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篡改典型化原则的反动实质

文艺创作的典型化原则，是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对这个问题作过精辟的论述。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对典型化原则作了全面、具体的阐发。毛主席指出：“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 “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1]

可是，“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的需要，搞乱思想，搞乱理论，他们打着 “典型化”的旗号，歪曲和篡改马列主义的典型化原则，以假乱真，贩卖黑货。现在让我们看看 “四人帮”所叫嚷的 “典型化”究竟是些什么货色。

一、否定典型化对实际生活的依存关系，贩卖唯心主义

“四人帮”在文化部的那个亲信，1974年在文化组批林批孔大会上，任意篡改毛主席提出的典型化原则，否定典型化对实际生活的依存关系，胡说什么 “毛主席提出的六个 ‘更’，是文艺创作的典型化原则，也使我们认识到文艺作品不要写真人真事。……就是在报告文学中也不要多写活着的真人”。他在讲话中只提六个 “更”，是文艺创作的典型化原则，而把 “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放在最后轻描淡写地提做注意事项。这就把创作的源泉，也即典型化的依据—— “实际生活”、“日常现象”贬低到次要和从属的地位。这是在放肆地散布主观唯心主义，破坏文艺创作的客观规律。

什么是文学艺术的源泉呢？毛主席在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非常明确地指出：“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列宁也说过：“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真正伟大的艺术家，那么他就一定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2]革命导师的话揭示了这一客观规律：文艺是来源于生活，依存于生活的。人物形象和情节的典型化同样要源于生活、依存于生活。无产阶级英雄人物自然也要根据 “实际生活”来创造。当然，文艺作品也绝不是实际生活的简单的再现，人物、情节也绝不是真人真事的翻版，而是要高于生活，做到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更带普遍性。影片 《创业》中的周挺杉正是根据“实际生活”集中概括了石油工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干社会主义的创业精神而创造出来的铁人式的无产阶级英雄典型。正因为这样的典型是根据 “实际生活”创造的，所以是有血有肉、栩栩如生、亲切感人的。而在影片 《欢腾的小凉河》中，把一个三代贫农出身、三八年参加革命、对革命有过功劳、一不贪污、二不腐化、三不为非作歹的老干部，写成顽固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为 “四人帮”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简直是严重地歪曲生活，恶毒地丑化老干部，恣意违背典型化原则，令人非常气愤。

“四人帮”违背文艺源于生活的规律，甚至断然地说：“文艺作品不要写真人真事。就是在报告文学中也不要多写活着的真人。”他们还恶意攻击 《创业》存在着写活着的真人真事的问题，说什么影片中的人物和事件可以找到大量的生活原型，主要人物的一些警句基本上是原话。他们竟然把影片这一植根于实际生活的优点列为 “十大罪状”之一，真是岂有此理！我们知道，典型化的具体方法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如鲁迅先生所说的，他小说中的典型人物常常是若干模特儿拼凑起来的。“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3]这是综合、集中、概括了同类人物的本质特点而塑造出来的。另一种，鲁迅先生也说过：“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4]他小说的模特儿，虽然 “从来不用某一整个，但一肢一节，总不免和某一个相似”[5]。这是基本上采取某一个模特儿为创作原型而塑造出来的。所以说，文艺作品中的典型人物 “一肢一节”和 “某一个相似”，这也是正常现象。比如文艺作品中，以我国革命历史上或现实斗争中的英雄模范人物如刘胡兰、董存瑞、雷锋等同志为创作原型而塑造出来的英雄形象，由于英雄人物本身就是具有典型意义的，所以也是典型的。在影片 《创业》中以铁人王进喜和领导石油会战的老干部为生活原型，又集中概括了同类人物的本质特点而塑造出来的无产阶级英雄典型周挺杉和华程，是那样生动丰满、光彩照人，正说明了影片运用典型化原则的成功。这正是根据实际生活，综合运用了上述两种典型化的方法来塑造人物形象的，因而做到了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可是 “四人帮”却抡起 “写真人真事”的大棒，大加扼杀，真是无理取闹，荒谬透顶！

