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拉默德与贝娄作品解读

马拉默德与贝娄的作品解读

刘珍兰^[1]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外国语系　广东　中山　528402）

摘　要：美国犹太文学的发展由来己久，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更是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犹太裔作家。本文拟通过对两位最具代表性的犹太裔作家马拉默德和贝娄的作品解读，揭示出犹太文学的两大主要特点：犹太性和异化感。

关键词：马拉默德　犹太性　贝娄　异化感

美国犹太文学的发展由来已久。最早的意第绪语戏剧创作可以追溯到2025年俄国沙皇宣布禁令，大肆迫害犹太人致使他们被迫背井离乡、迁徙美国。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来到美国后继续从事戏剧活动。到20世纪初叶，美国的犹太作家开始成规模地登上美国文坛，亚伯拉罕·卡恩、玛丽·安汀、事利·罗斯、迈克尔·戈尔德等在当时的美国都是具有一定影响的作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更是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了诸如伯纳德·马拉默德、索尔·贝娄、菲利普·罗斯、阿瑟·米勒、辛西娅·奥齐克、艾伦·金斯堡、约瑟夫·海勒、艾巴·辛格、诺曼·梅勒等文学巨匠。这些作家多以写实的笔法记述了犹太移民的生活际遇、文化人格，特别是作为美国亚文化体系的犹太文化与美国本土文化的冲突形态，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将犹太民族特有的生存现状与文化心态艺术形象化，塑造了各种各样极具“犹太性”和其他特征的文学典型。事实上，要尽数这样一个规模宏大的“犹太作家群”的创作实绩和影响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本文将着墨其中最具代表性、最能体现“犹太作家群”写作特质的两位作家和他们的代表作品，即伯纳德·马拉默德和索尔·贝娄。

一

伯纳德·马拉默德（1914—1986）是犹太味最浓的^[1]、深受读者喜爱的当代美国犹太裔作家，生于纽约布鲁克林区一个贫寒的俄国移民家庭，在大萧条时期长大成人。其父母主要靠经营一家小杂货店维持生计，因此，马拉默德自幼过的是千千万万个犹太移民后代所过的那种下层社会生活。布鲁克林区的穷人的苦难激起了他无限的同情并在他的记忆中留下了磨灭不掉的印象，他决心以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忠实地记录自己所熟悉的穷人和他们的不幸遭遇。从20世纪50年代起他就先后出版过《天生的运动员》（The Natural，1952）、《店员》（The Assistant，1957，一译《伙计》）、《魔桶》（The Magic Barrel，1958）、《新生活》（A New Life，1961）、《白痴第一》（Idiots First,1963）、《装配工》（The Fixer,1961）、《费德尔曼画像：一件展品》（Pictures of Fidelman：An Exhibition,1969）、《房客》（TheTenants，1971）、《伦布兰特的帽子》（Rembrandt’s Hat,1972）、《杜宾的传记》（Dubin’slives，1979）、《上帝的恩赐》（God·sMercy,1982，一译《上帝的慈悲》）等^[2]。

马拉默德是犹太作家中较少接受美国文化、思想同化的人物。在他的作品中保持着浓重的犹太思想基础和深沉的犹太文化传统。在文学创作中，他强调描述和阐发“崇高的道德思想”和“人生的真正意义”，尤其是“顽强的生活毅力”。他笔下的主人公多数是在苦海中挣扎着的普通犹太人，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日日夜夜为生活、为外界环境所迫。他们没有根基，困惑迷茫，在生活中所遇的尽是失望和挫折，然而他们依然苦苦寻求生活的真谛，热切地向往幸福。他们虽是人生追求的失败者，但却以忍耐精神、苦斗精神和牺牲精神忍辱负重，承担义务。马拉默德曾说过：“人人都是犹太人，只是他们不知道。”“就我个人而言，我运用犹太人作为人类生存的悲剧性经历的象征。我极力把犹太人看成是普通的人。犹太人的戏剧性是为生存而斗争的象征。犹太人的历史是上帝戏剧性的礼物^[3]。以上马拉默德的创作主题、特点和其文学素材的源泉，均在他的名作《店员》和《装配工》中得到了完美体现。

