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伦理思想是史上最富有特色价值的体系

王蔼然　曹顺仙[1]

（南京林业大学江苏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 江苏南京 210037）

摘 要：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一大批思想家纷纷涌现。其中，法家是诸子百家中影响较大的一个派别。与占据主流正统地位的儒家不同，法家学派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史记·太史公自序》）；主张强化君主专制，以严刑峻法治民。在诸子百家之中，“论事入髓，为文刺心”的当属法家，饱受争议，而被后人看作洪水猛兽的也仍然是法家。事实上，法家的伦理思想不仅丰富，而且自成体系，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上非常富有特色的价值体系。

关键词：法家；人性观；义利观；公私观

法家是一个主张以法治国的激进学派，起源于春秋时期，形成于战国年代，在秦王朝的鼎盛时期有了长足发展。西汉后，法家思想与儒家思想相互融合，德刑并用成为地主阶级的统治手段，独立的法家渐渐消失。

在法家当中，如果细分的话，一般可分为齐法家与秦法家两大流派。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被人们认为是法家的先驱。战国之后，齐国法家继承管仲的改革精神和法治思想，倡言变法，以法治国，被称为“齐法家”。由于他们的著述被编辑在托名管仲的《管子》一书之中，故又被称为“管仲学派”。与此同时，还有产生于三晋，实践于秦并获得进一步发展的“秦法家”。其主要著作有《商君书》和《韩非子》。传统上，按时间分，法家可以分成前期法家和后期法家。前期法家的主要代表有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慎到等，而后期法家的主要代表是韩非和李斯。由于各自的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齐法家与秦法家虽然都讲法治，但其法治的内容、特点也不尽相同。

一、法家的人性观

1.趋利避害的齐法家

为了说明道德和法的起源及其社会作用，齐法家把趋利避害作为支配人行为的动力。“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管子·禁藏》）这里齐法家以商人和渔夫为例，说明人性皆是趋利避害的。又说：“凡人之情，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此贵贱之所同有也。近之不能勿欲，远之不勿忘，人情皆然。而好恶不同，各行所欲，而安危异焉，然后贤不肖之形见也。”也就是说，任何人都趋利避害，但贵贱贤不肖，又各有其好恶。正因如此，齐法家认为应依据人趋利避害之情制定各种规范，如法律规章和伦理道德，这样社会才能安定团结。“凡治乱之情，皆道上始，故善者圉之以害，牵之以利，能利害者，财多而过寡矣。”（《管子·禁藏》）也就是说，若想实现社会治理，需要制定各种规范，而若想使各种规范得到遵守，则一定要采取功利主义的原则，考量人趋利避害的心理，做到因势利导，方能取得成效。以法制民如此，以礼教民也是一样。如其所言：“夫法之制民也，犹陶之于埴，冶之于金也。故审利害之所在，民之去就，如火之于燥湿，水之于高下。”《管子·版法解》中也谈道：“凡众者，爱之则亲，利之则至。是故明君设利以致之，明爱以亲之。”

总之，在齐法家看来，人性皆趋利避害。若想使社会和谐稳定，须制定包括法和伦理道德在内的各种规范。不过，若想使人少犯错误，若想使各种规范能够发挥其效，则必须顺应人情，通晓利害。

2.好利恶害的秦法家

在人性论上，与齐法家不同，秦法家主张好利恶害的人性观。韩非子说：“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韩非子·难二》）这句话说明好利恶害是每个人都具有的自然本性。至于人为什么会有好利恶害的本性，秦法家们也对此做了解释。商鞅说：“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商君书·算地》）韩非子也说：“人无毛羽，不衣则不犯寒。上不属天下不著地，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是以不免于欲利之心。”（《韩非子·解老》）也就是说，同禽兽不同，人以谋取衣食为生，为了生存不能不有趋利避害之心。

