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战皆捷，只是避其锐气耳

毛泽东也运用孙子“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观点来解读战史，总结古人用兵经验。

《元史纪事本末》为明代陈邦瞻编写，每卷记叙一个专题事件的始末。其中卷五《占城安南用兵》，记叙元世祖忽必烈从至元十九年（1282）到至元三十一年（1294），共十二年派兵征讨东南沿海占城、安南两个小国的情况。

元朝统一中国之初，占城国王迫于元朝的强大威势，曾遣使上表称臣。至元十九年，元世祖忽必烈以占城既已归附，遂命大臣唆都负责在占城国建立一个行省，欲将占城纳入元朝的直接统治之下。但是，占城国王子补的并不甘心受制于元朝，反对在占城建立行省，并将元朝派往其国的使臣统统关押起来。对此，元世祖怒不可遏，命令唆都调集淮、浙、福建、湖广等处的军队共五千人，海船一百艘，战船二百五十艘，从海路大举进讨占城国。

至元二十年春，唆都惨败，退兵。至元二十一年，元世祖又命镇南王脱欢领军南下。至元二十二年，脱欢军取胜，攻入安南。但随即元军染上疾疫，无法抵达占城，不得不撤退。这时，安南国王陈日烜乘机派兵追袭，元军大败，唆都战死。

《元史纪事本末》卷五《占城安南用兵》载：

（至元）二十四年春正月，复诏脱欢督右丞程鹏飞、参知政事樊楫等进击安南。鹏飞与楫等分兵三道，水陆并进，凡十七战皆捷，遂深入其境。安南王日烜弃城走于海。

读史至此，毛泽东挥笔批道：

所谓十七战皆捷，只是避其锐气耳。（《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25页）(https://www.daowen.com)

脱欢在至元二十一年征讨安南，因疾疫退兵。至元二十四年春再次南征，分兵三路，水陆并进。安南王陈日烜为了避开元军的锐气，主动放弃陆上城池，率军转移至海上各岛屿中隐蔽，元军遂一路过关拔寨，轻松地攻入安南境内。至元二十五年春，脱欢派兵入海追击陈日烜，但却找不到他的踪影。不久，元军又多染上疾疫，战斗力顿减。于是陈日烜乘机率军反攻，元军死伤惨重，“无功而还”。

至元三十一年，元世祖驾崩，成宗铁穆耳即位，正式下诏“罢安南兵，释其使归国”。至此，元朝的“占城安南用兵”行动遂终以失利而宣告结束。

对于元朝脱欢第二次用兵安南取得的“十七战皆捷”，毛泽东不以为然。从语气上看，“所谓”一词，就否定了脱欢的“十七战皆捷”。实质上，元军并没有消灭安南王陈日烜的主力部队，安南兵避开元军强劲兵锋，躲到海岛上以逸待劳。元军的“皆捷”只是扑空，只是表面占领了安南，连安南主力的影子都没发现，安南也终未归附。

战局的发展证明，毛泽东在批注中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至元二十五年，陈日烜乘元军多数染上疾疫，战斗力顿减之机，率领安南军反攻，多次击败元军；后又在脱欢不得不引军撤退之时，迅速聚集起三十万人赶往东关一带守御，不断袭击元军，最终使元军死伤惨重，“无功而还”。

由此可见，在至元二十四年的所谓十七战中，安南军主力确实没有受到什么重创，而是为避元军锐气主动地撤离了；否则，陈日烜根本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又迅速聚集起三十万的兵力进行反攻，并取得最后的胜利。所以，毛泽东的批注不仅正确地揭示了元军“所谓十七战皆捷”的实质内容，同时也正确总结出安南以弱胜强、以小败大的战争指导原则，充分体现出一位大军统帅的史识、史鉴和敏锐的军事眼光。

占城、安南两个小国在抗击强大的元朝军队的过程中，都采取了先主动避开元军的锐气，后乘元军被迫撤退之机大举反攻的战略战术，这再次验证了孙子“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用兵原则的真理性，也为毛泽东用兵一贯强调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必须先主动退让，以避开敌人开始时的锐利气势，而等到敌人疲劳松懈之时再后发制人、出兵反击的作战方针找到了历史证据。

毛泽东读战史，运用孙子“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用兵思想，以其军事战略家的敏锐眼光，立即看出元军“无功而返”，占城、安南两小国以弱胜强的根本原因，从中总结出有益的历史经验，有利于后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