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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1、2、3、4、5

我以一个老学兄的身份，与大家谈心。说说我的12345。

一门心思：从事国际经济贸易教育事业

1955年我从北京汇文中学毕业，经过政审考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前身——北京对外贸易学院。所学的专业先是对外经济贸易，到三年级转为对外贸易运输。1960年本科毕业，根据我在本科学习的表现，学校动员我留下攻读硕士研究生。这是学院首次招收研究生。原来，我校是1951年在北京、上海一些院校分离出来的有关对外贸易专业合并的基础上成立的，从人民大学带过来一些研究生。他们毕业后，因为“反右派”运动，停止了研究生的培养工作，不再招收研究生。1960年我国国民经济确定“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后，又开始研究生的培养工作。我和其他9位同时毕业的本科生被留下，攻读研究生。所学专业是国际贸易，专业方向是“资产阶级国际贸易理论批判”，导师是解放初期曾担任南开大学代理校长的袁贤能教授。他对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以前的经济学很有研究，是我国第二代留美学生。我于1964年4月第一个从研究生毕业，撰写的毕业论文是“凯恩斯主义国际贸易理论批判”。

研究生毕业后，学校要我留校当老师。我愉快地服从了组织分配，被留在对外贸易系国际贸易教研室从事国际贸易教学。教研室主任是我国长期从事国际贸易研究的姚曾荫教授。留校不久，我与许多老教授一起共同为我国参加亚非会议代表团准备会议材料。1965年5月到1966年7月我与学校部分教师一起到山西省文水县（刘胡兰家乡）孝义镇参加“四清”运动。1966年7月回校，此前5月份，学校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从山西“四清”回校后，学校开始停课，但学校让我给越南留学生上国际贸易课。不久，中越两国关系恶化，越南留学生回国。此后，“文化大革命”中，我的导师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接受批判。我因为在研究生学习期间刻苦读书，走了“白专道路”，不断进行自我批判。1968年冬天我被分配到学校的锅炉房，烧供应全院取暖的锅炉，当了一个时期的锅炉工。在烧锅炉期间，我还与其他同当锅炉工的老师一起到北京西郊木成涧煤矿下了一天矿井，在巷道内与挖煤工人一起劳动。

1969年深秋，学校奉命在一周内紧急迁往河南固始县。我们在一所中学落户，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其余时间种地，接受河南工农兵的再教育。1970年4月，我被派到固始县“七里营”公社，到农村大队整党。整党期间，我得了严重的疟疾，身体受到严重的损伤。7月整党结束，回到中学的驻地。不久学校被外贸部军代表宣布就地解散，不再招收学生，老师自找出路。老师的出路有三：一是可以回家，二是可以投靠朋友，三是如不愿回家和靠友，就编入外贸部在信阳地区息县的“五七干校”。我不愿回家，更无友可靠，9月我与其他同样情况的教师们来到息县外贸部的“五七干校”，边搞运动，边种地和盖房。

在干校，我分配去开我们连队的手扶拖拉机，负责犁耕菜地和为食堂拉东西。手扶拖拉机不好驾驶，出过几次险情。一次为躲避河南老乡和抢救拖拉机，我负了一身轻伤，左手大拇指被拖拉机离合器划开了一个大口子，流了许多血，半年都不能弯曲，还落下天气变化前就酸疼的毛病，成了我的天气“预报员”。

但我相信，外贸教育不会就这样中断下去。于是我就抓紧时间，多记与外贸有关的英语词汇。我每天很早起床，把拖拉机开到干校附近农村的池塘边，清洗拖拉机，然后我就坐在驾驶座位上，迎着朝阳，背记英语单词。

1971年“913”事件后，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外贸学院接到复校的通知。我们告别了外贸部“五七干校”，回到阔别两年多的北京，来到现在的学校校园。

