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泽反常规正义理论的成果

南茜·弗雷泽（Nancy Fraser，1947-），现为美国社会研究新学院大学哲学与政治学系教授。她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研究主题是女权主义，主要著作有《难以驾驭的实践：当代社会理论中的权力、话语和性别》（1990）、《重评法国女权主义》（1992），以及《女权主义的争论：一场哲学的对话》（与塞拉·本哈比和朱迪思·巴特勒等合著，1995）等。2025年，批判理论第三代代表人物霍耐特出版了《为承认而斗争》一书后，她于2025年在《新左翼评论》的7/8月刊上发表《从再分配到承认？——“后社会主义”时代正义的困境》一文提出质疑。2025年，又出版《正义的中断》[1]，进一步分析了当前“后社会主义”状况下“身份政治”和阶级政治、文化左派和社会左派的分裂，并号召各种左派在斗争中联合起来，为“经济上的社会主义”和“文化上的解构”而斗争。弗雷泽与霍耐特的辩论引起美国和欧洲诸多批判理论家的关注，很多著名理论家，如理查德·罗蒂、朱迪思·巴特勒、瑞尼尔·福斯特、尼古拉斯·孔普雷迪斯、艾利斯·马里恩·杨都参与讨论。在这一过程中，弗雷泽的正义观逐步发展起来，相继出版《再分配，还是承认？——一个政治哲学对话》（与霍耐特合著，2003）、《（错误）承认，社会不平等和社会正义》（与布迪厄合著，2007）、《正义的尺度——全球化世界中政治空间的再认识》（2008）、《伤害＋侮辱——争论中的再分配、承认和代表权》（2008），并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反常规正义”（abnormal justice）的理论体系，奠定了其在西方批判理论界的新领军人物地位，被看成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在北美的代表人物。

1.时代诊断与反常规正义理论的提出

弗雷泽的反常规正义理论来自她对当今世界所作的“时代诊断（Zeitdiagnose）”。在她看来，当代西方乃至世界发生的种种经济、政治、科技上的变化，正在颠覆所有我们过去所熟悉的批判理论框架。“这将对全世界的思想家发出挑战，去重新创造适合于21世纪的批判理论工程。”[2]她认为，在当今政治文化中存在四个重大挑战，它们推翻了左翼思想的既定范式[3]。第一，作为社会斗争特殊轴心阶级的去中心化。早期，批判理论家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赋予阶级以特殊地位，称其为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和普遍人类解放的载体。然而，今天世界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非阶级划分、身份和冲突的异军突起，再过度强调阶级无疑会令人质疑。今天的批判理论家必须创造对结构压迫和集体身份的新的、后形而上学的理解，他们必须去阐明那些非属阶级运动的斗争，以及那些继续以阶级语言来表述他们的热望的斗争。第二，政治文化中作为社会正义特殊维度的分配的去中心化。在早期批判理论家那里，正义往往首先属于政治经济学范畴，其第一位目的是可分割性物品，特别是收入和财富的公平分配。在福特主义居主导地位的时代，这种观点阻碍了对其他类型社会不平等的关注，比如身份等级制和政治无权地位。时至今日，由于非经济类的非正义大量涌现，单维度的分配主义范式不再是理所当然的。在后福特主义的资本主义中，新社会运动常常是针对基于“错误承认”（misrecognition）的身份不公正和基于“错误代表权”（misrepresentation）的政治不公正，由此关注的不再仅仅是分配。弗雷泽认为，这给批判理论带来了一个挑战：必须放弃经济主义的观点，创造新的、多维度的正义观，这种新正义观不仅是为争取再分配，同时也是为争取承认和代表权而进行的斗争。第三，政治文化中“威斯特伐利亚”[4]正义观的去中心化。长期以来，许多批判理论家都认为正义的主体是特定范围内的政治公共体，即领土国家。弗雷泽认为，这种在法国革命以来处于主导地位的正义观忽视了跨国界的非正义，如全球贫困、环境问题、种族主义等。今天，由于各种与全球化相关现象的涌现，比如全球金融和跨国化生产，美国的军国主义和单边主义，全球治理和全球变暖，威斯特伐利亚的正义观不再是不言而喻的。弗雷泽认为，在新自由主义化的资本主义时期，跨国的社会运动是对分配不公、错误承认和错误代表权问题进行跨国界的抗争。他们公然挑战那种威斯特伐利亚正义观。这必然给批判理论带来另一种挑战：放弃种种教条的、以一概全的概念，去创造新的、后威斯特伐利亚的正义观，以批判当代全方位、多层次的对正义的误解。第四，今日左派缺乏一个令人信服的、可以替代当前秩序的愿景。以前，批判理论家可以诉求于某种社会主义版本，为他们描述的“好社会”理念提供支撑。然而，在今天的后冷战时代，反资本主义的斗争扩展蔓延，但却是以一种去中心化、碎片化的方式发生，因而，缺乏任何一个可行的共有理念。弗雷泽认为，这必然迫使我们放弃对过去模式的怀旧之情和对后现代多元主义的庸俗庆贺，而要去创造一个新的、正义社会的全面愿景——一个将分配正义、身份平等和在每一层面的治理中广泛民主参与相结合的愿景。

