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几位民主人士的诗词

四十八、读几位民主人士的诗词

张元济（1867—1959）是前清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浙江海盐人，曾参与戊戌变法，后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1953年任上海文史研究馆馆长。毛泽东对他很尊重，曾邀他来北平，同游天坛等地，并多次合影留念。

1951年，当张元济获悉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进入西藏时，不禁写下《庚寅岁暮告存》二首七绝，全诗如下：

足云跛矣宁忘履，指不若人还自信。
八十四翁原未老，一年一度又逢春。
积雪西陲今渐化，怒涛东海讵难平。
祈天我欲须臾缓，扶杖来观告武成。

当时他与毛泽东时有书信来往，写完以后，就把二首七绝中的《积雪西陲》一诗寄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收读了他的信和诗以后，在7月30日给他回了信，并夸赞他的诗：

……积雪西陲一诗甚好。由于签订了协定，我们的队伍不久可以到拉萨了。尊恙有起色，甚以为慰。⁽¹⁾

于右任生于1879年，早年虽曾任靖国军总司令讨伐袁世凯，但以其气质而言，仍是一个义士文人。其旧体诗词苍凉慷慨，书法更是驰誉海内外。早在20世纪20年代，论书法者便有“北于南郑”之称，“北于”即于右任，因他是陕西泾阳人；“南郑”则是郑孝胥，他是福建闽县人。至于于右任的草书，则更是冠绝当代，无人可及，有“当代草圣”之称。他比毛泽东大十多岁，与陈独秀同庚。毛泽东当然是早闻他在书法界的盛名。

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举行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右任与毛泽东都出席了会议。在会上，于右任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担任执行部的工人农民部长，邵力子为秘书；胡汉民为组织部长，毛泽东为秘书。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有一段时间，于右任在上海工作时，曾与毛泽东有过一些接触。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来重庆谈判。8月30日毛泽东与周恩来由山洞林园赴城内拜访于右任，正好于右任因公外出，未能见面。当天晚上，张治中在桂园为毛泽东举行宴会，并邀请了于右任、孙科、邹鲁等人前来参加。毛泽东终于与于右任见面了。他俩自1924年在上海国民党执行部共事以后，多年未见，所以这次相逢，大家都感到十分欣慰。

9月3日下午，毛泽东再次来到于右任的官邸进行拜访，大家叙了叙旧，因毛泽东还要拜会政府其他要员，也就未能长谈。

9月6日中午，于右任设午宴招待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并邀请张治中、张群、邵力子、丁惟汾、叶楚伧等人出席作陪。由于毛泽东和于右任二人都喜欢诗文，因此在宴席上，两人就漫谈起诗文来了。

于右任知道毛泽东曾作有《沁园春·雪》一词（一说是从柳亚子那里见到的），于是极力称赞，对该词的结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则尤为赞赏，认为是激励后进之佳句。

毛泽东因读过于右任参观成吉思汗陵墓时所赋《越调·天净沙》一词，并熟诵其中的句子，于是笑着答道：“若何‘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启发人意之深也。”

说罢，于右任与毛泽东皆拊掌大笑，举座皆欢。

1949年初，国、共再度和谈，周恩来对于右任的女婿屈武说：“和谈一破裂，解放军就过江占领南京，你设法找到于老，叫他留在南京。届时派专机接他北上参加新政协，共商国是。”

“好。”屈武一口应诺。

然而，屈武还没来得及把周恩来的话转告于右任，于右任已被何应钦派人接到上海去了。

于右任到了上海。一次夜深人静时，其夫人沈氏问于右任：“上海要解放，怎么办？”

于右任安慰道：“不要怕，上海解放了，共产党、毛泽东会保护我们的。”

但此话说过不久，蒋介石便派人把他接往香港，随后转往台湾。于右任1964年在台湾去世，终年86岁。

柳亚子曾说：“国民党的诗人，于右任最高明，但篇幅太少，是名家而不是大家；中共方面，毛润之一枝笔确是开天辟地的神手，可惜他劬劳国事，早把这劳什子置诸脑后了。”

