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国故”的几种不同意见争论

“整理国故”的问题提出后，反响不一，归纳起来，大体上是三种意见：

以郑振铎为代表的是一种意见，如上文摘引所表述的，总的看法是这项工作是一种适时的做法，对新文学运动无害而有益，有它“今日的价值”。

以成仿吾为代表的是一种否定意见，他在《国学运动的我见》（载1923年11月18日《创造周刊》第28号）一文中，批判“国学运动”“只不过是要在死灰中寻出火烬来满足他们那‘美好的昔日’的情绪，他们是想利用盲目的爱国的心理实行他们倒行逆施的狂妄”。“他们的方法与态度，不外是承袭清时的考据家……这样的研究不仅与我们的生活毫不相干，即于国学的研究，亦无何等的益处。”希望从事这种运动的人能够“反省”，不要再去“勾诱青年学子去狂舐数千年的枯骨，好好让他们暂且把根基打稳”。成氏的意见很明确：数千年的东西已成“枯骨”，与我们今天的生活毫不相干，研究是无益的。

茅盾的意见前后有所变化，在《小说月报》征求关于“整理国故”的意见时，他并没有表示反对的态度，只是希望新文学运动者和整理国故都能低头用功，做好整理国故中的消毒工作。一年多之后，即1924年5月12日，他在《文学》第121期上发表了《文学界的反动运动》，把“整理国故”同“反对白话主张文言”相并论，视为“反动运动”，称他们是“中国向后的努力”的势力。一周之后，他在《文学》第122期上，又发表了《进一步退两步》的文章，说新文学界在这两三年里，大家提倡了白话文，进了一步。随后就退了两步，一是一些做白话文的朋友自己先怀疑起白话文来，二是“忽然多数做白话文的朋友跟了专家的脚跟，埋头在故纸堆中，做他们的所谓‘整理国故’”。结果，“社会上却引起了‘乱翻古书’的流行病”，必然丧失一些白话文已夺取的阵地，而且守旧派也会借用“整理国故”的旗号，为旧文化旧文学找到护身符，这就助长了复古势力的气焰，造成文学界“颇占优势的反动运动”。

对“整理国故”持否定意见的还有陈西滢。他是现代评论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整理国故与“打鬼”》一文，反对把许多人带着“钻到烂纸堆里去，‘化臭腐为神奇，化平常为玄妙，化凡庸为神圣’，弄得乌烟瘴气，迷蒙大地”。他认为我们还不到“整理国故”的时候。旧文化好比“一座旧房子里的破烂家具”，再“整理”，“还是那些破旧东西”。现在要的是“开新的窗户，装新的地板”，“一心一意地去寻求新道德、新知识、新艺术”。（载《现代评论》5卷119期）他的比喻有一定的意思，也有一定的说服力。(https://www.daowen.com)

郭沫若和鲁迅则反对“整理国故”的做法。

1924年1月13日，郭沫若在《创造周刊》36号上发表《整理国故的评价》，批评胡适等人以“整理相号召”向学生讲国故，把这作为“人生中唯一的要事”，这就“侵犯了他人的良心”，必然“招人厌弃”。认为吴稚晖“以为科学切用于现在的中国，国学不切用，所以应该去此取彼”，这“最难使人心服”。认为成仿吾的意见也“失之偏激”，“国学研究家就其性近力能而研究国学，这是他自己的分内事”，无须去反对他。文章认为：国学研究，“方法要合乎科学的精神，研究有了心得之后才能说到整理。而且这种整理事业的评价我们尤不可估之过高。整理的事业，充其量只是一种报告，是一种旧价值的重新估评，并不是一种新价值的重新创造，它在一个时代的文化的进展上，所效的贡献殊属微末”。国学研究“只要研究者先有真实的内在的要求，那他的研究至少他自己便是至善。我们不能因为有不真挚的研究者，遂因而否认国学研究的全部，更不能于自我的要求以外求出别项的势力来禁止别人”。

鲁迅应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之邀，于1924年1月17日作题为《未有天才之前》的讲演，围绕天才问题发表了精辟的意见，批评了“一面固然要求天才，一面却要他灭亡”的种种错误做法：其一就是“整理国故”，“自从新思潮来到中国以后，其实何尝有力，而一群老头子，还有少年，却已丧魂失魄的来讲国故了……抬出祖宗来说法那自然是极威严的，然而我总不信在就马褂未曾洗净叠好之前，便不能做一件新马褂。就现状而言，做事本来还随各人的自便，老先生要整理国故，当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读死书，至于青年，却自有他们的活学问和新艺术，各干各事，也还没有大妨害的，但若拿了这面旗子来号召，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倘以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荒谬绝伦！”（载1924年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刊》第1期，12月27日《京报副刊》第21号转载）这就从本质上揭露了“整理国故”的荒谬和所带来的恶果——使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