现在的校舍不是原来北京对外贸易学院的校舍。最早的校舍是在旧鼓楼大街的前马厂。当时的教学条件非常简陋。我们二三十人住在一个宿舍，吃饭、开会都在大饭厅里进行。学校没有大操场，我们体育课长跑是围着后海转。1960年学院迁往西郊车道沟的新校舍。那里盖了学生宿舍楼和教学楼，有了大操场，校园外西边是京密运河，游泳非常方便，那里成为我学会游泳的摇篮。学院外迁河南后，校舍被中央军乐团借用。复校后，让军乐团腾地方，他们说，他们的驻地让京剧样板团占了，因此中央军乐团回不去，自然他们也不能给学校腾地方。正好前两年北京电影制片厂迁往北太平庄新址，老的厂址一直闲置未用。外贸部接到国务院命令，让在这个地方复校。1972年我们刚来时，这里除去拍摄电影的建筑物外，满院是各种树木、杂草。校园外是菜地和庄稼地，空荡荡的，很荒凉。没有马路和公共汽车通往学校，我们上班只得骑自行车。校园周围没有院墙，用铁丝网拦着。院子里有亚洲最大的室内摄影棚，（拆掉后成为现在诚信楼前的大绿地），东南角是八层楼高的三面都是玻璃窗的“玻璃楼”，是供演员排电影中间休息和晒太阳的地方。没有像样子的教室，只得把原来的办公室、洗印室等稍微改装一下当作教室。

1972年到1975年，学校是复了，但“文化大革命”未结束，政治运动不断，只开了英语课，外贸课程未开。此段时间，我奉命到北京南郊大兴县旧宫鹿圈公社宣讲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社员一起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写文章以社员的名义发表；参加了广州商品交易会；借调到外贸部为邓小平出席第六届联合国大会准备会议文件；又到河北省秦皇岛市培训河北省对外经济贸易干部。

1976年是中国不平凡的一年，也是我值得记忆的一年。1月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4月在天安门发生了“4.5事件”，7月朱德委员长逝世，7月回老家迁安县为父亲办理丧事后几天，就亲历了唐山大地震，9月毛主席逝世，10月欢庆打倒“四人帮”。

1977年后，我才真正开始了教学生涯。

1978年后，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我国推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政策，作为中国唯一的为外贸部培养人才的我校，开始了新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1982年到1983年，我获得到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以访问学者身份进修的机会，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进修期间，被我校破格提升为副教授。回校后，我相继担任国际贸易教研室副主任、主任，国际贸易系副主任，主任。1985年后，我校改名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在国内外影响加大，许多开设国际贸易系的院校到国际贸易系取经，成为这些院校设置国际贸易专业的样板。我也成为一些要设置国际贸易专业院校的要获取的“猎物”，被挖的对象。他们许以更高的职务，更优厚的工资和待遇，邀我就任。因我对培育我的母校有深厚的感情，再加以北京教学研究条件的优越，他们的盛情被我婉言谢绝。1988年我被学校提升为正教授，1993年被国务院学位办批准为博士生导师。1995年后，我不再担任行政工作，专心从事国际贸易和WTO的教学与研究。现在，我在培带博士生和硕士研究生的同时，还坚持为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上课。此外，还承担一些重大的研究任务，还有不少的社会活动和兼职。

如从1964年研究生毕业留校算起，我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从事国际贸易教学与研究已经40多年了。40多年中，我从年轻教师到中年教师到老年教师，由黑发族进入银发族，从一名从事国际经济贸易教育事业的新兵变成老兵。

两个结合：教学与研究结合，教书和育人结合

在四十多年的教学生涯中，我力求做到：教学与研究相结合，教书与育人相结合。

（一）教学与研究相结合。我为本科相继开设的课程有《国际贸易》，《经贸研究与论文写作》，《世界贸易组织概论》，《世界贸易组织专题》；为硕士研究生开设的课程是《国际贸易学》，为博士生开设的课程是《贸易与投资专题》。与其相关的研究一是教学法的研究，二是围绕各门课程本身和国际经济贸易热点问题的研究。

首先，我重视对教学内容和教学体系的研究。1985年后，我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与逻辑统一的研究方法，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从理论与实际结合的角度上确立了《国际贸易》的课程体系，并以此体系为基础编著国内具有重大影响的并为大多数高校接受的《国际贸易》教材。在此基础上，1989年我担任国家教委高等学校财经类专业核心课程教材《国际贸易》的主编，1992年担任教育部高等成人教育《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的主编。依据科学研究和论文写作的内在联系，1989年编著出版了《经贸研究与论文写作》教材。2003年在多年研究GATT/WTO的基础上，编著出版了《世界贸易组织（WTO）教程》，成为国内开设此课的高等院校的教材。根据多年的探索，开始为硕士研究生编著《国际贸易学》，为博士研究生编著《国际经贸理论通鉴》。