叶恭绰字誉虎，1881年生，广东番禺人，他是中国现代著名书法家、画家和诗人。生前也曾与毛泽东有过一些交往和接触。

早在20世纪20年代，叶恭绰的书画艺术就已享誉海内，当时年轻一辈如徐志摩等，都曾以索得他的字画为快。大约旧时书画家都能兼擅诗词，叶恭绰自然也不例外，也能作得一手好诗词。除出版过字画以外，另有《全清词抄》等书出版。对于他的名望，毛泽东早有所闻。因此，1949年，叶恭绰也参加了全国第一届新政协会议，后又出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中国画院院长等职。

叶恭绰知道毛泽东喜爱旧体诗词，1952年初，曾写信并附萨镇冰的一首诗给他，不久又寄了自己所作的词二首。同年5月，他又与柳亚子、李济深和章士钊联名写信给他，要求保全并修葺北京城内明代军事家袁崇焕的祠和墓。毛泽东接信后，立刻把此信转给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彭真，并在信上批示道：

请彭真同志查明处理。我意如无大碍，袁崇焕祠墓应予保存。

毛泽东

五月十六日⁽²⁾

然后，过了约十天，毛泽东又给叶恭绰写了一封回信，说明此事已转告彭真，叫他们以后有关此事的问题，可与彭真直接联系，全信如下：

誉虎先生：

数月前接读惠书，并附萨镇冰先生所作诗一首，不久又接读大作二首，均极感谢。萨先生现已作古，其所作诗已成纪念品，兹付还，请予保存。近日又接先生等四人来信，说明末爱国领袖人物袁崇焕先生祠庙事，已告彭真市长，如无大碍，应予保存。此事嗣后请与彭市长接洽为荷。顺致

敬意

毛泽东

五月二十五日⁽³⁾

虽然到了最后，袁崇焕的祠、墓还是未能得到保护。但是，毛泽东却读到了萨镇冰的诗与叶恭绰的词。

1962年12月26日，毛泽东过70岁生日时，叶恭绰又有幸与毛泽东会面交谈。当时毛泽东只办了两桌酒饭，除了自己的亲属之外，外人只请了四个，他们是：叶恭绰、章士钊、程潜和王季范。叶恭绰当时已是82岁高龄，依然兴致勃勃地赴了宴。

1968年，叶恭绰溘然长逝，终年88岁。

沈尹默是中国现代著名书法家、诗人。他原名沈君默，后去“君”字之口，更名尹默。原籍浙江吴兴，1883年诞生于陕西省兴安府属之汉阴厅。他是中国新诗的最早作者之一。早在“五四”时期，他就是北京大学的名教授之一，又是著名的《新青年》杂志七编委之一。由于蔡元培、李石曾的推荐，1932年，他曾出任北平大学校长。曾著有《秋明室长短句》、《沈尹默诗词集》等。夏承焘读其《秋明室长短句》后，写信给他，赞其词“高揖冯、欧，俯视周、吴。”评价可谓高矣。

1959年，沈尹默到北京参加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和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会议期间，毛泽东接见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他一望见沈尹默，就与他亲切握手，说：“你工作得很有成绩，人民感谢您。”

“谢谢！谢谢！”沈尹默谦虚地说。

“听你的口音，不像浙江话。”毛泽东说。

沈尹默说：“早年生活在陕南。”接着又问毛泽东：“现在各党派都要我参加他们的党，我是喜欢发表意见的人，您看怎么办好？”

毛泽东笑着回答道：“党外好！党外好！”

大约在1962年，沈尹默又去北京开会。在开会期间，毛泽东特意邀请沈尹默、马一浮、章士钊、谢无量、熊十力等五位学术界的老前辈、老诗人座谈。在这次座谈中，所谈内容全是中国诗歌，从《诗经》、《楚辞》到唐、宋诗词，全都谈到。