这样的时代是与战后西方福利国家发展时期的常规时代不同的，它主要指向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发展时期，据此她借用库恩和罗蒂的概念称之为“反常规时代”。那么，什么样的正义理论能够在反常规时代提供指导？这就需要有一种切合这个反常规时代的正义理论。在弗雷泽心目中，这样的“反常规正义论”要体现当代全球各种正义运动的多元正义诉求。在其理论创建初期，弗雷泽反对霍耐特的“承认一元论”，为再分配和承认的二元论辩护。后来，随着理论思考的进一步深入，弗雷泽不再满足于自己原先的二元论框架。她认为，这种二元论框架虽然抓住了后冷战时期的政治诉求——“从再分配到承认“的转折，但这种二维模式无法质询那种默认的假定，即正义适用的固有单位是有限的领土国家。因此，在其近期的著作《正义的尺度》及其各种讲座中，弗雷泽又提出了正义的第三个维度——政治上的代表权问题。在分析上不同于再分配和承认，政治上的代表权适合于将“错误构成”（misframing）的非正义理论化，错误构成指的是把实际上属于跨国的不平等当作一国之内的问题。弗雷泽认为，这一经过修正的、三维的正义理论，旨在阐明贯穿全球化的种种斗争，能够就新自由主义时期的非正义问题进行持续反思。

2.反常规正义“实质”观

弗雷泽反常规正义理论体系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其正义“实质”观[5]。正义的“实质”这个问题之所以出现是因为今天的社会运动对正义的实质缺乏一个共识。与大多为“再分配”而鼓噪的20世纪中期的先行者不同，今日的正义诉求者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达他们的要求，而这些要求却导向彼此对立的目标。比如，今日阶级性的经济再分配诉求往往与少数群体要得到“承认”的要求相抵触，而女性主义者性别平等的诉求又常常与宗教或团体的传统正义形式相冲突。结果就使正义话语中出现了一种难以消解的反常规性节点。关于正义“实质”的不确定性大大降低了解决非正义问题的可能性。绝大部分的传统正义理论都是在常规话语的模式下描述正义冲突，在这种模式下，正义冲突的双方虽对抗但却可以用同一尺度衡量。在战后年代，主流政治派别都认同分配观，即把社会正义等同于可分割性财物的公平分配，在本质上是典型的经济意义上的正义。如果各方都是就同一个问题争论，那么冲突就可能在常规话语的模式下得到有效的分析。但是今天，这种常规话语的模式已经发展到崩溃的临界点。为了说明这种状况，弗雷泽援引2025年因描画先知默罕默德的漫画而在丹麦引发的争论作为一个典型的反常规正义案例。她认为，这场争论包含了对正义之“实质”的彼此冲突的理解。许多支持发表这些漫画的人以自由主义法则的政治话语来描述此事，而敌对者则以各种理由提出反对意见。一些人基于宗教话语指出他们的先知受到了亵渎，其他人则以不那么宗派化的“承认”式语言提出反对，指出他们没有受到同等的尊重。还有一些人把关注点放在经济问题上，谴责丹麦政府没能使移民融合，认为这体现了分配不公。总而言之，就这次漫画事件中“什么”受到了威胁这个问题，存在严重的分歧。