其次，我注重教学法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从美国进修回校后，根据在美国加州大学进修时课堂研讨的收获，在为本科讲授《国际贸易》课程时，创建了大班《国际贸易课程研讨法》，通过严密的课堂教学组织，在以小组为研讨单元的基础上，研讨国际贸易课程中的某些问题，大大提高了教学质量，获得学校在教学方面的第一个奖励。1995年后，在吸收美国加州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研修时听课的基础上，在硕士研究生《国际贸易学》课程中创建了《思辩式教学法》，把课堂辩论、专题深入研讨、论文写作和研究方法有机结合起来。2002年后在上述教学法基础上，摸索《国际贸易学统计研习法》，其特点是以小组为单位，从统计资料分析入手，归纳特点，探讨原因，教师引导和点评，逐步深入，从点到面，从局部到整体，从现象到本质，把研讨内容与研究方法结合起来，把定量分析与定性研究有机结合起来。这两种教学方法使硕士研究生的《国际贸易学》课程教学质量大大提高，获得学校优秀导师奖励。在博士生教学中，因教学时数有限，2005年前基本是重大理论问题研讨法。2005年后改为读原著法，即从有代表性的国际贸易学派选出代表著作，采取“全部阅读＋书写心得＋心得交流＋教师评阅与点评＋深入研讨”教学法。使学生拓宽了理论知识面，发现了方法论上的差距和理论基础的不足，培养起读原著的兴趣和刻苦的钻研精神，开阔了视野，加强了方法论上的修炼，使浮躁气下降，为理论创新创造了条件。

再次，加强对国际贸易有关问题的研究，不断充实和革新教学内容，拓宽教学领域。第一，就国际贸易理论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1983年，我编著出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国际贸易学说介评》，按历史顺序介绍评介了西方经济学家有关对外贸易理论和学说。在国际贸易教材中，首次把凯恩斯主义的对外贸易乘数理论与20世纪30年代的超贸易保护主义有机结合起来。第二，在对国际贸易政策和措施研究的基础上，1989年编著出版《国际贸易政策与措施概论》，对国际贸易政策的演变，对外贸易管理，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普惠制，鼓励出口和出口管制，经济特区，地区经济一体化，贸易条约与协定，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保证了国际贸易教材政策与措施内容的更新。第三，随着我国“复关”和“入世”了解和研究需要，1992年编著出版《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概说》，1997年完成并出版教育部重大课题《世界贸易组织与中国大经贸发展》，2003年完成并出版全国社科重点研究中心的课题《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与中国》。这些研究为开设《世界贸易组织概论》课程并编著《世界贸易组织（WTO）教程》奠定了基础。第四，为了加强对以世界贸易组织为基础的世界市场竞争的研究，2005年完成并出版教育部《国际贸易竞争学》的课题。第五，为充实和加强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国际贸易理论方面的教学，主动申请和承担学校“211工程”中《国际经贸理论通鉴》的约一千万字的课题，对古今中外的国际经济贸易理论进行系统和全面的评述。在此基础上，为研究生编著《国际贸易学》，弥补研究生国际贸易教学中适用教材的空白。

（二）教书和育人结合。为此，我非常重视师德的修炼。经过多年执教，我把认知和追求的师德概括为：敬业育人，严谨创新，护校爱国。

我认为敬业育人就是出色地高质量地完成教学和研究任务，把学生培育成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用之才；严谨创新就是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中，求真务实，不急功近利，务实求真，作到厚积薄发，有所创造；护校爱国就是积极参与学校内布置的各种会议和活动，主动关心维护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在教学、国内外社会和学术活动中，维护党和国家的荣誉，为政府、企业出谋划策。