沈尹默回到上海，对夫人褚保权说：“毛主席博学多才，对古诗词造诣很深。”

1963年底，沈尹默去北京参加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遇到陈毅时，他突然拿出一首《沁园春》的词。

“这是写给谁的？”陈毅一见，忙问。

“这是我为毛主席70大寿填的一首词，表表心意。”沈尹默说：“请您帮我转呈主席。”

“好哇！”陈毅朗声答道，随即展卷，只见沈尹默用刚劲秀逸的毛笔字写道：

一柱擎天，万里无云，四海无波。喜红旗飏起，乾坤浩荡，东风拂遍，遐迩融和，六亿人民，齐登寿域，见者惊夸安乐窝。国庆日，听天安门外，动地讴歌。　神州大好山河。人更觉今朝壮丽多。看马列真文，功高粟帛，孙吴神武，力止干戈。玄圃桃繁，仙山枣大，松柏常青带茑萝。无私顾，为群伦祝福，欢醉颜酡。

陈毅读罢，非常高兴，说：“我一定转呈主席。”

1957年7月，毛泽东回到长沙，宴请湖南的耆宿。曹典球老先生也应邀出席，刘少奇的表兄、湖南文史馆成员成秉真老先生也在座。席间，曹典球吟诵七律一首，谢呈毛泽东。全诗如下：

船山星火昔时明，莽莽乾坤事远征。

百代王侯归粪土，万千穷白庆新生。
东风已压西风倒，好事常由坏事成。
幸接谦光如宿愿，雅惭无以答升平。

据曹典球回忆：“当时毛主席看后，对诗的颔联和颈联评价很高，赞声不绝。”

周谷城是复旦大学教授，著名的历史学家，著有《中国通史》等。由于他早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英文，毛泽东在此教国文，两人共过事，又同住学校里，所以两人在那时就结下了友谊。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有时来上海，便会邀请他前往交谈。

1961年“五一”节，毛泽东来上海，与上海各界友人共庆佳节。当时在锦江饭店参加聚会的有周谷城、陈望道、沈体兰、沈克非、周信芳、金仲华等人。众人与毛泽东围坐在小圆桌旁，随意交谈，兴致甚高。

当晚11点，周谷城在家里已睡下，忽接《解放日报》记者的电话，希望他写一首诗或一首词，在第二天的报上发表，以欢迎毛泽东。周谷城坚决推谢，说写不出。记者强求道：“不要紧，要求不高，写一首好了。”周谷城看看推辞不了，只好答应了。当晚只得扭亮电灯，提笔写了一首调寄《献衷心》的词，题目是《五一节晋见毛主席》，全词如下：

是此身多幸，早沐春风。蠲旧染，若新生。又这回倾听，指点重重：为学术，凡有理，要争鸣。　情未已，兴偏浓，夜阑犹在诲谆谆。况正逢佳节，大地欢腾。人意泰，都奋进，莫因循。

词在报上发表后，毛泽东见到了，立刻打电话叫他去。周来到毛泽东的下榻处，毛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即是：“词一首，看到了，怕不止一首吧！”

“只有一首，”周谷城回答：“我从来没有在报上发表过诗词，这确是第一首。”

“怕不止一首。”毛泽东喃喃自语。意思是你像个常常写这些东西的人。

“平时，我也偶然写几句，那是附庸风雅。”周谷城说。

毛泽东说：“附庸风雅有什么坏处？”

“附庸风雅的人，无非是发发牢骚而已。”周谷城说。

“发牢骚有什么不好？有牢骚不发，过得下去吗？”毛泽东说。

接着，两人又从牢骚谈到了屈原的《离骚》等话题，后来两人一起吃了晚饭，直到吃完晚饭，毛泽东才送周谷城上车，让他回去。

高亨又名晋生，吉林双阳人，1900年生。他是中国著名文字学家，早年曾师从梁启超、王国维等著名学者读书，后在东北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等多所高校任教。撰写出版的著作有十多种，如《周易古经今注》、《周易古经通说》、《周易杂论》、《老子正诂》等，均为学术界所重视。