《店员》出版于2025年，因其深刻的思想价值和卓越的艺术成就而荣膺美国文艺学院颁发的“罗森塔尔奖”。小说生动地描述了犹太移民莫里斯·鲍伯，一个杂货店的店主，自从二十年前为了逃避沙皇的迫害，从俄国来到这块“处处是黄金”和“自由”的新大陆以后，始终兢兢业业地经营着自家的一家小店，做买卖从来不掺假，也不以次充好。他觉得“做人要老实，睡觉才能安稳”、“做个犹太人，就得有副好心肠”。但是，莫里斯·鲍伯却又总是逃脱不了厄运的捉弄和贫病交加的悲惨局面。正当莫里斯·鲍伯走投无路时，一个孤儿出身的意大利流浪汉弗兰克·阿尔帕恩自愿做了他的伙计，打算帮助他重整家业。原来，这个青年就是曾经偷盗他那小店的罪犯之一，这次再来，是为了赎回前愆，排除良心上的不安。莫里斯·鲍伯死之后，弗兰克终于在追悔和认罪的心情之中得到了思想上的净化，成为一个虔诚的犹太教徒。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这部作品中，人物具有的浓郁犹太性得到了完美诠释。犹太性即犹太裔作家在作品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具有核心意义的各种犹太要素和犹太资源进行特定的加工运用。它往往与犹太民族的历史境遇、宗教思想、传统习俗、思维观念以及特殊的社会处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实质上就是这些犹太文化因子在文学上的表征。其中受难是犹太生活中的一个永恒的因素。作品中的莫里斯“在经济上、在现实生活中永远不是一个成功者，但他似乎乐于受苦受难。不仅如此，他的精神还感染了异族青年弗兰克”，使他皈依了犹太教，成为犹太之家的一员，实现了其道德的升华。小说结束时，弗兰克确实懂得了“犹太人”的寓意：“犹太人的生活目标就是受苦，谁遭受的苦难最严重，坚持得最长久，谁就是最好的犹太人。”

马拉默德在全力释诠犹太性的同时，又为我们展示了犹太人的困惑，他们长期生活在异族文化的夹缝中间，由于文化的隔阂和道德观念的不同，或被社会所拒绝或被社会所吞噬，从而具有强烈的局外感、边缘感乃至非我的异化感。他的长篇小说《装配工》，即体现了这一主题。但这一次，马拉默德将小说的背景转移到沙皇时代的俄国。他做出这样的转移无非是想说明，作为一个犹太人，你无论走到哪里，无论你如何挣扎，都逃脱不了你作为犹太人的命运。相反，如果你不计后果地想摆脱掉自己犹太人的身份，那么，倒霉的不只是你自己，而且还会给整个民族带来厄运。小说主人公雅可夫·伯克是—个犹太人，他为生计所迫离家出走。他想到非犹太人居住区碰运气，做出一番事业来。他在去往非犹太人居住区的路上，丢掉了能够表明他是犹太人的一切物件。但是，他却一夜之间被诬为杀人犯，关进监狱。承受着皮肉和精神痛苦的折磨。最后，他才悟出：他的犹太身份乃祸之根源，他是为整个犹太人受难，也是作为人类的一员为人类自身而受难^[4]。由此，我们可以知道，马拉默德在很好运用、消解犹太因子的创作中，显现出十分浓郁的犹太性的同时，亦描绘了犹太民族在异族文化夹缝中的尴尬境地和作为边缘人的异化感。

二

与伯纳德·马拉默德相比，索尔·贝娄在适应美国社会、融人美国生活方面显然来得更加迅捷。如果说马拉默德是最具犹太味的作家的话，那么贝娄则通过塑造“挂起来的人”，达到了对犹太传统的超越，从而成为犹太裔作家中最具影响的一员。索尔· 贝娄（1915-2005）的父母于2025年离开俄国，先到了加拿大。2025年6月10日贝娄出生于魁北克省的拉辛城。2025年贝娄9岁时随父母迁至美国中部名城芝加哥，2025年考入芝加哥大学，后曾转入西北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学习社会学、人类学等。作为典型的犹太作家，他的一系列长篇小说都获得了非凡的成功，如《挂起来的人》（Dangling Man，1944）、《受害者》（The Victim 1947），《奥吉·玛琪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Augie March，1953）、《雨王汉德森》（Henderson the Rain King，1959）、《赫索格》（Herzog，1964）、《塞姆勒先生的行星》（Mr Sammler’s Planet，1970）、《洪堡的礼物》（Humboldt’Gift，1975）等。2025年他由于“对当代文化富于人性的理解和精妙的分析”^[5]而荣获诺贝尔奖。(https://www.daowen.com)