学生是我服务的对象，也是祖国的未来，他们既是我的学生，也是我学习的对象。为此，我坚持教学相长和互动，做到管而不死，严而不厉，爱在其中。第一，在教学开始的第一次课，与同学交心，介绍学校的发展史和自己的学习历程，到国外进修的体会；再介绍本课程的产生、发展、现状和发展方向。目的是希望同学珍惜学习机会。第二，平等相待。这种平等相待表现在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和老师对待同学的关系上。首先在教学整个活动中，在学生参与科学研究活动中，我做到平等相待。其次，在我对待同学的关系上，不管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不管是校内生，还是校外生，都一视同仁，不厚此薄彼，都耐心答疑、解惑和辅导。第三，对同学和自己都严格要求。对待同学，我一向比较严格。首先，在第一堂课，我都把整个教学安排与要求向同学交代清楚，征求同学的意见，达成共识并坚持做到，使教学秩序良好地进行。其次，给本科生和研究生留的作业，布置的研讨发言提纲和演练课题，我都认真批改，加上评语，再发给同学。我亲自培带的硕士研究生开始都要交本人学习成长计划，每学期结束后写出学习心得和体会。再次，把好写作毕业论文关。对硕士和博士学位毕业论文从论文提纲到定稿从不马虎，从初稿到定稿一般要反复推敲修改三到四次。第四，引导启发。在本科生、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教学中，在“授渔”上下工夫，引导启发同学想问题，发现问题。每次研讨后，我都认真阅读同学的发言提纲，进行总结。在总结中，对发现的问题再进行现场讨论，我是边归纳边引导，达成共识的结论，然后发表我对研讨问题的看法。第五，教给同学学习的方法。如上课不久，我都要查看一些同学的笔记，然后告诉同学如何记笔记；教给同学一些学习方法，如点滴留记法，提示同学在下课之前，随老师的小结，默记上课的主要内容；上课来的路上，思考上次课老师讲的内容和留下的思考题；别的同学在课堂上回答问题时，自己也在心中回答，再听最后老师的点评与纠正，这样做到日积月累地获取知识。第六，因材施教。通过课堂整体教学活动发现人才，再给他们加一些任务或吸收他们加入我的研究课题。有的同学自愿写出文章，请我阅看，我都认真阅读，提出意见，帮助修改，比较优秀的文章推荐到校内外刊物上发表。第七，相互学习。对研讨会上同学的发言，我都认真听取、记录，进行思考；我在研究中发现的一些问题，也会与同学交换意见，听取他们的看法。第八，以身作则。凡是我要求同学做到的，我都先行做到，模范遵守学校教学纪律，从未迟到、早退、无故调课和停课。第九，规劝诱导。发现同学的问题后，我从不训斥，而是讲述自己的经历，讲明利害关系，进行耐心说服。第十，关注同学的素质教育。我虽然是教专业课的，但非常关注同学的素质和品德方面的教育，在课程中有意识地把相关的内容有机地结合进来。如为本科生上《经贸研究与论文写作》课时，要同学把学过的国际经济贸易术语对立统一起来，找出解决的方法，使哲学与经济贸易研究结合起来；结合问卷研究方法，要同学自愿回答“幸福是什么？如何获得幸福？”然后由同学整理问卷，在课堂上演练给大家，启发同学思考；再向同学谈我的幸福观。第十一，多培带硕士和博士生。在为本科生坚持授课的同时，还尽量多培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为学院举办的各种研究生班授课，为国家多培养干部。第十二，尽力资助同学。2003年，我被授予北京市高校教学名师称号，并获得奖金2万元。自认为此殊荣的获得得益于学校、同学对我教学和实践的支持，我应当回报他们，在家人支持下，把所获奖金全部捐献给同学，设立奖学金，奖励那些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同学。第十三，关心全校同学的第二课堂，为同学开好各种讲座和“惠园名师讲堂”。就世界经济贸易中的热点问题与同学交流，2005年下学期，参加了校学生会组织的“惠园名师讲堂”的第一讲，接着又参加了校学生会组织的“直销法立法解读”的论坛。(https://www.daowen.com)

读好三种书：死书、活书、天书

为了做到两个结合，我努力读好三种书，它们是死书、活书和天书。

（一）熟读死书。死书是指已经出版的书。它们由三个部分构成，第一，是我从事专业方面的书，包括国际经济贸易理论、政策和实务。对这些书，我尽量广泛收集和阅读。20世纪80年代以前因为意识形态关系，国际经济贸易方面的书不公开出版，或出版后划入内部流动范围。若涉及我的研究范围，我都想办法找来阅读。如我在研究生写作毕业论文《凯恩斯主义国际贸易理论批判》时，通过我的导师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借阅英文版《凯恩斯传》；在美国加州大学进修时，我系统地阅读了有关国际贸易理论方面的各种书籍。在广泛阅读的同时，对一些有价值的书进行精读，读懂和读通。如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建立后，对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果的各种文件，我进行了精读，对三大协定和众多协议的内在联系、特点有了比较系统和深入的理解。第二，与专业相关的文史哲方面的书籍，我都抓紧时间阅读。第三，各种与专业有关的国内外报刊杂志和与世界经济政治相关的报刊杂志我都认真阅读。