1964年初，毛泽东又发表了自己所写的十首诗词。山东大学的校刊《文史哲》马上转载了，并约了一些名教授如萧涤非、陈维崧等一起座谈了毛泽东的诗词。当时高亨正在山东大学任教，也参加了座谈，发言同时，并特为读毛泽东诗词而赋了一首《水调歌头》，词云：

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洲风雨，笔下有雷声。唤起巨龙飞舞，扫灭魔炎魅火，挥剑斩长鲸。春满人间世，日照大旗红。　抒慷慨，写鏖战，记长征。天章云锦，织出革命之豪情。细检诗坛李杜，词苑苏辛佳什，未有此奇雄。携卷登山唱，流韵壮东风。(https://www.daowen.com)

发言之后，大约高亨觉得犹未尽意，就把此词，与自己所著的两本书，一起寄给了毛泽东，另外还寄了两封信。

毛泽东收到以后，不久即给高亨写了封回信，信云：

高亨先生：

寄书寄词，还有两信，均已收到，极为感谢。高文典册，我很爱读。肃此。敬颂

安吉！

毛泽东

一九六四年三月十八日⁽⁴⁾

据说毛泽东读了高亨写的词，很高兴。

尽管眼睛高度近视，直到晚年，高亨仍孜孜不倦地从事着中国古代经、史的研究。

也许毛泽东给他的这封信保护了他，高亨在“文化大革命”中并未受到什么冲击，较之同校的名教授冯沅君，他要幸运多了。

姚雪垠以写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而驰名，并受到毛泽东的肯定。其实，姚雪垠的散文和旧体诗也相当出色，其散文《惠泉吃茶记》在1956年第十期《新观察》发表后，就引起毛泽东的关注，毛泽东读后曾说：“姚雪垠很会写文章。”后来毛泽东还看到过姚雪垠写的诗。事情还得从“文化大革命”谈起。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姚雪垠听说《李自成》第一卷的原出版单位——中国青年出版社有停办的消息，而该社原先支持他出书的人又调离了，他有点着急了。于是就与江晓天商量《李自成》的写作问题。因为他此时已60多岁，而《李自成》只出版了第一卷，他想继续写下去。

江晓天知道毛泽东过去曾关心过姚雪垠《李自成》一书的写作，于是在1975年10月初给姚雪垠的一封信中，建议他直接给毛泽东写信试试。

姚雪垠看了江晓天的信，心想：给毛泽东写信是一件大事，而且必须使毛泽东能看到才行；又想到毛泽东日理万机，工作繁忙，用这些小事去打扰他好不好呢。如果一不小心，把信落到了江青等人的手里，轻则被扣压，重则会惹出大祸；但如果不写，那么自己的《李自成》又要拖到何年何月才能完成呢？姚雪垠反复思考，下不了决心。

那时，姚雪垠曾把自己写的《李自成》书稿，陆续寄给茅盾看，请他提出修改意见。而茅盾是个出了名的认真之人，读后便随时写回信说明自己的读后感。姚雪垠很感激，同时又想到他是位大作家，过去与毛泽东多有接触。于是，就写信给茅盾，在说明自己创作过程中的困难处境的同时，表示自己想给毛泽东写信，希望能求得他老人家的支持。

茅盾接了姚雪垠的信后，便回信给他，表明自己同意姚雪垠的想法，问题在于一定要保证把信送到毛泽东的手里。

连茅盾这样有地位、有名望的大作家也未必能直接转信给毛泽东，可见此事之难。可是，要完成《李自成》创作的责任感，又时时驱使着姚雪垠。

那么，怎样才能使信送到毛泽东手里呢？

姚雪垠经过再三考虑，决定先给原武汉市委第一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负责人宋一平写信，他在信中具体说明了自己不能继续写《李自成》的困难情况，同时问他有没有办法将自己的信转到毛泽东手里。

