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国故”同新文学运动的关系

郑振铎：《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我主张在新文学运动的热潮里，应有整理国故的一种举动。”因为，“第一，我觉得新文学运动，不仅要在创作与翻译方面努力，而对于一般社会的文艺观念，尤须彻底地把他们改革过。因为旧的文艺观念不打破，则他们对于新的文学，必定要持反对的态度，或是竟把新文学误解了……（通过整理国故）把他们中心论点打破了，他们的旧观念自然会冰消瓦解了；第二，我以为我们所谓新文学运动并不是要完全推翻一切中国的故有的文艺作品。这种运动的真意义，一方面在建设我们的新文学观，创造新的作品，一方面却要重新估定或发现中国文学的价值，把金石从瓦砾堆中搜找出来，把传统的灰尘，从光润的镜子上拂拭下去……而这种工作，都需要一种新的研究。我们现在的整理国故的呼声，所要说的，便是这事”。

顾颉刚：《我们对于国故应取的态度》。“新文学与国故并不是冤仇对垒的两处军队，乃是一种学问上的两个阶段。生在现在的人，要说现在的话，所以要有新文学运动，生在现在的人，要知道过去的生活的状况，与现在各种境界的由来，所以要有整理国故的要求”。

王伯祥：《国故的地位》。“整理国故”和“新文学运动”，“都是不可偏废的”，“历史的观念非但不会损害现代精神，而且可以明了现代精神所由来，确定他在今日的价值”。(https://www.daowen.com)

余祥森：《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新文学的基础，不当单建在外国旧文学上面，也不当单建在国故上面，须当建在外国文学和国故的混合物上面。这种的新文学，才算是真正的新文学”。

沈雁冰：《心理上的障碍》。“四五年前突兴的新文学运动，显然含有深湛的社会的意义，说他仅仅是旧有文艺思想的反动，尚嫌失之肤浅。然而社会上一般人却充分地应用他们的误谬的‘循环论’，以为新文学——在他们看来只是白话文学——的突兴，由于文言文的太盛，由于文言文的太多，被人看厌。一件对于学术思想史上极有关系的革新运动却被他们看作喜新厌旧的心理的表现。”“旧文学的忠臣”早就料到“白话文的‘气运’是不会长久的”，“这个‘新’过后接着的，定是从前的‘旧’。而最近一二年来的整理国故的声浪，就被他们硬认作自己的先见的实证了”。“凡一种新运动的发生，不怕顽强的反抗论。却怕这种既不反抗又不研究而惟从游戏态度相对待的阿谀曲解者。”文章希望“努力创造新文学和整理国故的人们除低头用功外，还要多用些消毒功夫，先打破一般人心理上的障碍——误谬的循环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