（二）抓住活书。活书是指正在发生的国际经济贸易事件和活动。我通过以下办法抓住活书。第一，总结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感受。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参加了不少国际学术会议，会后总要总结，提高认识，加深理解。1997年在香港参加“中国投资策略研讨会”后，写出“香港工商界关心中国‘入世’”。1999年4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参加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美国、日本和世界的影响”国际学术研讨会后，写出“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深层次问题的研讨”。2005年12月在香港参加完WTO第六次部长级会议后，写出“参加香港WTO会议的感受与启迪”等。第二，密切关注我国改革开放后发生的各种变化，并以散文式的游记写出我的感受。2001年5月出版了《教学游炼记》，2004年4月出版了《教学求索记》。这两本书中收录了就我亲身的感受所写的近70篇散文，其中包括校园变化的祝福，中国农村变化的思考，祖国大好河山的感怀，历史文物变故的启迪，对领袖人物的缅怀，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感受，边境从战乱到安宁的欣喜，民族团结的珍贵，改革开放的成就等。第三，密切关注正在发生的国内外大事，抓紧时间了解和掌握。每当党和国家举行重大的会议后，对其发表的文件，我都从校宣传部找来，主动学习。第四，对国际经济贸易热点问题，加以及时的研究。

（三）掌握天书。天书是指通过电视和上网了解国内外发生的国际经济贸易活动。我的办法是：第一，坚持每天收看电视新闻。其中包括：中央一台、二台、四台、九台和凤凰卫视。第二，上网查阅资料。为此，学会使用计算机和上网。1995年前，因为我未掌握现代汉语拼音，使用电脑受到限制；加上“技术恐惧症”，电脑使用受到很大限制，影响获取资料，不利于及时了解国内外正在发生的国际经济贸易的事件和问题，对教学和科研带来影响。因此，我下决心突破现代汉语拼音的难关。1997年暑假，我闷在书房里10天，记忆拼写现代汉语拼音；再请上小学一年级的孙子辅导和纠正，终于掌握了现代汉语拼音。因我有英文打字的基础，进步很快，不仅摆脱了手写文稿，而且学会上网，查阅资料，进行交流。

四个坚持：与时俱进，勤奋严谨，务实创新，反思求索

（一）与时俱进。时代在前进，国际经济贸易在发展，国际经济贸易内容在深化，国际经济贸易人才知识结构在更新，国际经济贸易领域所需人才在急速扩大。作为从事国际经济贸易教育事业的教师自当跟上形势，在教学和研究方面不断提高和创新，坚持与时俱进。为此，我作了以下努力：第一，在教学层次上，从局部走向整体。1993年前，我只给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上课。1993年被批准为博士生导师后，把教学对象又扩大到博士生，坚持三个层次的整体教学。通过整体教学，逐步探索人才发展的内在规律，明确人才培养层次的内涵，确定教学目标。我经过对整体教学的探索，把三个人才的教学目标整体定位于经营、管理和谋划；三个层次人才教学方法确定为：本科生以三基为主，重在讲授，适当研讨；硕士研究生教学法重在研讨和引导；博士研究生的教学方法重在读原著，掌握方法论。第二，在教学内容上，不断更新；随着时代的发展，在老课的基础上创建一些新课。1984年创建《经贸研究与论文写作》课程；2001年根据中国加入WTO后培养人才的需要，创建《世界贸易组织概论》和《世界贸易组织专题》课程。第三，在教学方法上不断改进。1985年在本科《国际贸易》教学中，创建大班研讨教学法。1995年后，在研究生《国际贸易学》教学中，创建《思辩式教学法》，2005年在博士生《贸易与投资专题》课中，创建《思辩式读原著教学法》。第四，在主编的教材中从两方面做到与时俱进。首先，从体例、结构到内容不断更新内容。在体例上，确立了国家、集团、贸易体制；在内容上，确立了货物、服务到知识产权。在具体内容上，不断更新，如在主编的《国际贸易》教材中，贸易利益从国家扩及到企业，再到国民；把马克思的国际分工理论从“真理”地位改变为“生产方式国际分工说”；把关贸总协定内容改变为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延伸到世界贸易体制等。其次，创建新教材。其中包括《经贸研究与论文写作》、《世界贸易组织教程》等。第五，国际贸易研究领域从货物延伸到服务和知识产权；贸易措施从关税到非关税到服务贸易壁垒；从国家贸易延伸到经济贸易集团；国际贸易理论从马克思主义到西方到发展经济学；国际贸易政策从自由贸易到保护贸易到提出协调性的贸易政策。第六，在研究方法上，在继承原有研究方法基础上，根据本身探索，提出求实研究法、先内后外法，坚持定性与定量结合的研究方法；在思维方式上提出鱼骨式思维法和顺向思维与逆向思维结合法。第七，进行创建性的学术研究。从2004年开始主编《国际经贸理论通鉴》。根据历史与统一的原则，把古今中外的国际经济贸易理论进行系统的整理和介绍，以此填补国内外此项研究的空白。第八，由个人的教学与学术研究活动扩大到团队和组织性的大型学术活动。根据中国“复关”的需要，1991年经过外贸部的批准，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领导的支持下，创建“关贸总协定研究会”，2001年改名为“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1992年，根据国际贸易学科大发展的需要，经过外贸部和教育部的批准，创建全国性的国际贸易学科协作组。以此为平台，加强全国各大学国际贸易专业的沟通与协作，促进国际贸易学科的发展。

