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西方政治军事史传统的开创者

虽然修昔底德的年龄只比希罗多德小25岁左右，但二人在作品的取材内容、史学观点、治学态度、史学方法、文章风格等方面却宛如隔了好几个世纪，尤其是其描写范围和关注焦点截然不同。希罗多德以一个宽泛的题目作为其主题，先是描述波斯帝国的兴起及其周边地区的人文地理，然后才是希波战争。他的叙述方式使其书中有许多细枝末节却生动有趣的故事。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则是一部专门讨论战争的起因、经过和结果的著作，只有一个简单的主题——战争。在书中，修昔底德几乎告诉了我们有关战争的一切：战争是什么？为什么会发生战争？具体的战役有哪些？战争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等等。他甚至指出，除非人类能够学会更好地解决问题的方法，否则战争仍旧会继续。修昔底德在书中集中地叙述了整个战争的过程，重点突出那些与战争有关的事件与人物，而将与战争没有直接关系的内容全都排除在外，并由此开创了西方政治军事史的传统。

修昔底德之所以选择伯罗奔尼撒战争这样一个题材，是因为他“相信这次战争是一个伟大的战争，比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任何战争更有叙述的价值”⁽⁵⁷⁾，而且，“任何人，只要看到事实的本身，就会知道这次战争是所有的战争中最伟大的一次战争了”⁽⁵⁸⁾。如前所述，将这场延续多年、又分散在几个不同地区所发生的战争看作是一次连贯的有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这在当时来说，不能不说是颇具眼光的。当然，这还与他的个人经历密切相关，修昔底德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次战争中度过的，他本人的荣辱也是由这场战争带来的。甚至有学者指出：“修昔底德很明显就是一种政治‘危机’的产物，他的作品不可能和他个人强烈的、完全悲剧般的经历分离开。”⁽⁵⁹⁾另一方面，在古代，战争乃是人们“经常的职业”，人类社会的历史，特别是在早期阶段，是很难与战争分开的。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我们很难找到除战争以外的其他记述。首先，全书除了第一卷第1章回溯雅典的兴起、说明写作目的和方法外，从第二卷开始直至第八卷，都是围绕着战争进程展开的。其次，书中很少出现与战争无关的人物，甚至连对作者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家高尔吉亚、希波革拉底、苏格拉底等人也未提及，更不用说那些艺术家、戏剧家了，有些在书中发表大段演说词的人物，也仅冠以“某某代表”而已。再次，对于那些重点叙述的人物，如伯里克利、克里昂、阿基达马斯、伯拉西达等，也只写其战事活动，而很少涉及他们的私人生活和性格。最后，对公元前5世纪雅典城邦的高度繁荣也未作详细描述，只在确有必要时才简略地提及。如为了讲述雅典的开支，才提到雅典卫城正门鲁洛匹利亚的建筑；因为雅典娜雕像上的黄金叶片可以作应急之用，才谈到帕特农神庙中的雅典娜女神像，而对于宏伟的神庙建筑则只字未提。

修昔底德专注于战争的描写，他把伯罗奔尼撒战争看作一个整体，并努力探求战争的因果关系。他认为，这场战争起因于雅典势力的过度增长，引起了斯巴达等其他各邦的嫉妒和恐惧；而科西拉事件和波提狄亚事件则是双方矛盾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仅仅是发动战争的借口。这些分析虽然不尽全面，但在当时无疑是高人一筹的。而且他的分析对欧洲的历史学有着先驱性的作用，被视作是第一次科学地、历史学地对史实的记载和分析。修昔底德也由此成为西方第一个力图揭示历史事件发展的因果关系的历史学家。

修昔底德还进一步指出，这场战争真正的起因，实际上是人的贪婪本性，即对权力和财富的不可思议的迷恋之情，而这也是一切战争的起因。他认为，雅典人和斯巴达人之间之所以爆发战争，和他们之间观念上的分歧没有关系，也不是因为两者之间政体上的差别，更不是出于任何正义与邪恶之类的考虑，而是因为他们之间的共性，即对权力和财富的过度追求，由此产生一种要求更大的权力和财富的欲望。战争的根本动机是贪婪、对权力的狂热追求和占有欲，请看科林斯和科西拉这两个城邦为得到雅典人的帮助而进行的辩论。科西拉人想要与雅典人结盟，对雅典人说：