丹麦的漫画争端只不过是显示正义“实质”之反常规性的一个案例。在这种反常规正义的情况下，传统的正义理论不再适合，因为受争议的不仅是相冲突的诉求，还有相冲突的社会本体论，这就导致用来评估诉求的标准也是冲突的。因此，可能出现的不仅仅是大家所熟悉的旧式不公正的威胁，还有令人不安的“不可衡量性”这个魔障。面对对正义之“实质”的不同理解，理论建构不能以正常方式展开，而必须想办法解析那种包含敌对的社会本体论的冲突。

弗雷泽认为，与呼吁对新诉求提出质疑的主流理论建构不同，反常规时期的理论建构必须竭力避免扼杀新诉求。这关键就是提出一种能应对反常规正义的积极和消极两面性的方法。一方面，这种方法应该证实，分配主义者的正义“实质”观的去常规化有积极的作用，因为这样当代人才能有机会为旧法则所忽略的非正义而论争。另一方面，它应当正视去常规化的消极后果，即处理争端和纠正非正义的能力下降了。因此，弗雷泽认为，反常规时代需要的是一个综合多元社会本体论（multidimensional social ontology）和规范一元论（normative monism）的方法。

为了应对可能扩展出的论争，反常规正义理论应该首先承认正义包含了多种维度，每种维度都对应一种截然不同的非正义且通过一种在概念上截然不同的社会斗争显示出来。弗雷泽认为，以前大部分理论家都本着一种简单的梦想，他们找寻一种能应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看到的所有非正义的“实质”说。她指出，虽然三大正义理论派别就如何准确定义“实质”持不同看法，但这种一神论式的执着在他们身上都存在。大部分平等主义、自由主义的分析哲学家都认为只有把正义的“实质”理解为社会经济分配才是合理的，各种非正义实际上都是分配不公问题；黑格尔派的大部分欧洲哲学家则认为唯一可以捍卫的正义“实质”就是承认。因此，对他们来说，每个事实上的不平等最终都归于错误承认；而民主正义的理论家则认为正义的唯一真正实质就是政治力量和政治发言权。在他们看来，每个合法的伤害在本质上都是错误代表权，而为正义进行的每一场斗争事实上最终都是为政治发言权所作的斗争。

弗雷泽认为这几种理论立场都片面地截取了正义的“实质”。他们都仅仅抓住了其中的一部分，而没能抓住全貌，而且每一派都很快变得教条且偏狭。弗雷泽通过分析性别不平等这个非正义现象来说明上述各个立场的偏狭。从分配角度看，性别不平等实际上是一种分配不公，根源于社会的经济结构；从承认的角度来看，性别不平等则最终是错误承认的问题，根源于象征性秩序；从代表权的角度来看，性别不平等存在于权力和发言权的不对称，根源于社会的政治法律。然而，事实上，性别不平等是一个复杂的、多方面的事情，它包含三方面的非正义：一是分配不公，二是错误承认，三是错误代表权。性别上的分配不公不是性别歧视的身份等级制或政治制度的简单副产品；同样地，性别错误承认也不是男权为中心的经济结构或政治决策制度的简单副产品；最后，性别的错误代表权也不是男权主义者的政治经济和身份等级的一个附带表现。性别歧视的每一方面都相对独立于其他方面。对性别不平等的充分阐述必须整合所有三个理论模式的观点。

弗雷泽认为问题之所以如此复杂，原因在于当代社会的结构特征。高度复杂、现代化的社会至少包括三个不同的社会排序方式：一个是经济方式，战略指令在功能上交错控制着其中的活动；一个是文化方式，文化价值的制度模式控制着其间的活动；还有一个政治方式，强制性权力的合法运用控制着其间的交互作用。事实上，所有社会都包含着这三种类型的社会排序。然而，现代社会却通过设立不同类排序主导其间的专门机构而区分开了它们。因此，经济秩序主导于市场之内，文化秩序主导着公民社会，政治秩序主导着国家机构。因此这就一方面导致控制分配的结构与控制承认的结构之间存在部分的不匹配，另一方面，它也与主导代表权的结构部分地不匹配。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一个一元式的正义理论能满足要求。因此，弗雷泽认为，当今时代需要一个多元式的正义理论建构模式，由此建构出的正义理论必须能包容这三方面的非正义。