（二）勤奋严谨。我的勤奋根源于我的智商比较低和求学的渴望。我出生于河北省东部贫苦的家庭，自小在农村长大。出生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我的家乡成为游击区，日本投降后，又成为国民党和共产党争夺的地区，因为不断逃难，小学始终没有好好上。1947年家乡获得解放，1948年土地改革，自小失学成为店员的父亲一心要供我念中学，但我县当时没有中学。1949年他就亲自带着我和另外两位老乡同学到北平考中学。因为我学习基础太差，只考上了私立的北京汇文中学。这是个教会学校，学费特别贵。家里东拼西揍才给我交了第一学期的学费，但饭费就难以保证。1949年9月入学后，第一个月家里寄来了饭费，第二个月时就迟迟收不到，我陷入了挨饿的困境。正在为吃饭发愁时，学校发布公告，说建国后的人民政府关注贫困家庭的学生，如家里因贫穷吃饭有困难，可由当地政府开出证明，政府就可以给予助学金。我喜出望外，赶紧告诉家里，家乡政府很快开来证明，申请到甲等助学金，吃饭有了着落，摆脱了挨饿的困境。但接着又面临辍学的厄运，家里告我实在交不起第二学期的学费。父亲给学校写了一份恳求信，我拿着它找到学校，恳求帮助，继续让我念书。汇文中学校校长高风山看信后，很同情我，为我找了个继续求学的办法。以后每个学期如果我的各门功课都在90分以上，可以免除2/3的学费，其余1/3的学费通过课余时间到读书馆帮助借书等劳动来抵补。第一学期，因为底子太差，我尽了最大努力，数学才刚刚及格。第二学期在免除2/3学费的压力下，我就死命念书，因为底子差，智商低，吃了不少苦，但终于赶上别的同学，而且每门课程都达到90分以上。经过自己的苦读和打工，免交了学费；再靠着助学金，我终于读完了中学。1955年我被保送到北京外贸学院，又靠着助学金，读完了大学。在大学期间，因为各种政治运动不断，未能踏踏实实地读书。1960年被学校留下攻读研究生后，觉得机会难得，就认真读书，我读的专业又是“资产阶级国际贸易理论批判”，许多知识都是新的，为了不辜负学校的栽培，我还是苦读。1961年结婚以后，也就星期六晚回家，星期天晚上赶回学校念书。研究生毕业不久，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到干校劳动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直到1972年复校，才开始名副其实地走上了讲堂，从事对外经济贸易教育事业。复校后，我就抓紧时间补课，把荒废的时间补回来，多看书，多积累资料，把借阅的英文书用打字机全文打下来。

严谨一是来自老师对我的教导，二是我的追求和体会。在研究生学习时，我的导师袁贤能教授以他在美国写作毕业论文，因为一个打字错误，而延迟答辩和毕业的事例告诉我们做事要严谨，不能马虎。姚曾荫教授给我们上课后都布置作业，一发现有的作业不认真，就发回重作。此后在与他接触和共同进行研究中，他的文章中的观点都有出处和来源，给我以很深的影响。在“文化大革命”中，学校要我写文章批判原副院长马乃庶撰写的《论社会主义国际分工（提纲）》。为此，我查阅了经典作家有关国际分工的论述，发觉马的观点符合他们的论述，以此为基点，我又深入地学习和探讨国际分工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这种背景下，我养成严谨的学风，而且树立起“先内后外”的研究方法，即先把研究的对象的内在联系和观点等都搞清楚，再跳出来，把与研究课题相关的问题研究清楚。

（三）务实创新。我认为创新很难，但不创新又不能进步。我认为创新的基础是务实，一是掌握了解原来的实际，温故而知新；二是通过实践对原来的各种理论加以检验和提高。我认识到缺乏务实的创新是虚的，而务实的基础来源于实践。在我的教学与研究中，始终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和做法。第一，坚持在教学第一线，通过切身实践，探索当代高校人才培养的科学之路，求得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得到最佳教学效果的教学方法。第二，坚持亲自进行研究，发现和总结出研究的好方法。第三，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去判断各种国际贸易理论的科学性，做到科学地取舍。第四，实践是获得真知的基础。有了实践，才能把他人好经验与本身的特点相结合，做到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才能与时俱进。

