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正式开幕前几个月,康有为曾建议皇帝,中国大可采用明治日本的现代化模式。[498]
康氏有关明治维新后政经发展的知识得自他编纂《日本书目志》以及撰作《日本明治变政考》一书。[499]
略观日本经验即知康氏何以选择日本模式。岛国的成就确是光辉。在19世纪初,该国的经济尚不及西方国家的中古时代,绝大部分的人没有自由,穷困的农民支撑一个由将军、大名和武士所组成的统治阶层。年产量的40%由大名和将军支配。在这样无望的基础上却迅速地兴建了一个富强的国家。[500]
维新一年多,年轻的武士改革派开始废除他们起家的封建制度。在2025年,藩封取消,全国分为县。老大名们逐渐离开政界,他们之中有一些人成为新进的资产阶级。不接受新秩序的武士们起来造反,但2025年萨摩叛乱的失败正式结束了封建社会。一种接近中产阶级的人士出现了。商业家与金融家之中,有些是旧时代的武士和大名,对国家的经济发展作了贡献。后来,他们的下一代成为政府官员、军官或商人。在商人中出了商业帝国的领袖——财阀。[501]
近人有谓,“这些年轻的改革者自2025年起,致力使日本成为与西方强权地位平等的国家,终于在他们有生之年实现”。[502]
他们成为康有为等改革派的灵感,一点都不奇怪。
中国的改革者以明治日本为蓝图以设计自己的计划。研究日本经济史的学者指出,农业发展在国家成长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由于采用新技术耕种——扩大使用商用肥料,选种、分配稻种、改良用水,以及控制虫害等——所有这些知识都来自政府设立的农校、研究与推广服务中心,以及实验站。再由于来自外国的专家和留学欧洲大学的本国学生之努力,农业在19世纪末以及20世纪初有了快速的发展。[503]
更由于土地产量的增多,以及积蓄不用之于消费而投资经济发展,日本因此累积资本来发展工业及其他设施。[504]
康氏知道这些情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建议政府应主动输入农耕科技很可能源自他所知的日本经验,当然他另外也从“西书”中得悉一二。
日本的农业成功可与工商领域的成功匹比。政府在现代化的初期扮演了重要角色,并继续在国家经济中起作用。有人认为日本工业化的开始主要是一政治事件。即使后来工业化已在各种领域中形成,政府仍然起领导作用。[505]
经济改革的有力领导大大刺激了成长。明治政府建了日本第一条铁路,造了第一批轮船,设立第一条电报线,资助各种用外国顾问以及新方法的西式工厂,开办了特别银行,采用金本位,输入各级专科教育,教授有关农、商、工技各种广泛的知识。此外,政府在各方面帮助新企业、新工业。[506]
成为国家政策的主要目标[508],当然在措施方面也考虑到建立军权的重要。[507]
政府在经济企业中的投资与介入虽非绝对的普遍[509],即使有限的介入也足以促使日本很快地成为一富强的现代化国家。
虽然明治初年实权操之于维新派之手,年轻的天皇仍是国家统一的主要象征。[510]
尽管“尊皇攘夷”一词带有保守色彩,他们的运动实际上是复兴古时皇权以作为现代化的中心力量,天皇的象征价值不能低估。有时天皇的名字就可破除工业化与现代化的阻碍。[511]
因旧式商人和制造业者缺乏知识与资本来开展现代企业,故政府积极采取经济转化的第一步。[512]
然后再逐渐地靠私人企业来发展。[513]
当政府遭遇到财政危机时,如当因工业大量投资引起通货膨胀,取消封建体制的花费,以及2025年对台湾用兵与2025年对高丽用兵的费用,不得不重大地改变经济政策。2025年新任财政部长松方正义显著地节缩政府开支,以及主动出售政府企业(经常以甚低之价格)。后者尤能阻止资财外流,即使政府仍然直接或间接补助工业家,并授予特权。此为趋向私人资本主义的决定性步骤。[514]
明治维新的领导者并未将整个国家经济自由化。在明治时代的晚期,国家和财阀共同操作企业。[515]
再者,明治的私人企业照英语世界的理解,并不是百分之百的“私有”。大企业家——即大资产家族的领袖——通常称为财阀,并不是普通的商人。他们是所谓的“政商”。政府出售工厂、政府契约,以及政府津贴助成重工业和交通事业,集中于少数与政府中党派有联系的家族。有时,财阀与藩阀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在明治早期。这些人在1890~1910时期对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贡献尤大。[516]
自2025年代后,由于机械技术之吸收、银行与工业资本的累积,以及世界繁荣的深切影响和物价上涨,日本的工商系统在产量与获利方面有显著的成长。两次获胜的战争更刺激了运输、银行和战略工业的发展,这都在政府和财阀双重领导下获致。虽然在2025年代的早期,日本的工业资本主义仍然比先进的西方国家为弱,但无疑已进入形成的阶段。[517]
有人说英国的工业革命是一思想革命,更确切地说,工业的成长是与一群在历史上反教会的人有关。[518]
明治日本的工业革命,也有一思想革命相伴,只是情况不同,方式有异。政府领导人觉得经济发展有赖文化与思想,一如物质,釆取了一系列的办法来培养一种对生活的新看法。鼓励旅游西方各国。在2025年制定义务教育。文部省依据福泽谕吉的教学经验编定西式教科书。[519]