宋一平看了信，就交给胡乔木。胡乔木看了，与宋一平商量了一下，及时给姚雪垠回了封信。信中大意是说：你要想把信转送到毛泽东手里是有办法的，但要用毛笔写，字要大一点，因为毛泽东同志眼力不好。

姚雪垠读罢回信，就在10月19日用毛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我是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作者。解放后，我在您的思想教育下立志以李自成为主人公，写一部反映我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长篇小说，书名就叫做《李自成》。……⁽⁵⁾

他知道毛泽东喜欢旧体诗词，于是，在信中除了陈述自己对《李自成》的写作计划以外，在信的末尾还写道：

为了让主席了解我的心愿，附呈旧作七律一首。

敬祝

健康长寿！

姚雪垠

1975年10月19日

抒怀（赠老友）

堪笑文通留恨赋，耻将意气化寒灰。
凝眸春日千潮涌，挥笔秋风万马来。
愿共云霞争驰骋，岂容杯酒持徘徊。
鲁阳时晚戈犹奋，弃杖成林亦壮哉！
谨抄旧作七律一首，呈敬爱的毛主席。⁽⁶⁾

姚雪垠把这封信写完，就寄给了宋一平。宋一平收到后，立即交给了胡乔木，胡乔木又转给了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然后由邓小平直接呈送给毛泽东。

毛泽东知道了信的内容，很快就作了批示，其大致内容是：“同意他的创作计划。给他提供条件，让他把书写完。”

大约这个批示是专为姚雪垠一个人作的，当时也谈不上有什么普遍意义，而毛泽东也没有明确正式公布，所以外界的人一般也都不知道。

有了毛泽东的支持，中国青年出版社立刻派江晓天乘飞机去武汉向姚雪垠报告这一好消息，并同姚雪垠商定修改出版《李自成》第二卷、重印第一卷的计划。也就在这一年的12月中旬，姚雪垠离开了武汉，到北京去专心致志地继续创作《李自成》了。

令姚雪垠万分惋惜的是，当修改重印的《李自成》第一、二卷出版时，毛泽东已经去世了。他曾支持过这项工作，但当这项工作完成时，他又没有见到果实。这是姚雪垠的终生遗憾。

张伯驹先生是河南人，精于诗词、书法、戏剧，曾任华北文法学院教授、燕京大学艺术导师等职。张伯驹对做官发财不感兴趣，却醉心于文学艺术，并喜欢收藏中国古代的珍贵图画与书法墨宝。他曾以四万大洋买下晋代陆机的《平复帖》。日本人闻说此帖珍贵，愿出三十万大洋的高价来买。被张伯驹当场拒绝，并义正辞严地说：“这是我们祖国的珍宝，我不会做见利忘义的事情！”

后来，张伯驹又在一个商人那里发现了隋代画家展子虔的《游春图》。他一见此宝，欣喜若狂，对那商人说：“我要此图，我买下来！”

“不行。”那商人说：“此图我准备以二万多美元出售给外国人。”

张伯驹一听，苦口婆心地对他说：“你是中国人，你当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要让它流落海外。”

那商人听他一说，深为感动，改变了初衷，但他依然把金钱放在第一位，说：“不卖给外国人也可以，但我深知此图珍贵，需要二百二十两黄金来买，否则不卖！”

张伯驹虽不是穷人，但此时家道已衰落，从哪里拿得出这么多黄金？于是他灵机一动，跑到故宫博物院，劝说院长买下此图。院长一听价钱，便说什么也不肯买。

无奈之下，张伯驹只得回家与妻子潘素商量。决定把他们唯一的家产——弓弦胡同的一所房子卖了，此房是慈禧太后的大太监李莲英转给张伯驹祖上的。可是，即使卖房所得之钱，仍然不够，于是，潘素又特意亲往上海，向她堂姑借贷，再加上变卖首饰，总算凑足钱款，买下了这幅《游春图》。