说也奇怪，“四人帮”一方面叫喊 “反对写真人真事”，而另一方面却要求在文艺作品中尽量反映他们自己及其死党、亲信的丑相。他们要求在影片 《盛大的节日》中作为狗头军师张春桥化身的人物，“一出场就要有光彩”，“一语定乾坤”。在影片 《反击》中用 “正确路线的代表”、“跟随毛主席过雪山草地的革命老干部”赵听来暗指白骨精江青，还让她戴上黑边眼镜，学着江青的动作、腔调，以示逼真。话剧 《典型报告》中的于强被打扮成当过工农兵的 “老造反”，连化装、脸型、发式都要力求酷似政治流氓王洪文。由此可见，“四人帮”“反对写真人真事”是别有用心的，说穿了就是不准写对革命作过贡献的、深受群众爱戴的革命先辈和英雄模范，要抹杀他们的革命功绩，抹掉他们的光辉形象；而对他们自己及其同伙，则要大写特写，“大树特树”，唯恐写得不逼真，不惟妙惟肖，唯恐他们的丑相不突出、不 “高大、完美”。他们如此大搞实用主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结果却把自己的狼子野心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总之，“四人帮”假借 “反对写真人真事”，肆意否定典型化对于实际生活的依存关系，贩卖主观唯心主义，就是妄图任意违背生活，歪曲生活，按照他们的反革命模式，随心所欲地编造人物和情节，以适应他们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

二、歪曲英雄人物同党和群众的血肉关系，鼓吹反动的 “天才”论

“四人帮”否定典型化对于实际生活的依存关系，片面强调脱离生活的 “加工制作”，任意歪曲英雄人物同党和群众的血肉关系，鼓吹反动的 “天才”论，为他们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四人帮”在文化部的那个亲信叫嚷说：“满腔热情、千方百计地塑造高大、完美的无产阶级典型。”还说什么塑造英雄人物要运用 “三突出”的原则，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四人帮”的 “高大、完美”论，其实是林彪 “顶峰”论、“天才”论和 “绝对权威”论的翻版，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反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认为：“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们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6]真理没有 “终极”，认识不会 “到顶”，人们必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并使之 “适合外界的规律性”。所以说，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 “先知先觉”的 “天才”和至高无上的 “绝对权威”，也不存在什么 “起点高”的 “高大、完美”的 “英雄典型”。真理只能在斗争实践中发展，权威只能在斗争实践中形成，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也只能在斗争实践中成长。影片 《创业》中的无产阶级先进典型周挺杉就是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经过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经过三大革命的锻炼和考验，由一个拉骆驼的苦孩子而成长起来的。又如影片 《车轮滚滚》中支前民工的优秀代表耿东山，他高度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也是在三大革命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并不断提高的。“四人帮”那种 “起点高”的 “高大、完美”论，完全是唯心论的先验论，是反动的 “天才”论。“四人帮”散布这种谬论，只能证明他们自己的无知和荒谬。

“四人帮”的 “三突出”原则，也是一种压倒党组织和贬低群众来抬高 “英雄”的 “水落石出”的卑劣手段。它破坏了“英雄人物”同党和群众的血肉关系，鼓吹英雄史观。在 “四人帮”笔下，为了突出 “英雄”，党的组织被打成由 “英雄”“炸开”、“砸烂”的 “顽固堡垒”，党的书记被诬蔑为让 “英雄”“对着干”的 “民主派”、“走资派”、“还乡团”。而 “英雄”则被 “突出”成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反潮流勇士”、“斗走资派的老造反”、“新生力量的代表”。在“四人帮”笔下，为了突出 “英雄”，群众都统统成了无知的“群氓”、“跟班”、“应声虫”，统统成为他的 “陪衬”和铺垫。而 “英雄”则被 “突出”成了一呼百应、不可一世、叱咤风云的“超人”、“天才”和 “救世主”。这样的 “英雄”到底是哪家的英雄呢？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同党和群众是有着密不可分的血肉关系的。他们是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具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坚决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服从党的一元化领导。他们又是广大群众的优秀代表，能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放手发动群众，虚心做群众的小学生。可是经过 “四人帮”“三突出”的 “英雄人物”却是高居于党组织和群众之上的“天才”和 “绝对权威”。尽管他们披着美丽的画皮，唱着动听的高调，终究还是遮掩不住他们丑恶狰狞的鬼脸。“四人帮”笔下的 “英雄”，根本不是 “无产阶级的英雄”而是 “四人帮”自己及其死党亲信之类的资产阶级阴谋家和野心家，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所谓 “三突出”就是 “突出”他们自己，“突出”他们帮派的政治代表，以便为他们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

