”就显狭隘了。(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