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界正用担忧的眼神注视着这位“政治明星”，他们当初称赞埃尔多安进入权力阶层是“国家进步的象征”，但过去十余年的分裂和不稳定表明，这种判断彻底失败了。

特约撰稿/田聿

“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领袖”，这曾是被称作“现代土耳其之父”的穆斯塔法·凯末尔提出的理论，这种“威权主义”曾在20世纪初叶土耳其面临深重民族危机时起到重要的凝聚作用，但凯末尔在执政中后期试图为土耳其“嫁接”上西方民主制度，让国家进入新的发展轨道。

当凯末尔革命过去百年之后，一个试图重走集权之路的人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向凯末尔“致敬”，他就是土耳其现总统埃尔多安。

在这位政治强人的推动下，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在今年年初通过包含实行总统制在内的宪法修正案，并于4月16日举行全民公投。当天夜里，埃尔多安宣布，土耳其修宪草案在当天全民公投中获得通过。但胜出的优势很小，远低于他预测的55%的支持率。由政府控制的Anatolian新闻社报道称，在对98%的选票进行统计后，埃尔多安仅以51.3%的支持率领先。愤怒的反对阵营则抱怨不公，要求重新计票。

无论如何，这为埃尔多安统治至2029年奠定了基础，由此，他将变得更像一位传统的中东强人：巩固个人权力，清除竞争对手，乾坤独断。

宗教主义者？自由派？专制主义者？

2016年夏天，一群土耳其军官试图推翻埃尔多安，他认定早年的盟友、后来的死敌费特胡拉·居伦是幕后黑手。在政变的关键时刻，埃尔多安迅速从军警内部和广大公众争取到支持，令人惊讶地逆转了形势，扑灭了政变企图。随后的镇压既迅速又无情：政府逮捕了上万名据称支持居伦的人，对军队和国家官僚机构进行彻底清洗，关闭媒体，暂停数千名学者的活动。

土耳其和国外诸多自由派人士用担忧的眼神注视着这位“政治明星”，他们当初称赞埃尔多安进入权力阶层是“国家进步的象征”，但过去十余年的分裂和不稳定表明，这种判断彻底失败了。

美国《外交》杂志主笔哈利勒·卡拉韦利奇认为，土耳其从未有过自由派领导人，自从1922年凯末尔在奥斯曼帝国废墟上建立起现代土耳其以来，威权主义一直占主导地位，没有哪届土耳其政府严格尊重言论自由或少数族裔的权利。土耳其“不自由秩序”的基石一直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宗教保守主义及保护强大政商集团的利益。

埃尔多安崭露头角时，似乎想打破这一传统，还营造出“非正统宗教主义者”的品牌。上世纪80年代末，年纪轻轻的他参与了伊斯坦布尔市政活动，树立起反世俗主义形象。但他也忽视了一些传统宗教主义者的敏感性，特别是关于性别的。1989年，他在竞选伊斯坦布尔贝伊奥卢区行政长官时，鼓励女性（包括不戴头巾的女性）参与助选，加入他所在的宗教政党繁荣党。同时，他又告诫自己的竞选班子，不要与选民讨论宗教，“我们必须与宗教社区之外的人建立关系，甚至向卖酒地方的客户致敬”。

但当埃尔多安在1994年当选为伊斯坦布尔市长后，却回到一条传统的宗教主义路线上。他公开说过，赞成实施教法，监督所有市政自有设施中的酒类销售。彼时，土耳其正在经历一个宗教主义的时刻——然而这很快被证明是短暂的。在1995年全国选举中，繁荣党赢得最高票数，该党领袖内吉梅丁·埃尔巴坎在次年当上联合政府总理。但在1997年，军队及政府中的反对派把埃尔巴坎赶下台，在抗议“不流血政变”的集会上，埃尔多安引用一首诗：“清真寺是我们的军营，圆顶是我们的头盔，尖塔是我们的刺刀，信仰是我们的士兵。”为此，他被指控“煽动人民的宗教仇恨”，被法庭判决有罪，在大牢里蹲了120天。

获释后，埃尔多安把自己重塑为“保守民主派”，并与一群“后宗教主义”保守派改革者结盟。这些改革者脱离了宗教主义的传统反西方姿态，主张土耳其更坚定地转向亲欧洲和亲美道路。埃尔多安也说过，自己没有“认真对待那些谈论根据教法建立国家的人”。他没有解释其思想上的突然变化，似乎是出于政治人物常有的实用主义“见风转舵”。1999年，埃尔多安在伊斯坦布尔与商界领袖共进晚餐时说：“我们无论如何不会走向（宗教）激进主义。”

2017年4月8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耶尼卡皮广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一场关于修宪的投票活动中发表演讲,支持者们挥舞着土耳其国旗和标有“是”的横幅。