（四）反思求索。为了探索出科学有效的教学和研究方法，我坚持勤总结，不断反思，求得提高和创新的结果。第一，教学法成为我的研究内容。在每学期讲课结束，在考试内容中，总要让同学对教学法提出评论和建议。在此基础上，我再根据本身的体会，进行教学方法的总结，找出优点和缺点，确定下学期此课的教学方法。第二，在社会上作完学术报告后，我总要冷静地思考报告的效果和问题，再修正和充实报告的内容。第三，对社会见闻，及时思考，探究其原因，通过写散文游记方式，记录自己的思考和认识，求得认识的升华。第四，对在教学和研究中一些创新提法、思路、观点和术语不断思考。发现不妥的地方，及时修正。

五点进步：事业有成，鉴力提高，无知无畏，知难而进，老而不朽

（一）事业有成。第一，为国家培养出众多的学生。我从毕业留校到现在，为本科生（校内，校外函授和远程教育）授课的人数接近四万，亲自培带毕业的硕士研究生（校内和在职）近三百人，亲自培带毕业的博士生近30人，为近10万人作了GATT/WTO的宣讲，可谓“桃李满天下”。第二，创建特色教学法。在教学方法上，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教学法。其中包括：本科生三个基础的启发式教学法，硕士研究生《国际贸易学》的“思辩式教学法”、“统计分析教学法”，博士研究生的“专题研讨”和“读原著”教学法。这些教学法保证了在规定的教学时间内，取得了高效的教学质量。第三，形成科学实用的课程体系。在《国际贸易》、《经济贸易研究和论文写作》、《WTO教程》上，形成比较科学和实用的课程体系，受到社会的承认。第四，构建整套的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上，1985年创建《经贸研究与论文写作》课程，并编写出相应的教材。通过探索，形成三个层次的研究方法，即哲学方法、一般研究方法和具体的研究方法。在具体研究方法中，我总结出“跟踪法”，“先内后外法”，“鱼骨式思维法”，“定性与定量结合法”，“经济政治结合法”等。第五，进行了一些创意、创建和开拓性的学术活动。如1974年倡议创建了《国际贸易问题》杂志，1991年创建了关贸总协定研究会和国际贸易学科协作组，2004年后开始创意和主编一千万字的《国际经济贸易理论通鉴》。第六，获得一些荣誉。因教学成绩突出，先后获得校优秀本科教学奖、优秀导师奖，2003年获北京市高校教学名师奖。主编的教材先后获得北京市优秀教材奖、外经贸部优秀教材奖、全国优秀图书奖；主讲课程《国际贸易》2005年获北京市精品课程奖和国家级精品课程奖。所著《世界贸易组织与中国大经贸发展》获1998年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

（二）鉴别力提高。第一，在阅读别人的有关国际经济贸易著述时，能比较快地抓住它们的要害和本质，发现存在的问题。第二，能够迅速发现研究生作业中的问题。在硕士研究生《国际贸易学》课堂研讨地区贸易时，与全班同学同时阅看研究生课下的作业，然后听取研讨，再做现场点评，对作业和研讨中的问题一一指出，进行当场交流。在听取博士生研讨时，能及时发现问题，加以引导，使研讨问题深化。第三，应邀为社会各界做学术报告时，能很快发现当地的一些问题，并及时指出。第四，善于发现学校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做到比较系统的发言，提出一些可行的建议。第五，对教学和研究中的问题和事件发展的看法和观点有些前瞻性，不就事论事。第六，对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容易理解，对存在的问题也能提前发现，对一些理论问题敢于发表看法，不人云亦云。

（三）无知无畏。第一，随着整体教学的展开和坚持，专业研究面向纵深的发展和我本身从感性向理性认识的追求，发现许多无知。如在写游记时，才知道我念了很多错别字。在研究方法上，因数学基础不够，还不能够充分掌握计量分析的方法，成为研究方法结合的难点。第二，与博士生一起重读一些原著后，发觉对马克思主义的国际贸易部分论述没有真正吃透，对古典学派和历史学派的国际贸易理论也存在一些误解。第三，无知迫使自己谦逊，以人为师，不耻求教，督促自己多看书，多学习；外出讲学和做学术报告，虚心向当地学习，不断求教，再以游记方式记下心得。第四，主动与同学和同行多交流。每有一些新的想法，都愿意找同学和同行进行交谈，甚至争论。第五，怀着对事业负责的态度，我坚持以无畏的态度，在教学、研究和社会活动中，主动地发表意见和看法。对此，我坚持的信条是：“看不出来是水平问题，看出来不发表意见，则是品质问题。”