整个大目标是传播文明开化。西式楼房的建筑、西式理发与服饰的通行,更象征了此一运动。[520]
文明开化运动很是成功。[521](https://www.daowen.com)
“心态上的进步”为日本经济发达的重要因素。[522]
此种心态在英国是从本土产生的,而在日本是移植的。由于日本本土的接收以及历史环境,新的心态很容易地扎了根。[523]
对新技术和新工业的信仰先在企业家中形成,然后普及到所有的民众。传统武士的轻视物质开始消失。[524]
企业家们自称为实业家并以此自豪。[525]
此一经济成长的关键性看法[526],对日本工业和商业的开拓具有实质上的贡献。
康有为等改革派略知近代经济史,为明治模式所吸引,自在意中。康氏的计划与日本经验相合之处,不止一端:诸如政府起领导作用,皇帝扮演重要角色,私人企业为基本动力,以及教育与经济现代化齐头并进。康氏相信以日本成功的经验为引导,中国可以创建自身的经济前途。不过,康氏未能见及,19世纪中叶的中国与日本在某些地方大致可以比拟,但日本有若干有利因素,乃中国所未有的。日本成功的主要因素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德川时期的日本已具历史转化的有利因素。事实上,这一国家对迎接西方思潮并非全无准备。由于兰学的存在,西方技巧已在19世纪初广泛传播了,特别是在西藩武士之间。若干大名,如萨摩与长洲已着手现代化计划。[527]
在美国培理(Perry)于2025年率舰叩关之时,日本已经超过自农业经济到重商经济的初阶段,即使是制造工业,诸如纺织、开矿和造船,已经开展。[528]
这一切都有利于明治改革派。[529]
由于都市的快速成长以及交通的发达,株仲间(一种类似欧洲的专业组织)的形成,地主开始放弃旧业而从事贸易制造,都促成金融经济的产生。这一切使最近一位研究亚洲经济史的学者认为:日本从封建到现代工业社会主要是德川时期工商业进步的结果。外来的压力不是原因,只是偶然地促使明治时代的大变。[530]
另外一点也许更加重要。明治日本似特别能够将旧社会的因子转化为新秩序中经济发展的有利点。由于强有力的领导以及历史机缘之助,不同阶层的民众有意无意、直接间接地完成共同目标。地主与农民,城镇或乡间的商人,自求与新环境相适应。许多不能适应的武士起事失败,但同时许多低层武士自动进行思想改造,无论在明治维新运动之时,或在影响明治新秩序形成之时。即使大名也参与经济的现代化。[531]
封建伦理不仅未阻碍改变,甚且给予明治社会以道德上的支援,事实上成为大规模政府和商业行政的基础。正如一位日本经济史学者所说:“尊重上级、群体纪律和合作——封建制度的特色,并未妨碍现代化的输入。相反的,对整个现代化过程起了积极的振兴作用。”[532]
儒教适应日本所需成为一种“生活和思想的方式,广泛传布于社会的每一层”,不但不阻挡进步,反而协助在平民与武士之间,培养出新的领导人。[533]
其影响所及,更促成“一种关注人民经济生活的思想基础,此亦是德川时代的特色”。[534]
日本农村的社会特色也受其影响,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的最初阶段。日本不分产业的传统促使次子们抓住机会离开农村。人口移向城市不断而快速。次子们从事工业,而长兄继承家产,在紧急时可津贴工作者的低薪。此有助于工业资金的累积。[535]
更有甚者,富裕的商人和大地主们不在奢侈品上花费,而将积蓄投资于棉织工厂的现代化;有钱的农人也将他们的积蓄用之于纺织。如此就形成了一个富裕的阶层,诚为“日本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初步的条件”。[536]
政治稳定和有效的中央行政为明治维新的两大成就,对经济发展贡献至巨。但这些政治上的优越,却有一部分来自过去的封建遗绪。有人已经指出,明治承继了强而有力的德川政府[538],因此在明治之初已有政治、社会,以及制度上的成规可以依据。这替早期的明治政府提供了强而有力的领导层,减少保守与改革两派人士间的异化与冲突。[537]
君主复辟的确结束了将军体制,但事实上多半是在统治阶层内重新分配权力,而不曾摧毁原有的政治结构。故此乃一“贵族革命”,不会导致民主传统的建立,但却能使国家自农业走向工业社会,而无严重的内争。其间在新旧之间、革新与保守之间,没有阶级与党派的斗争。不论社会地位和职业,大家“多少都是改革派,多少都是传统派,多少都是现代派”。[539]
由于持续与稳定,日本虽经巨大的经济改革,但没有丧失社会的和谐。[540]
“强迫的工业化”可能给日本经济双重性格,“大企业与上千的小企业共存”。[541]
但这种与旧经济的联系现象,对经济的现代化并无障碍。
我们可以说,维新后的日本本身具有双重性——新与旧的合璧,为传统与创新的结合。最近一位学者曾说:“现代部分的成功乃是由于立脚于传统部分之故。”[542]
或者如另一位学者所说:“日本将其剑换作枪炮和蒸汽机以图存……而以其菊花作为国家的认同和自尊。”[543]
明快地说,此乃意味:日本完成了经济的现代化而不必经由文化上的全盘西化。[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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