弗雷泽认为，除了按照现代社会结构来解释这种多元社会本体论，还可以参照社会斗争的三个历史浪潮来解释它。首先，从民主化斗争的角度来看，正义包括了一个政治的维度，它根源于社会的政治结构，与之关联的非正义是错误代表权或政治失语。其次，从工人斗争的角度来看，正义包含了一个经济的维度，它根源于政治经济，与之对应的非正义是分配不公。最后，从多元文化主义斗争的角度来看，正义包含了一个文化的维度，它根源于身份秩序，与之关联的非正义是错误承认或身份等级制。因此，每一种斗争都对应于一种不能约化为其他类的非正义。因此，正义应该是一个多元性的概念，它应包括再分配、承认和代表权这三个维度。只有承认基于这三维度的诉求原则上都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才能公平地解决有关正义“实质”问题的各种观点争论。

但是弗雷泽又进一步指出，正义理论应该是呈开放状态的，尚有待通过社会斗争揭示其更多的维度。正义的维度是在历史过程中逐渐展现的。当社会运动成功地使那种超越常规正义之既定法则的诉求成为合理诉求的时候，它就展现了新的正义维度。

与多元社会本体论相对的，弗雷泽还提出了规范一元论，因为多维的社会本体论本身并不能解决问题，我们还需要一个覆盖多维度非正义的规范性原则。多元社会本体论是应对反常规正义积极的一面。即为应对不同种类的诉求打开了空间，而要应对消极的一面则需要一个单一的规范性原则，它能为那种对正义之“实质”带有相对立理解的诉求提供一个衡量尺度。

弗雷泽提出以参与对等性（parity of participation）这个覆盖性的规范性原则来衡量这三种维度上的诉求。该原则要求排除那种阻碍一些人同其他人一样参与的制度性障碍，以使所有人都能作为同等人参与社会生活。这种障碍至少有三类：第一，人们可能会因经济结构受阻而不能完全参与，因为后者没能给予他们作为平等人与其他人交往所需的资源，这样他们就遭受了分配性非正义或者说分配不公；第二，人们可能因文化价值的制度等级限制而不能与人平等交往，因为这种等级没有给予他们所需的身份地位，这样他们就遭遇了身份不平等或错误承认；第三，人们可能因决策制度受阻而不能完全参与，因为这种制度没能在公开讨论和民主决策中给他们以平等的发言权，这样他们就遭受了政治上的不平等或错误代表权。

这样，正义就是参与对等性原则对所有这三种类型障碍的剔除。弗雷泽指出，我们必须注意，这几个维度相互影响，密切相关，我们要能预见并设法避免可能出现的反作用。比如，目标为减少经济不平等的改革可能最终会恶化身份或政治发言权上的不平等；同样地，目标是克服错误承认的改革也许会使分配不平等或错误代表权更加严重；最后，欲纠正错误代表权的努力可能会以恶化经济或社会不平等而收场。这三个维度在实际中是彼此交织的，它们必须整体考虑，而不能孤立对待。

在弗雷泽心目中，参与对等性原则与三维正义观的结合产生了一种支持解放的强大力量，非常适合于反常规时代。该原则提供了一个适应于再分配、承认和代表权三种维度上诉求的平台，使反常规争端能够得到解析。它清楚说明了现代平等主义的核心道德理想，即人类的平等自治和道德价值，与我们时代的许多思想家和社会运动有着同样的基本目标。它主张若要尊重他人的平等自治和道德价值，就必须给他们完全参与社会交往的地位，保证所有人都享有对等性参与的制度性先决条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获得对等性参与所需的经济资源、社会地位和政治发言权。

弗雷泽强调，她所提出的以对等性参与为中心的三维正义观的总体概念结构比它的精确细节更重要，由于其本体论上的多元性，因而分配主义常规化争论具有了有效性。它由于指出错误承认和错误代表权在原则上是真正的非正义，进而为超越以前法则的诉求提供了公平的申辩机会。同时，由于它的规范一元论，从而使三类非正义都能适应于同一种尺度。因此，这个方法显示了多种正义“实质”观共存的反常规话语条件下评价诉求的前景。(https://www.daowen.com)

3.反常规的正义“主体”及其“程序”