韩非的人性论既没有善，也无所谓恶，主张无善恶的自为人性论。就君臣关系而言，“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算之所出也”（《韩非子·难一》）。父子家庭关系也是一样。“且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韩非子·六反》）也就是说，君主给臣子高官厚俸，并不是由于其持有仁爱之心，而臣子给君主出谋划策，也并不是因为对君主忠诚无二，而是因为他们想各取其利。君臣如此，父母与子女之间也是一样。他们之间不过是一种利益交换关系。他们的行为无所谓善恶，不过是人之常情。对于秦法家的这一观点，《韩非子·备内》篇中的一段话可能说得更为清楚。一般的人际关系中，“故王良爱马，越王勾践爱人，为战与驰。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卖，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韩非子·备内》）。韩非子这段话把好利恶害并非性恶与性善的问题说得比较清楚。王良爱马，越王爱人，都不是对马或对人怀有善良的情感，而是为了战争的胜利和乘骑的方便。医生吮伤含血为人治病，不是出于爱护病人的善良情感，而是为了得利。制造车辆的舆人与制造棺材的木匠，前者希望人富贵，而后者希望人早死。他们事实上在人性上都没有什么优劣善恶之分，只不过是为了谋求各自的利益。因此，在秦法家看来，好利恶害的本性与善恶是非无关。

二、法家的义利观

1.义利并重的齐法家

齐法家认为，“功利不尽举，则国贫疏远”（《管子·版法解》），因而引出了功利主义，明确提出“功利”一词，将功利主义作为建立法治和德治的理论依据。不过，与秦法家所持的“重利轻义”的观点不同的是，齐法家在义利问题上始终坚持“义利并重”的态度。

齐法家对个人追求物质功利从人性论的角度予以了肯定。他们把人们追求物质功利说成是人性的自然诉求。因此，齐法家在求利方面，始终坚持行义而求利。《管子·形势解》上说：“富贵尊显民乐归之，人主莫不欲也。故欲民之怀乐己者，必服道德而勿厌也，而民乐怀之。”因此，圣人应唯义是行：“圣人之求事也，先论其理义，计其可否，故义则求之，不可则止，故其所得事者常为身宝。”（《管子·形势》）也就是说，在利欲和忠义之间，人们应当以利欲服从忠义。就像齐法家在《管子·自心》中所说的一样：“非吾仪，虽利不为，非吾当，虽利不利；非吾道，虽利不取。”

但齐法家的义利观不能被界定为道义至上论，因为他们的思想的出发点归根到底是君主的霸王之利。如《管子·戒》中所说的一样：“如此，而后可以为天下王。”《管子·法法》篇中也说：“计上所以爱民者，为用之爱之也。”因此，齐法家的义利观应归结为一种义利并重的功利主义一类［1］149。

2.重利轻义的秦法家

法家，特别是商韩等人非常反对儒家的义利观，公开提出要重利轻义，但他们所说的“利”，就其主要内容和本质来看，是要巧妙地利用人们的“自为心”和“自私心”，以达到发展生产、加强军备的整体利益的目的。秦法家认为，道德仁义的说教根本不切实际，对国计民生问题的解决没有帮助。为了达成国富兵强，秦法家极力推崇事功。韩非子说：“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者也。夫砥砺杀矢而以妄发，其端未尝不中秋毫也。然而不可谓善射者，无常仪的也……今听言观行，不以功用为的彀，言虽至察，行虽至坚，则妄发之说也，是以乱世之所听言也。”（《韩非子·问辨》）也就是说，正确的言行，必然是有的放矢。言行的目的就是功用，而不合功用的言行就是妄发。如同射箭，虽能中秋豪，但不中箭靶子，不能算作是好射手。这里韩非强调须以实际功效作为人的言行的衡量标准。在韩非看来，提倡仁义道德，对事功毫无益处。他说：“博习辩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则国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战攻，则国何利焉。”（《韩非子·八说》）也就是说，儒墨讲道德，倡仁义，不事耕战，国家何以能够得富，得强？在韩非子看来，儒墨的道德说教与国计民生背道而驰，非但不能富国强兵，反而会误国误民。最后，韩非认为：“故明主举事实，去无用，不道仁义者故。”（《韩非子·显学》）

由此可见，秦法家重功利而轻仁义，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注重功利，才能国富民强，才能在血腥的武力争夺中立于不败之地。

三、法家的公私观

1.先公后私的齐法家

在公私观上，齐法家主张维护公利，反对个人私心和私欲。《管子·牧民》说：“如天如地，何私何亲？如月如日，唯君之节。”又说：“无私者可置以为政。”这是说，统治者要以无私为其执政的最高原则。私和公是对立的。无私即立公，而行私则是离公。《管子·正世》说：“事莫急于当务，治莫贵于得齐。制民急则民迫，民迫则窘，窘则民失其所葆。缓则纵，纵则淫，淫则行私，行私则离公，离公则难用。”也就是说，治理百姓要急缓得度，既不要过分压迫，也不能放任不管。如果放任不管，私欲流行，公利就要受到损害。《管子·戒》中说：“静无定生，圣也。仁从中出，义从外作，仁故不以天下为利，义故不以天下为名，仁故不代王，义故七十而致政。是故圣人上德而下功，尊道而贱物，道德当身，故不以物惑。”可见，在公利和私利之间，在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个人利益应服从国家利益。