与马拉默得致力于阐释犹太民族的受难精神不同，贝娄是将犹太民族的流浪史程消解为文学的潜在媒质。他的家庭的不断迁徙，也使得他的作品有一个比较鲜明的特点，那就是他在创作时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来的一种犹太人的流浪意识。而贝娄对主人公流浪的描述与传统的流浪汉小说并不一样，传统流浪汉小说中的流浪主要是指形体流浪，贝娄既叙述犹太人的形体流浪，但更着重展现他们心灵深处的精神流浪。即犹太人作为边缘人处于异质文化夹缝中的困惑、尴尬、进退维谷和无所适从，从而成为异化社会中的异化人。他的《挂起来的人》就集中反映了当代犹太移民的尴尬处境和非我的异化感。小说主人公约瑟夫已经被征入伍，因此他辞去了原来的工作，只是依靠妻子艾娃外出工作挣钱来养活自己，虽然艾娃心甘情愿地希望约瑟夫能够生活得如意一些，使他能够做出“一切在军队中不可能做的使自己高兴的事情”，但是漫长地等待应招的日子使约瑟夫感到难过、彷徨。因为，他已经与世隔绝，虽然他很“自由”，但在思想上却非常空虚、孤独和沉闷无聊，这种状态对他来说是一种难以忍受的折磨。他深知世界尽善尽美的观点是愚蠢不智的，并不时地安慰自己说：“理解一切，谅解一切。”约瑟夫曾对理性对人类生活的指导作用坚信不疑，他对启蒙运动时期哲学家的思想做过系统的研究，试图为人类的问题寻找出理性的解决办法，但所有这一切对他理解现实生活并无帮助，相反，好像一切都事与愿违，他只感觉到自己仿佛不属于这个世界，被一种深层的孤独和异化感所攫取，从而成为一个被社会所异化的“挂起来的人”，终日惶惶。

贝娄本人是美国犹太人中间的高级知识分子，长期担任大学教职。因此他的作品有很多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以美国的大城市生活为背景，他们虽然多是生活有保障的大学教授，但美国的生活对他们来说有难以理解和接受的东西，再加上自己处于人生的转折阶段，因此思想上充满了新旧价值的对抗，从而感到徘徊、困惑和不知所措。在《赫佐格》中，同名主人公是一名大学教授，心理郁闷。他将写信作为一种解脱方式，不停地写信给亲人、朋友、认识的不认识的、活着的或死去的，甚而是直接写信给上帝。这些未曾寄出去的信，虽然内容五花八门，却反映了赫索格的种种心理状态，折射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社会中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精神危机。

20世纪70年代，贝娄又发表了两部重要小说，即《塞姆勒先生的行星》和《洪堡的礼物》。前一部作品中主人公眼见美国社会巧取豪夺、情人放纵的现象，深感资本主义社会前景暗淡，西方文明已濒于社会的边缘。《洪堡的礼物》描写一名叫西特林的作家。他曾受到诗人洪堡的提携，后来以洪堡为原型写剧本，但却歪曲了洪堡的形象，并听任导演随意删改。洪堡不堪生活的负担，最后潦倒死去。西特林总算还顾及过去的情谊，出资将他埋葬，而自己也走上新的生活。

综上，我们可以知道，贝娄小说中的主人公虽然一般都有明显的犹太背景特征，但更多的是体现了西方世界某些带有普遍意义的社会身份，或者说贝娄是把主人公的犹太身份作为一种背景要素来运用，并刻意发掘出隐藏在犹太身份与一般社会身份之间的深刻联系，成功地将犹太人的身份困惑与当代西方人的“自我”危机相结合。因此，他更多的是描写犹太民族在异族文化的夹缝中生存的尴尬境地，强烈的局外感、边缘感乃至非我的异化感，而不像马拉默德一样通过塑造犹太小人物而体现出浓郁的犹太性。

当然，无论是马拉默德还是贝娄，他们的作品都不仅充分运用了犹太文化因子，呈现出浓郁的犹太性，同时也揭示了犹太文化作为主流社会中的亚文化在主流社会中的尴尬境地，呈现非我的异化感。只不过他们在各自的作品中对犹太性的运思和升华显现出不同的侧重点：马拉默德致力阐释的是犹太民族的受难精神，贝娄关注的则是双重文化夹击下的犹太人的困惑心理和精神流浪。即马拉默德文本呈现出来的更多的是犹太性，而贝娄的则更多是反映犹太人在异族文化中的异化感。

参考文献

[1] 刘洪一.走向文化诗学：美国犹太小说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81

[2] Jeffrey Helternan and Richard Layman,ed.American Novelists Since World War II.[M].Gale Research Company.1978: 291

[3] 钱满素.美国当代小说家论[M].北京：中国社全科学出版社，1987：195

[4] 肖涤.诺贝尔闻学奖要介[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917

[5] 邹智勇.论当代美国犹太文学的犹太性及其形而上性[J].外国文学研究，2001（4）：38

【注释】

[1] 刘珍兰，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外国语系教师，文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