然而，解决了正义的实质观，紧随其后需要解决的就是在哪些人之间实行“参与对等性”，究竟谁有权同谁一起对等参与？

对此，弗雷泽指出，在常规正义时代，威斯特伐利亚的政治构想赋予国家对其领土行使排他的、不可分割的主权，试图阻止“外部”干涉国家的“内部事务”。该构想不认为国家能够被更高的国际权力所限制，并严格区分“国际”与“国内”领域。“国内”领域被视为遵行社会契约的市民领域，服从于正义的法律和义务，而“国际”领域是其战略协商的领地，不存在任何有约束力的正义责任。因此，在威斯特伐利亚的构想中，正义的主体只能是领土化的公民成员。但是，在今天的反常规时代，政治空间的威斯特伐利亚图景正在失去其支配力。

弗雷泽认为，政治维度适用于两个层面：“普通政治”和“元政治”层面。前者涉及在有边界的政治共同体内政治代表权的结构；后者涉及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划分，以及这些政治共同体所处的更大政治空间的结构。普通政治代表权规定了共同体成员行使政治发言权的标准，因而把国家外在的边界作为既定事实。元政治涉及迄今为止所考察的领土国家所处的更广阔的政治空间结构。元政治代表权则涉及首先要确定谁被视为成员，它告诉我们谁被包含在范围内，谁被排除在外。在弗雷泽看来，元政治代表权同普通政治代表权一样，都是有关正义的问题。它所针对的问题是：代表权的关系是否不正义？政治成员资格的边界是否错误地把实际上有资格发言的人排除在外？政治空间被分割为独立的领土国家时是否剥夺了某些人平等地与他人一起讨论共同关注的问题的机会呢？当答案为肯定时，我们就遭遇了“元政治不正义”，她称之为错误架构。错误架构是一种反身性的概念。它定位于元政治层面，以使我们能够从正义角度来审视普通政治代表权的构成。该概念让我们能够批判第一层次的正义架构，帮助我们分析各种包含相互冲突的正义主体观的争论。但是，弗雷泽指出，反身性本身并不是一个解决方案。反常规时代的正义理论需要实质性的规范原则来批判各种架构，否则，我们就不能说明包含有关正义主体的相互冲突理解的争论。为此，她提出了包容所有人受制约的实质性原则。据此，正义主体既不是民族，也不是全球人类，而是在因果关系的网络中客观地共同交错的人。该原则的关键是把正义主体界定为“因果关系的共同体”。那些彼此相互影响、互相关联的人就是正义的主体。

最后还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解决，即如何实施使所有人受制约的原则。只有找到阐明解决正义程序的适当方式，前面所提的理论建构才能发挥作用。弗雷泽认为反常规时期的正义“程序”必须既是对话式的也是制度式的。

对话式的正义理论首先必须避免冷战时代横行的“霸权式假定”，即强权国家和个体精英决定正义的法则。今天，由于社会运动开始质疑威斯特伐利亚式建构，质疑霸权式的正义“程序”，他们认为建构应是一个可以公开讨论的问题。他们要求创立非霸权式的新程序来处理反常规时期的正义建构冲突。这种要求也需要得到公平的听证。其次，它必须排除“科学家式假定”。在非正义的情况下，主流把什么看作是社会“科学”也可能反映了特权者的观点并遮盖了他们的盲点。这种情况下，采取科学式的假定就是冒着阻断劣势人群诉求的危险。反常规的正义理论建构必须提出一个对话式程序。但是，弗雷泽又指出，对话本身也并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还需要有一种处理正义“程序”的制度式方式。作为双向交流过程的一端，这种正式的制度路径必须支持公民社会路径。但是它又不同于后者。首先，制度路径要求有公平的程序和代表性机构以确保其商讨的民主合法性。其次，代表们必须以宣传和选举的方式对公民社会负责。再次，他们通过商谈对谁在事实上受到某种管理机构的制约形成自己的观点，而且关于这个“谁”，他们必须有能力采取约束性的决定。弗雷泽认为目前所需要的就是能就正义主体所引发的争论展开民主审议和决策的新机构。这种机构应该可以听取并评估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人的诉求。她强调这里所设想的机构将就第一层面的政治机构的范围和局限执行元政治评论的功能，故而他们应被设在更高的、更有包容性的层次上。在原则上，每个人都受制于他们。而每个人都应通过这种或那种方式在元政治评论机构中被代表。而反常规的正义需要设立新的全球性民主机构从而令关于建构的争论能够公布和解决。

