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闻一多“更成熟论”主要论据解剖

青年闻一多“更成熟论”主要论据解剖

《血色》认为“青年闻一多的思想比中年闻一多更为成熟”的主要根据之一，是青年闻一多理性多于激情，不偏激；后期闻一多激情多于理性，相对偏激。这个看法不符合事实。

一、青年闻一多有时也相当偏激

闻一多当年曾在《清华周刊》上著文，带头批评校园里尽放映诲淫诲盗的电影片。这件事做得很对，维护了精神文明，但是后来他竟发表长文，多方论述“电影绝不是艺术”；当时的清华，从教材、课程设置到管理制度等全部都照搬美国那一套，闻一多非常敏锐地看到了这种“美国化”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对人们思想品德方面的影响，发表文章批评“清华太美国化了！”历数美国化的罪状。但是清华毕竟为同学们奠定了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闻一多没有一分为二，肯定这一点，而是完全否定“美国化”，呐喊：“美国化呀……请你离开我吧”，“让我还是做我东方的‘老憨’吧！”这不免失之偏颇。再如，就一个人来说，文理两科的基础知识都是必要的，个人可以有所偏好，但中学是打基础的阶段，不能只学一科而拒绝学另一科。闻一多不但好文不好理，而且还说什么“物有所适，性有所近，必欲强物以倍性，几何不至抑郁而发狂疾哉?”^[16]这也不免失之过偏。

其他事例不一一列举了。总之青年闻一多并非总是理性多于激情，不偏激。

二、《血色》作为例证的四篇文章不足为证

《血色》为了证明青年闻一多“理性多于激情”，举出了《闻一多全集》第2卷上的《清华底出版物与言论家》、《清华周刊革新底宣言》、《〈清华周刊〉底地位——一个疑问》及《恢复和平》四篇文章作为例证。四篇中前三篇都是关于如何办好《清华周刊》的意见和想法，强调“言论”的重要性，希望同学们“多多批评，多多发表言论”，“而言论还是要保持批评底精神”。他提出批评要坚持鼓励善良，注重建设，务避愤激，力矫浮夸，删除琐碎等五项条件，其中特别强调“批评是方法，建设是目的”，对于受批评的人或事，“应抱一种爱惜的同情，态度要公平合理”，拒绝个人攻击、浮夸失实性的批评，等等。

《恢复和平》主要是针对校园里部分同学无视正常秩序的思想和行为写的。当时闻一多对马列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都不了解，误以为无政府主义、无视正常秩序的现象是“俄罗斯底赤色在中国的影响”，是某些同学的神经“被波尔希维克^[17]的赤帜蜇得发狂了”，文章强调“爱和平重秩序”，希望大家“将对待家人底一种和爱的心境来施及于学校”。

《血色》认为前三篇文章是“非常重要的文章”，对《恢复和平》也多有夸奖，说“从这三篇重要的文章我们不难看出，青年闻一多比之中年闻一多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青年闻一多是客观、理性多于激情的”，赞扬“他的思想，现在看来已经很成熟”。

这些文章的确含有青年闻一多的一些理性、平和因素，不应忽视。但也应看到它的局限性。第一，这几篇东西仅是闻一多在清华最后一年写的(1920年10月至1921年11月)，并不能代表他整个清华十年的主导思想；第二，判断青年闻一多的思想不能只看他在清华最后一年这几篇文章，更重要的是要看他清华十年的行动；第三，平和不平和要看对什么人。“非常平和”的闻一多五四时上街进行街头宣传，参加三赶校长，六三罢考，宁可被取消毕业和留学资格也不出洋，以及后来严词批驳外交部“留级部令”等都不是“非常平和”。

《血色》批评闻一多到了20世纪40年代，“对于许多问题的看法反倒模糊起来”，说那些非常平和的思想“在他中年时候的那些文章和演讲中却很少见到”。(https://www.daowen.com)

其实，对闻一多前后两个阶段不能拿一把尺子去衡量，因为青年闻一多面对的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后期闻一多面对的既有人民内部矛盾，又有敌我矛盾。闻一多对这两类矛盾爱憎分明，就像后来雷锋所说的，对人民像春天一样的温暖，对敌人就像寒冬一样的严酷。

面对敌人，除策略上的需要外，闻一多的确很严厉、很凶，任何敌人都休想从他那里分享到一丝一毫所谓的“平和”与“理性”。但是在同事、朋友面前，特别是在同学们面前，他是非常平和的，再加上那把胡须，在广大群众眼里简直就是一位祥和的“老者”。没有架子，和蔼可亲，青年们与他无话不谈，有问题想不通登门请教者有之，给青年介绍对象者有之，认了干女儿者也有之，以至不少人将自己心中的隐私都合盘向他袒露。这种情况岂是二十多年前那几篇文章中的平和所能比的！

三、压制和谴责爱国学生、爱国将领不应看做“非常理性”

《血色》对闻一多在九一八事变后青岛大学罢课学潮，一二·九运动以及“西安事变”中的态度都给了很高的评价，认为都很“理性”。这是涉及大是大非的问题，不能不严格地分清是非。

这里所说的三件事都是要求政府抗日的爱国行动。闻一多三次都站在了爱国学生或爱国将领的对立面。在青岛大学时，学校采取开除带头学生等强硬手段压制、拦阻学生南下请愿。他坚决支持学校的做法，还说就是要“挥泪斩马谡”。一二·九运动时，他不赞成采取罢课等激烈手段，认为无济于事。运动后期曾与其他教授联合用总辞职对罢课期间影响了考试的同学施压，逼同学们参加补考(当然，他也还有另一面。和朱自清、冯友兰等先生一样，反动派大搜捕时，他也曾在家里掩护过进步同学)。“西安事变”时，他非常震惊与愤怒，被推举参加起草宣言严厉谴责张、杨。他在课堂上质问同学们：“你们做的对么?你们这种捣乱，不是害了中国么?”“国家绝不容许你们破坏，领袖决不许你们妄加伤害！”^[18]

历史证明闻一多当时的这些言行、态度完全是错误的。后来他也曾为此深感内疚，多次现身说法启发教育青年同学。

《血色》对他当时的态度完全肯定，称赞他“保持了很高的理性”，“态度非常理性”，“至少是保持了理性”。特别是还说：“不能因为学潮获得了历史的肯定性评价，就一定要把当年许多大学教授的态度看成是不合潮流的。同样也不能因为闻一多在20世纪40年代思想上发生了变化，就把他在20世纪30年代对于学生运动的态度一并否定掉了。”^[19]

当着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最紧急的关头时，全国人民最重要的、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就是最大限度地动员起来，用一切手段向蒋介石施压，逼迫他改弦更张，放弃丧权辱国、妥协退让的政策，领导全国人民以鲜血和生命誓死保卫祖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如果说“理性”，这就是当时最高、最大的“理性”，除此之外，其他任何言行都谈不到什么理性。

闻一多在当年那个时代出现错误，可以理解，但是，时隔六七十年，《血色》还把闻一多自己都承认是错了的事，当做优点予以称赞，还看做是青年闻一多成熟的表现，就是一个极大的错判、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