除你们之外，我们是希腊最大的海军势力。如果你们建立这样的海军势力，你们一定要花费很多金钱；如果我们站在你们一边，你们一定会很乐意的。这样看来，我们自愿参加你们的阵容，投靠在你们一边，不致引起任何危险，或任何费用，难道这对于你们还不是一件难能可贵而且将引起你们敌人嫉妒的幸运吗？……一旦发生战争，很明显的，我们对于你们是有用的。……无疑的，你们的目的，如果可能的话，是根本不许任何其他国家有海军；如果这一点做不到的话，其次，最好是使现在最大的海军强国站在你们一边。⁽⁶⁰⁾(www.daowen.com)

科林斯人则反驳说：

他们这种中立的政策，听起来似乎是天真的，但事实上是他们所采用的伪装，其目的不是在于防止他们参加别人的恶行，而是在于他们自己可以自由作恶：当他们有足够的力量的时候，他们就用暴力夺取别人的财产；当他们能够逃避别人的注意的时候，他们就欺骗别人；享受他人的利得，毫不以为耻。……事实上，他们的行为，无论对我们或对任何其他的人，都是不正直的。⁽⁶¹⁾

最后科林斯人要求雅典人：“过去我们帮助过你们，现在你们报答我们的时候到了。”⁽⁶²⁾然而雅典却选择了与科西拉结盟。对于雅典的这种抉择，修昔底德明确指出：“雅典不希望科西拉的强大海军落在科林斯手里。同时它希望两国因战争而削弱；因为这样，如果战争真的爆发的话，雅典自己会比科林斯及其他海军国家的势力都强大些。此外，事实上，科西拉在往意大利和西西里去的沿海道路中占着很便利的地位。因为这些原故，雅典就和科西拉订立同盟了。”⁽⁶³⁾由此可见，三方的考虑都是出于利害关系而非对正义与否的衡量，为己方获取最大的利益和财富才是最终目的，彼此间可能达成的协议或组成的联盟也都是在相互交换利用的基础上的暂时性行为。总之，修昔底德认为，贪婪和占有欲才是战争爆发的最根本的原因。作为一个生活在距今两千多年的古希腊人，修昔底德在分析历史事件时所表现出的类似近代理性主义者的思想光辉，不由不让人惊叹不已。

修昔底德对经济因素与军事成败的关系所作的出色分析，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比如，他认为，特洛伊战争之所以拖了十年之久，不是由于希腊军队的人数不足，而在于经济资源的匮乏。他指出：“假如当阿伽美浓到达时，有充足的给养，假如他们能够利用全部军队继续不断地作战，而不分散他们的军队去劫掠和耕种土地的话，很明显的，他们会很容易地得到胜利的。”⁽⁶⁴⁾在分析伯罗奔尼撒战争时，他也多次指出：维持一场持久的战争，需要有实力雄厚的经济作为基础，战争的胜负除了靠审时度势的明智判断以外，还得要有充裕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请看书中斯巴达人的分析：“在战争中，金钱比军备更为重要，因为只有金钱才能使军备发生效力：特别在一个陆地强国和一个海上强国作战的时候，尤其是这样的，所以让我们首先检查我们财政。”⁽⁶⁵⁾雅典人也有同样的认识，伯里克利说：“同盟者所缴纳的金钱就是雅典的力量，战争的胜利全靠聪明的裁断和经济的资源。”⁽⁶⁶⁾这种见解虽散见于各章，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但已经把经济对于战争的作用说得很明白了。因此，汤普森称修昔底德是“一位能够体会经济事务对历史的价值和作用的卓越的历史家”⁽⁶⁷⁾。

修昔底德这种注重军事的撰史传统，对后世西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西方史学纷纷效仿的正统模式，特别是在19世纪西方历史学专业化的时代，更是被德国史家兰克及其学派奉为圭臬。不过，由于修昔底德过分强调战争的主题，也大大地局限了其历史写作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