试看反动影片 《反击》、《盛大的节日》、《欢腾的小凉河》及反动话剧 《典型报告》中的 “英雄”，哪一个不是杀气腾腾、穷凶极恶，把党组织和群众踩在脚下的反革命阴谋家和野心家？就说影片 《反击》中的 “一号人物”江涛吧。他拉山头，搞宗派，煽阴风，点鬼火，以所在单位为据点，处处与省委和基层党组织唱对台戏，破坏党的一元化领导。他层层揪 “走资派”，处处抓 “还乡团”，对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党的高级干部恶毒谩骂，无情打击，必欲打倒而后快。最后赤裸裸地跳将出来篡党夺权，主持省委工作，实行法西斯专政，对群众进行血腥镇压。这种疯狂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方针、政策的人哪里是什么 “无产阶级英雄典型”，完全是地地道道的 “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死硬派和忠实走狗。

“四人帮”手段的卑鄙正好证明了目的的卑鄙。“四人帮”在文化部的那个亲信直言不讳地说：“哪个阶级的英雄人物占领文艺舞台，标志着哪个阶级在政治生活和文艺领域中占统治地位。”一语泄露了天机，原来他们叫嚷要用 “三突出”原则 “千方百计地塑造高大、完美的无产阶级典型”，其目的就是突出他们自己，让他们自己及其帮派的政治代表去占领舞台，占领文艺阵地，利用艺术形象，把自己打扮成 “盖世英雄”、“绝对权威”、“天才领袖”，好让人们顶礼膜拜，山呼 “万岁”，然后 “从小舞台搬上大舞台”，以便达到他们篡党夺权，“在政治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反革命目的。

三、破坏艺术形象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关系，形而上学猖獗

“四人帮”篡改典型化原则，违背文艺源于生活的规律，大搞形而上学和文化专制主义，利令智昏地要把文艺创作统统纳入他们篡党夺权的轨道。他们制造一些什么 “原则”、“模式”，像紧箍咒一样强加于人，破坏文艺创作，破坏艺术形象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关系，造成雷同化倾向。在他们控制舆论大权时，他们像阿Q讳 “光”、讳 “亮”一样，不准提反对雷同化倾向，后来为了捞取政治资本，又一反常态，贼喊捉贼地 “反对雷同化倾向”，还宣扬他们的 “原则”是批判雷同化倾向的有力武器。其实，“四人帮”大搞文化专制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那些框框套套，正是造成雷同化倾向的根源。

恩格斯号召作家：“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7]要塑造无产阶级的典型人物，必须做到共性和个性的辩证统一，而且必须对人物形象作精心的个性刻画，以表现好共性。列宁说过：“对立面 （个别跟一般相对立）是同一的；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系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 （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 （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8]这就是说共性 （即阶级性）制约和决定着人物的个性，个性是共性依存并得到体现的形式，二者是辩证的统一。恩格斯还指出：“一个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在他做什么，而且表现在他怎样做。”[9]不同阶级的人有不同的阶级性，就是同一阶级的人，也由于各自所处的具体环境、生活经历等条件的不同而有不同的个性。由于个性的不同，即使去做同一件事，也会有不尽相同的做法。所以说，人物的阶级性，就可以从他 “做什么”中揭示出来，而人物的个性则不仅表现在他 “做什么”，而且表现在他 “怎样做”。只有细致地描绘出人物 “怎样做”的具体过程，揭示出人物的行为、语言和内心活动的独特方式，才能完成精彩的个性刻画，也才能如恩格斯所说的，“把各个人物用更加对立的方式彼此区别得更加鲜明些”[10]。