（四）知难而进。随着教学和研究的深入，在教学和研究上不断发现新的问题，感到责任很重。第一，在教学和研究上，正本求源成为重任。以我所主编的《国际贸易》课程为例。书内所引证的原著内容，有的我看过，有的是从国外教科书上援引过来。后来发现，援引过来的内容，有的与原意不符，有的甚至歪曲；我看过的原著，后来再看时，发觉原来理解不准确。因此，这本教科书可能在误导。因此，心情很沉重。如何正本求源，吃准原意，成为重任。第二，在教学方法研究方面尚须深入。如何形成科学有效的教学法，如何真正做到教书育人，特别是在新形势下育人。第三，教材层次和档次的科学构成。本科生、研究生同门课程教材的分界与衔接，教材、教学参考材料和教师用书的编著，为研究生开出代表性的书单，教师梯队的构成等，都是有待解决的问题。第四，在研究方面，如何形成具有实效的研究方法，国际贸易学如何形成哲学、一般和具体研究有机结合的体系，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内容如何结合，世界贸易组织研究的方向等。第五，如何形成教学和研究梯队。因各种原因，国际贸易教学和研究的梯队还未真正形成一个群体。我校在国际贸易研究上，还未形成学派，对教学和学术缺乏一整套的研究和理论体系，对学科建设和国家经济贸易决策话语权很少。第六，因为上述原因，很难扩大国际学术交流，产生国际影响。在有生之年，我将通过本身努力并团结更多志同道合的老师解决这些难题。

（五）老而不朽。我的老而不朽表现在身体、心态两个方面。第一，身体比较健康。我今年已经70多岁。身体零件有些老化，如耳背加重，个别牙齿坏掉，但整体还未出现老态龙钟现象，并一直站在教学第一线，从事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教学；还承担一些课题的研究，在社会上有些兼职活动，精力可谓旺盛。这得益于我的生活比较规律，吃住要求不高，不吸烟，不嗜酒，还坚持作一些可行的运动，再加上我老伴的无微不至的照顾，使得整个身体处于健康状态。第二，在心态上比较平和达观。这源于我有明确的事业心，我的座右铭是“研国内外经贸风云撰有特色育才文章”，已把教师从职业变成事业，注意修炼师德，愿意为中国的对外经济贸易教育事业献身，不为名利烦恼和困扰；通过教学和研究的实践，对社会的发展的主流和曲折性认识比较清楚，能以平静的心态对待社会上发生的事物；有明确的本身定位，社会和人际关系良好。第三，喜爱大自然。外出讲学和参加社会活动时如有机会，总要在当地参观一些自然人文景观，承受大自然的熏陶。由于天公作美，在有限的时间内，获得实现观赏景观的“运气”。这些景物陶冶了情操，净化了灵魂，给予我信心和毅力。这些“运气”，多留记在我写的《教学游炼记》和《教学求索记》中。第四，做到脑、笔、嘴并用。坚持用脑经常思考问题，钻研问题；坚持笔耕不辍，多著书立说；坚持用嘴传道、授业、解惑，教好书，不误人子弟。

2007年1月10日下午，陈准民校长约见告知我要退休的决定。国际经贸学院接到学校人事处我的退休通知后，27日赵忠秀院长和院办公室主任刘台照来到我家，正式通知我办理退休手续。但赵院长随即告我，虽然学校退休，但仍是院里国际贸易学科带头人，并继续从事我原来的教学和科研任务。2月15日我办完了退休手续，开始了退而不休的教学与研究生活。

退休以后，最大的变化是参加学校杂会减少，不变的是在经济贸易学院照常进行我的教学和研究，社会活动如旧。2007年10月被学校聘为研究生教学督导员，使我有机会在全校范围内接触研究生的教学，比较全面地了解研究生教学的特点，开辟和拓展了人才培养的深层次的思考研究平台。

老子在《道经》第三十三章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

退休以后，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国际贸易的教学与研究，在培带博士生的协助下，在老伴、子女的支持下，我的志趣和理念继续延伸。写出一些文章，被《新华文摘》和人大复印中心全文收录。为铭记此，特把退休以后的教学研究活动成果作出整理，取书名为“不失其所记”，2009年出版。

（此文依据2005/11/2晚在校“惠园名师讲坛”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