弗雷泽承认她所提出的这个方式并不是无懈可击的。它面临着三个概念上的质疑。其中一个是担心该方式会无限退化，因为它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超元级别的问题：谁应该参与框架决定的民主程序？鉴于民主的方式要求在又一个级别上民主决定“谁”或元民众，它似乎导致了一个“民主的悖论”，即认为民主所要求的界线和框架本身不能得到民主地决定；另一个概念上的质疑来源于正义和民主之间关系的循环性。因为这个方式似乎假设存在一个先决条件，而这个条件也是它试图促成的，这种质疑具有相当普遍的针对性。针对这种质疑，弗雷泽认为可以先进行“够好的商讨”[6]。虽然这种商讨还远远达不到参与对等性，但是它足以使某些社会改革合法化，从而可以确保下一轮的商谈更接近于对等性参与。这样逐步地就可以使参与对等性达到螺旋上升的积极效果。第三个概念上的质疑与道德和政治上的区别相关。弗雷泽认为这种质疑是错置的。她认为民主的方式理所当然地要求为处理跨领土的正义问题建立新的政治机构，威斯特伐利亚式建构故意在政治和道德之间作了鲜明的区分，从而否定了成立跨国政治机构的可能性。当下必须按不同的方式来区别二者。在哪里以及何时区分政治和道德似乎也是一个政治问题，需要接受民主讨论。

因此，弗雷泽认为，发展民主方式的尝试无需因概念上的质疑而停顿。她认为这种范式能克服其他方式的缺点，能加深正义和民主之间的联系。而且如果在正义的“程序”上缺乏一个民主方式，就不能很好地解决正义的“实质”和“主体”问题。这样就会陷入难以解决的元争论中。她认为，这种正义“程序”观结合了对话式和制度式的特征，能应对反常规正义积极和消极的一面，使我们有望暂时解决反常规正义理论建构上存在的争议。

弗雷泽的“反常规正义论”是在与霍耐特的论辩中形成的，它一方面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实施现代性批判以弘扬社会正义的传统，另一方面又与法兰克福学派在德国的现代传人不同地坚持左派传统的理想信念，笃信唯有为众人所认可的正义原则才能解决现代多元社会的诸矛盾冲突。这一思想的出现反映了强硬左翼思想开始在北美理论界重又出现，而且直指后“冷战”时期西方社会出现的各种矛盾与冲突，具有很强的理论冲击力。至于其现实转换力尚有待进一步论证和展示。

注释

[1] 本书连同《再分配，还是承认？——一个政治哲学对话》、《（错误）承认，社会不平等和社会正义》、《正义的尺度——全球化世界中政治空间的再认识》、《伤害＋侮辱——争论中的再分配、承认和代表权》，已译为中文，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出版，周穗明主编。

[2] 南茜·弗雷泽：《再分配，还是承认？——一个政治哲学对话》，周穗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中文版序言，第3页。

[3] 南茜·弗雷泽：《再分配，还是承认？——一个政治哲学对话》，周穗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中文版序言，第3页。

[4] 2025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奠定了以全球为参照系的国家主义。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指依照这个条约各个国家应遵循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威斯特伐利亚正义观认为主权国家是正义的主体。

[5] “关于正义实质的争论：再分配，承认还是代表权”（Disputing the Substance of Justice：Redistribution，Recognition or Representation？）；“我们目前争论的方式：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形成的断裂的诉求”（The Way We Argue Now：Fractured Claims-making in a Globalizing World）；“关于正义主体的争论：国家公民，全球人类，还是有风险的跨国共同体”（Disputing the Subject of Justice：National Citizenry，Global Humanity or Transnational Community of Risk？）；“关于正义方法的争论：霸权，专家政治，还是民主？”（Disputing the Methods of Justice：Hegemony，Technocracy or Democracy？）这四个讲座是弗雷泽在特伦特大学所作的Ryle系列讲座，2025年3月在中国北京、上海以及广州等地所作的系列讲座也是围绕这四个主题展开的，但弗雷泽在讲座时也会联系当地的一些具体情况阐述其理论，比如她在中国的讲座中联系中国的农民工、农民工子弟就学问题以及中国左翼的现状等所做的分析，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6] 这里弗雷泽借用了著名的英国客体关系理论大师和心理咨询家D.W.温尼考特（Donald Woods Winnicott，1896-1971）的常用术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