比如鲁迅先生的著名小说 《阿Q正传》、《祝福》和 《故乡》中所塑造的阿Q、祥林嫂和闰土这三个典型人物就是体现了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的。他们同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深受封建剥削压迫和封建思想毒害的贫苦农民典型。但他们的农民阶级的共性，又是通过各自鲜明的个性而独特地表现出来的。阿Q比较落后、保守，受孔孟之道和传统观念的毒害很深，而且 “沾染了游手之徒的狡猾”[11]习气。他落后意识最突出的特征就是“精神胜利法”，他以此来为自己的苦难和屈辱寻求自我安慰。后来他带着自发的复仇观念和 “我要什么就是什么”的幼稚欲望，想去 “革命”、“造反”，但终被反动势力镇压，成了 “革命”的牺牲品。祥林嫂刻苦勤劳、淳朴善良。她对于封建阶级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条绳索的束缚，虽竭力反抗，想挣扎着活下去，但终于跳不出火坑，被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迫害致死。闰土原是一个热情勇敢、生龙活虎的少年，在二三十年之中受尽 “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的折磨而变得麻木不仁，“象一个木偶人”了。这种共性和个性统一起来的写法，使这些典型人物一个个有血有肉、活灵活现，起到了无情地揭露和批判吃人的旧社会，唤起广大农民群众起来革命的战斗作用。(https://www.daowen.com)

可是反动影片 《反击》、《盛大的节日》、《欢腾的小凉河》和反党话剧 《典型报告》等却都是一个模子脱出来的。其中的“一号人物”都是一个德性、一样腔调、一副嘴脸。他们都一样地被打扮为 “‘文化大革命’的化身”、“斗走资派的老造反”、“唯我独革的 ‘左’派”、“新生力量的代表”。他们都一样地开口 “对着干”，闭口 “顶得住”，用一套套的 “帮话”进行枯燥的化装演讲。他们都一样地 “层层揪走资派”，忘乎所以，到处插手，把形势搞乱，以便在乱中夺权。这样的作品 “干部一腔”，这样的人物 “千人一面”，完全是适应 “四人帮”篡党夺权需要而捏造出来的概念化的人物，是 “四人帮”反动说教的传声筒。这样的人物从政治上看是反动腐朽的，从艺术上看是苍白无力的。

恩格斯在 《致敏·考茨基》中评论阿尔诺德这个人物时说：“这个人确实太完美无缺了……爱莎即使已经被理想化了，但还保有一定的个性描写，而在阿尔诺德身上，个性就更多地融消到原则里去了。”[12]“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政治需要，鼓吹什么 “三突出”、“多侧面”之类的 “原则”和 “模式”；只准用这些 “原则”和 “模式”去进行创作，结果就严重地破坏了无产阶级的文艺创作，使文艺作品中人物的个性完全 “消融”到他们那些荒谬的 “原则”和 “模式”里去了。这是造成雷同化的根本原因。他们如此大搞文化专制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四人帮”在文化部的那个亲信直言不讳地说：“要使文化部成为思想意识形态的公安部。”问题再明白不过了，他们大搞文化专制主义和形而上学，就是要扼杀无产阶级文艺，让资产阶级文艺占领文艺领域，以便他们篡党夺权，对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实行法西斯专政。

由此可见，“四人帮”及其亲信篡改马列主义的典型化原则的反动实质就是贩卖唯心论和形而上学，鼓吹 “天才”论和英雄史观，大搞文化专制主义，以达到他们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主席关于典型化原则的指示，是完全符合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是文艺创作中塑造无产阶级典型人物的准则，是批判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批判 “天才”论和唯心史观，批判文化专制主义的有力武器。我们必须运用这个锐利无比的武器，去彻底揭露和批判 “四人帮”篡改马列主义典型化原则的罪行，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并为塑造更多更好的工农兵英雄典型而努力奋斗。

收录于云南大学 《哲学社会科学论文集》（第1集）

[1]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见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8页。

[2] 《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镜子》，见 《列宁全集》第15卷，第176页。

[3]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见 《鲁迅全集》第10卷，第200页。

[4]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见 《鲁迅全集》第10卷，第200页。

[5] 《致徐懋庸》，见 《鲁迅全集》第10卷，第200页。

[6] 《实践论》，见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2页。

[7] 《致玛·哈克奈斯》，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62页。

[8] 《谈谈辩证法问题》，见 《列宁选集》第2卷，第713页。

[9] 《致斐·拉萨尔》，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44页。

[10] 《致斐·拉萨尔》，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44页。

[11] 《寄 〈戏〉周刊编者的信》，见 《鲁迅全集》第6卷，第117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3～4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