因此，从维护封建君主及其统治的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在其公私观的价值方向选择上，齐法家以扬公抑私，先公后私，以公克私为宗旨，坚持反对一切背离公或公利的行为，并从各个方面做了详尽的阐述。在经济方面，将垦荒、缴纳公粮等公利放在第一位；在政治方面，要求为官者公正廉洁，不以权谋私；在军事方面，禁止军营里私自贩运粮食赚钱；在人际交往方面，反对私交、私议、私勇、私义、私门、私道等。更可贵的是，他们扬公抑私的对象也包括君主，并未一贯维护君主利益，或将君主利益同公利等同。

2.去私行公的秦法家

韩非反对从私心与私人利益出发的私德，而主张从君主与国家利益出发的公德，提出把行公义与行法治结合起来。他有一段治国名言：“是以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赏不迁，行诛无赦。誉辅其实，毁随其罚，则贤不肖俱尽其力矣。”（《韩非子·五蠹》）法方面的赏，要有道德方面的赞扬相配合；法方面的罚，要有道德舆论方面的批判相配合。

秦法家始终认为，公私两方面决然对立。诸如，“私门将实，公庭将虚”（《韩非子·扬权》）；“亏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韩非子·孤愤》）；“私行立而公利灭”“国利未立”“私家富”等。在此对立中，公即君主代表的国家利益，而私则是各级官僚代表的地方利益、集团利益和臣民的个人利益。在公私之间，法家极力否定私利，张扬公利。韩非认为“为公者必利，不为公则乱，公义行则治”，必须“去私心行公义”（《韩非子·饰邪》）。

诚然，法家也公开宣称人人皆好利恶害，“但这只是在事实意义上承认利己心，以便在规范意义上否定私利，肯定公利”［2］143。也就是说，在法家看来，统治者治世也必须因应民情。既然民众生来好利恶害，趋利避害，皆以利己心相待，那么“以私之为心，则越人易和；以害之为心，则父子离且怨”（《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不过统治者只能承认这种利己心的驱动作用，绝不能听任民众自利下去，否则会离散社会凝聚力，破坏社会秩序；必须依乎民情，又超越民情，“设利害之道以示天下”（《韩非子·奸劫弑臣》），“明割利害，以致其功”（《韩非子·说难》）。也就是说，人君必须根据利害设置赏罚二柄。明赏设利，严罚设害，自然会使臣民出于利己心而服从君主，维护宗法统治秩序及其利益关系。

四、法家伦理思想的当代意义

法家认为，人与人之间是赤裸裸的利害关系，而人的行为受利益驱使，故其价值判断的核心即“利”，非常接近于西方功利主义的观点，认为人行为的基本动力即自利，因而认为靠道德教化不足以解决人的矛盾，应通过法律来约束人的行为。法律的一个很基本的作用为“定纷止争”，即明确物权。这其中所蕴含的原始的法制思想和明确物权的思想，在当今市场经济时代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法制和物权的明确，有利于市场效率的提升，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进而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

虽然法家伦理思想有前瞻性的一面，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法家伦理思想中糟粕的部分。尽管法家伦理提倡“行公去私”，但法家所说的公义，维护的依旧是封建君主的中央集权统治，而非人民群众的利益。这种观点是受当时社会历史环境决定的，对当今的社会不再具有借鉴意义。同时，法家也低估了道德教育对人的影响和道德感对人的约束力，过于强调严刑苛罚。在这一方面，同样是不符合社会现实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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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赵小雷.法家对刑名之学的批判继承［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

[1] 作者简介：王蔼然，南京林业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研究部2012级硕士研究生；曹顺仙，南京林业大学江苏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从事环境伦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　基金资助：本文系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当代水伦理的生态哲学基础研究”，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09ZXA001），江苏省2025年度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课题“‘中国伦理思想’课程教学模式创新研究与实践”（JGLX13_045）的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