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

在中央苏区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战争中，毛泽东成功运用孙武子“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军事指挥原则，大步进退，诱敌深入，运动歼敌，打得国民党军，无论是地方兵团，还是嫡系部队，纷纷败下阵去。“围剿”军十万不行，二十万不行，三十万也是吃败仗！但是，“左”倾领导者逐步剥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力，正确的作战指导方针被抛弃，致使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不得不退出中央根据地，被迫长征。遵义会议又把毛泽东请回领导位置，同时也恢复了毛泽东的一系列战略战术。

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一年后的1936年12月，毛泽东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主要是总结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战争的经验教训。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谈到“战略退却”时写道：

如果进攻之敌在数量和强度上都超过我军甚远，我们要求强弱的对比发生变化，便只有等到敌人深入根据地。吃尽根据地的苦楚，如同第三次“围剿”时蒋介石某旅参谋长所说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又如“围剿”军西路总司令陈铭枢所说的“国军处处黑暗，红军处处明亮”之时，才能达到目的。这种时候，敌军虽强，也大大减弱了；兵力疲劳，士气沮丧。许多弱点都暴露出来。红军虽弱，却养精蓄锐，以逸待劳。此时双方对比，往往能达到某种程度的均衡，或者敌军的绝对优势改变到相对优势，我军的绝对劣势改变到相对劣势，甚至有敌军劣于我军，而我军反优于敌军的事情。江西反对第三次“围剿”时，红军实行了一种极端的退却（红军集中于根据地后部），然而非此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因为当时的“围剿”军超过红军十倍以上。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第208至209页）

毛泽东谈“战略退却”问题，对孙武子“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原则作了引申和发挥，认为“避其锐气”不是消极避战，而是积极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并将其作为“战略退却”的理论支持。这就把此一战法提到了全新的高度。毛泽东把它作为一个完整的战法，放在战争全局和力争主动权这些战争的根本问题上来研究，赋予了新的内容。把执行这一战法同改变整个战争形势，转换敌强我弱的战局结合起来，这不能不说是对这一战法的创造性运用。

在解释或运用此一兵法时，在此之前的军事家大都注重强调一个“避”字。在《十一家注孙子》中，唐代李筌说：“量力不如，则坚壁不出。”宋时梅尧臣说：“势力不如，则引而避。”张预则解为：“兵力谋勇皆劣于敌，则当引而避之。”解来解去，还仅限在一个“避”字上，解决的是为什么要“避其锐气”，以及如何“避其锐气”的问题。这里的“避”，并不是消极的避开避让，还有着一定的积极内容，如“避”是“以伺其隙”，乘虚而击，以达“击其惰归”的目的。这一战法强调的，是“避其锐气”在前，“击其惰归”在后。只有“避其锐气”，才会有“击其惰归”。避其锐气，只是力争主动权的第一步。只有“击其惰归”，后发制人，才能争得主动。“避其锐气”后并不一定必然会出现“击其惰归”的情况。它们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然而后者并非是前者的必然结果。一般来说，“避其锐气”并不难做到，而要“击其惰归”就不那么容易。因此，毛泽东强调要充分发挥战争指挥员的主观能动性，造成和发现敌人的过失。通过我之努力，如采取声东击西、诱敌深入等具体手段，给敌人造成“惰归”的局面，为我实施这一战法创造条件。(https://www.daowen.com)

毛泽东将孙武子“避锐击惰”运用于红军反“围剿”战争，提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打圈子政策”。在根据地内，不停地与敌人“兜圈子”，叫敌人抓不住打不着。避免在不利条件下与敌决战，避其锐气，令其疲惫，然后伺机破敌。即如孙武子在另一处所说：“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谋攻篇》）将敌人拖来拖去，始终掌握战争主动权，“致人而不致于人”。在红军前三次反“围剿”中，毛泽东指挥红军用“盘旋式打圈子”的拖死狗疲劳战术，屡战屡胜。

以减杀敌军优势使其疲惫不堪为目的的“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而破，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毛泽东还以《水浒传》中的洪教头与林教头比武、春秋时期齐国鲁国长勺之战为例，告诉人们“战略退却”的一方往往会最终取得胜利的道理。随后，毛泽东又以人民军队成功运用战略退却方针取得胜利的斗争史为例，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和严重危害。相反，也有教训。1933年9月，蒋介石集中百万兵力，对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此时，毛泽东已经被错误地剥夺了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权。中共中央临时负责人博古和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极力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作战方针，不知道战略退却，与强大的敌人展开了正面阵地战，搞“御敌于国门之外”，“短促突击”，“两个拳头打击敌人”。红军将士苦战一年后，无力打退敌人的进攻，被迫转入长征。

战略退却是为了保存军力，准备反攻。那么，反攻应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毛泽东提出了六种反攻的条件。“使敌人疲劳沮丧”就是其中之一。如同第三次“围剿”时国民党军某旅参谋长所说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或者，“国军处处黑暗，红军处处明亮”之时，才能达到目的。这种时候，敌军虽强，也大大减弱了；兵力疲劳，士气沮丧，许多弱点都暴露出来。红军虽弱，却养精蓄锐，以逸待劳。此时双方对比，往往能达到某种程度的均衡，或者敌军的绝对优势改变到相对优势，我军的绝对劣势改变到相对劣势，甚至有敌军劣于我军、而我军反优于敌军的事情。在这种情势下再发动反攻，就是孙武子所谓的“击其惰归”。

毛泽东善于吸收并灵活运用传统兵家军事理论。孙子“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指挥原则，其本来的意义只是战场上“治气”（即把握敌军士气）的一种手段，毛泽东将其借用过来，发展成弱小之军面对强敌实行“战略退却”以达到“战略反攻”的战略原则，这就扩大了它的内涵。毛泽东在战争实践上很好地运用了它，在战争理论上很好地发展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