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 年，中国遭遇了历经十年之久的“文化浩劫”。这一时期，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中国钢琴教育的发展十分缓慢，甚至停滞不前。由于不许弹奏外国作品、不能讲解与外国钢琴家有关的一切内容，许多钢琴家也不再被认可为教师、不许教书育人，音乐院校的教学秩序变得混乱不堪，学生在钢琴课堂上更是只能学习弹奏钢琴改编的样板戏和革命歌曲；同时，一大批音乐理论的研究刊物因为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而被停刊，钢琴文化受到束缚和限制；中国乐坛一片狼藉和萧条，中国钢琴教育事业进行地十分艰难，陷入了层层困难之中，发展的脚步被迫放缓。

一、针对教育领域的思想方针

“文革”初期的“五一六”通知提出要“高举无产阶级革命红旗……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1966年，中共八届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个“决定”将毛泽东的“五·七指示”作为“革命纲领”，提出“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并认为“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育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这种对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教育工作的否定，在1971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走向极端。这次会议经过“四人帮”的密谋策划，炮制了所谓的“两个估计”，内容大致如下之前十七年的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无产阶级对教育部门的领导权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两个估计”成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文革”中镇压教育工作者的理由，要求教育领域必须进行“彻底砸烂”的“教育大革命”，而广大的教育工作者则成为必须“彻底改造”或“彻底专政”的革命对象。

在这些极端荒谬的思想、方针路线的指引下，结果只有一个—“文革”前十七年间教育领域所取得的成果被全盘否定。

由于以上种种针对教育领域的荒谬方针，这期间的钢琴教育事业同一切教育一样，均陷入停顿状态。1967年虽然政策从“停课闹革命”更改为“复课闹革命”，先后成立上海“五七音乐训练班”“中央五七艺术学校”音乐队以及1973年建立的“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但在政治力量的干扰下，该时期的钢琴教育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况。

“文革”初期下达的“停课闹革命”指示使所有钢琴教学活动被迫停顿，钢琴被当成废品处理或查封充公，乐谱、唱片等珍贵资料很多遭到洗劫与破坏。而更为不幸的是，广大的钢琴教育工作者在这期间身心均受到严重摧残，很多优秀的人才含恨离世，这带给我国钢琴艺术界极为严重的损失。以马思聪为领导的中央音乐学院各级领导以及在教学工作中有真才实学的专家、业务骨干等，以各种罪名被打入“劳改队”的人数多达70余人。而上海音乐学院遭受的损失更为严重。从1966年6月起接连有80名上海音乐学院的教职工被打入“牛棚”，李翠贞教授、范继森教授、青年钢琴家顾圣婴等很多为中国钢琴教育事业建立了功勋的宝贵人才先后含冤而去。北京、上海两所重点音乐学院尚且如此，地方各地的受灾情况可想而知。“五·七”指示与“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都直接影响了中国钢琴教育的命运。当时大部分师生都被下放到农场、部队进行所谓的“接受再教育”。在生活条件差、劳动强度大的艰难生存环境中，钢琴教育事业的宝贵人才们承受着精神与身体的双重折磨。(www.daowen.com)

由于音乐教育中断带来的人才缺乏以及当时“革命样板戏”对艺术人才的需要，中央开始考虑恢复包括音乐在内的专业艺术教育。这期间主要的音乐教育机构有1969年成立的上海“五七音乐训练班”以及1970年成立的“中央五七艺术学校”后改为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系。这虽然为“下放”的广大钢琴人才提供了重新回到教育岗位的难得机会，但这些教育机构实际上在各个方面均存在着很多与教育正常发展轨迹的相悖之处。现以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钢琴系的情况为例加以分析。

在招生方面，由于江青认为“过去文艺界的领地是知识分子世袭传下来的，是工农兵无权进入的领地”，因此而今招收的学生须是边远的、苦大仇深的工农兵子弟。如此一来，招收上来的钢琴专业学生多数没有专业学习钢琴的条件和基础，这极其影响钢琴教学的进步步伐。

在教学原则方面，该学校的教育原则是“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坚持以社会为工厂，实行开门办学”“按照三大革命运动的需要不断改革教学内容”“发挥工农兵学院`上、管、改”大学的作用，组织参加教育革命”“每一学年原则上2～3月下去， 7～8个月在校学习，1～2个月总结和休假”等。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由于强烈的政治背景影响，学生学不到应该掌握的知识与技巧，专业上达不到应有水平，得不到正确的审美认识，综合文化素质普遍低下。

在钢琴教材编写方面，钢琴教育工作者在“政治压力”与“教学规律”的夹缝中步履维艰。为保证政治上不发生问题，这一时期编写的钢琴教材多以改编曲为主。除了已得到认可的钢琴伴唱《红灯记》、钢琴协奏曲《黄河》等外，钢琴系教育工作者又陆续编写了《打虎上山》《我爱祖国大油田》《在阳光下奏鸣曲》等。在苛刻的政治环境下，教师们仍然尽力用有限的教学条件编写出尊重教学规律的教材。

中央五七艺术大学由于直接受控于江青的特殊地位，因此这所音乐学院的专业钢琴教育模式在当时有极强的辐射机制，后期其他院校的钢琴教育几乎也在此教育模式下运行。可以说，这种教育状况就是这个时期我国钢琴专业教育的一个缩影。

1976 年秋，历经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国家开始拨乱反正，为蒙受冤屈的人和组织平反昭雪。中国整体的音乐事业开始慢慢复苏，钢琴教育也在缓和的大环境下重新站了起来：大部分音乐院校陆续复课，一些音乐教育机构也逐渐修复整新，钢琴等教学乐器被搬回教室，师生们也重新走进课堂和琴房。钢琴教育的新局面逐一展开，中国钢琴事业的发展又迎来了光明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