新中国成立以后，张伯驹和潘素夫妇定居北京。生活很安逸。当他们知道毛泽东很喜欢“三李”（即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时，出于对毛泽东的敬爱，就把自己珍藏的李白的书法真迹《上阳台》献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得到了李白的这幅书法真迹，十分喜欢，一连欣赏了几天，但又感到这种墨宝仅为自己独赏似不妥，于是便给张伯驹夫妇写了封信。信的大意是，首先对张伯驹夫妇表示感谢，并说明，这样的墨宝我个人不能要，但我很喜欢，借给我看几天，然后存放到故宫博物院去。

张伯驹夫妇读了毛泽东的来信，深受感动，感到毛泽东在这方面已经作出了表率，应该向毛泽东学习，于是，就把当年卖宅借贷换来的稀世珍宝《游春图》也送给故宫博物馆收藏。

1955年，毛泽东和党中央动员人民购买公债，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张伯驹夫妇响应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号召，又将当年以四万大洋买下的晋代陆机的《平复帖》以及唐代杜牧的《张好好诗》等八件珍品捐献给了国家，在北京文化界引起轰动。文化部部长茅盾亲自给他们颁发了褒奖状，上面写道：

张伯驹、潘素先生将所藏晋陆机平复帖卷、唐杜牧之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草书卷等珍贵法书等八件捐献国家，化私为公，足资楷式，特予褒扬！⁽⁷⁾

可惜的是，张伯驹虽然“化私为公”，为国献宝，两年以后——他却被打成右派。这使他在思想上总觉得想不通。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张伯驹又被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三年以后，张伯驹夫妇作为“牛鬼蛇神”被强行退职，押送到吉林舒兰县农村插队落户。当地农民见了，感到十分奇怪，说：“你们又不是知青，六七十岁的老头老太太，怎么弄到我们这儿来了？”

那里不肯收，可张伯驹夫妇又没办法，受尽磨难，只得又双双回到北京。但没有工作，户口也被注销了，老两口身处窘境，真是感慨万千，一筹莫展。

陈毅与张伯驹私交颇好，当时正病重住院，他请张茜派人把他最心爱的一副大理石围棋送给张伯驹，并捎话说：“我患癌症快死了，这副棋子留给你作永久的纪念。你是我的好老师，使我学到很多东西，谢谢你。”

张伯驹手棒石棋，老泪纵横。但由于他是一位头戴反革命帽子的低贱文人，所以也没资格去看望陈毅。

1972年1月，陈毅逝世。张伯驹与陈毅生前曾聚谈过诗词、书画，还在遇到困难时得到过陈毅的帮助。他闻此噩耗，悲痛万分，虽没去参加追悼会，但他立即挥笔写了副挽联，托人挂于追悼会灵堂。挽联云：

仗剑从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山河，永离赤县；

挥戈挽日，接樽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泉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

不料毛泽东也来参加了追悼会。陈毅是出了名的“儒将”，又有“诗人将军”之称，所以当时追悼会上的挽联、挽诗很多。但参加追悼会的毛泽东偏偏在张伯驹的那副挽联前驻足默诵，并备极称赞，说：“这挽联好！”他见陈毅夫人张茜在旁，于是特意询问道：“此人与陈总是什么关系？”

“他们是老朋友。”张茜回答。这时她想起了张伯驹已是古稀之年，连个户口还没有，而陈毅在病重时关照过她：“他是我的好朋友，要请周总理予以照顾！”想到这儿，张茜又对毛泽东说：“张伯驹从东北回京后，还没有工作和户口。”

毛泽东听后，当即嘱托周恩来，将张伯驹的问题解决一下。

不久，张伯驹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户口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注释】

(1)《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18页。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第448页。

(3)《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33页。

(4)《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96页。

(5)《姚雪垠传》，杨建业著，北岳文艺出版社1990年10月版，第208页。

(6)《姚雪垠传》，第210页。

(7)参见张伯驹潘素故居纪念馆所藏“褒奖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