2001年，由埃尔多安领导的改革者成立正义与发展党（下称正发党），第二年，该党在全国选举中获胜，从而独立组阁。他们的胜利主要得益于由保守派和安纳托利亚宗教小企业主组成的中产阶层的支持，由于土耳其日益融入全球市场，这个中产阶层享受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影响力。

作为总理，埃尔多安承诺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建立新的“社会契约”，承诺推行一系列自由主义改革，加强权力分离、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和法治。他希望使土耳其更加热情地接受外国投资，并将祖国变成“与世界更加合作，与世界和平相处，并且让世界更容易进入的地方”。他承诺，将减少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废除令人窒息的规定，将“国家从过分的官僚机构中拯救出来”。

埃尔多安还承诺，将改变中央政府与库尔德少数民族之间的对抗关系。1979年以来，土耳其军警与谋求独立的库尔德工人党爆发过多次血腥冲突。2013年，埃尔多安宣布一系列改革，旨在解决库尔德人对民权和更多自主权的要求：例如允许城镇以库尔德语名称提及自己，允许私立学校提供库尔德语课程。同年，埃尔多安政府与身陷囹圄的库尔德工人党领袖阿卜杜拉·奥贾兰合作，开启“解决进程”。

但在政治改革以及与库尔德人的关系上，埃尔多安未能实现外界期待的那种改变：政府与库尔德人的会谈分崩离析，战火再次在土耳其东南部库尔德人聚居区肆虐；与此同时，他还逐步破坏了国家的司法制度。比如，他在2007年发起一系列针对政治对手的起诉，一些人被控图谋政变。2012年起，埃尔多安认为现行的司法体制导致权力的分离，“你发现在你最没有想到的地方受到法官们的质疑，”于是开始挖空司法机构。

为了压制反对声浪，埃尔多安政府加强了该国本已严厉的反恐法。2012年，9000多人（包括大学生、记者、律师和工会人士）被土耳其法院以“从事恐怖活动”之名判刑。如今，在土耳其坐牢的记者比伊朗还多。而在2015年，埃尔多安亲自要求检察官起诉一位批评他的报纸总编。埃尔多安表明，他不会容忍公开展示的异议。2013年，他授权警方在伊斯坦布尔盖齐公园对和平示威者使用武力，根据可靠的统计数字，当时有11人死亡，数百人受伤。

埃尔多安的崛起是“冲突产物”

身为开明派知识分子的穆拉特·贝尔盖在2013年遭到镇压前一直支持埃尔多安。他在2016年写道，“所有困扰土耳其的问题都源自埃尔多安的个性和目标。”根据这个观点，埃尔多安从未真正相信除了自己以外的任何人，除了自我扩张，没有任何目标。

但这样的解释太过肤浅，没有参透允许埃尔多安走上专制路线的结构性因素，那些“先接受，后反对”埃尔多安的自由主义者，实际上误解了整个现代土耳其的历史。

埃尔多安的崛起，实际上是沐浴西方政治文明的国家与宗教保守大众之间的“冲突产物”。自从世俗主义者凯末尔缔造土耳其共和国以来，这种冲突一直存在，但在1938年凯末尔去世后，土耳其从事实上放弃了极端世俗主义，允许逐渐和部分恢复宗教在公共生活中的影响力，特别在教育方面。(www.daowen.com)

土耳其政权继续警惕它无法控制的地下宗教运动，但宗教不是它的敌人，相反，统治精英认为宗教是国家的财富，特别是冷战期间，身为北约成员的土耳其和美国盟友全力压制国内左翼分子，把他们形容为“苏联扩张主义者的同谋”，是“宗教的敌人”。

1980年，土耳其右翼军官凯南·埃夫伦发动政变夺取大权，土耳其现行宪法就是在他执政期间起草的。1981年，埃夫伦公开警告说，土耳其变成“无神论国家”是“无法想象的”，“我们必须坚定地接受我们的宗教”。

埃尔多安的成长岁月与60-70年代的国内反左翼运动的高峰期重叠，因此，他最初的政治身份是宗教上的虔诚冷战分子。在高中时，他加入右翼青年组织——土耳其全国学生联合会，该组织的口号就是“唯一能摧毁共产主义的力量是宗教”，另一个口号是“反对共产主义同祈祷一样有益”。

事实上，学生联合会是后来正发党的现代宗教主义者的意识形态滋生地，该党所有领导人都在学生时期加入过联合会，包括在2007-2014年担任总统的阿卜杜拉·居尔以及2009-2015年担任副总理的比伦特·阿林奇。土耳其大国民议会议长伊斯梅尔·卡赫拉曼年轻时曾担任联合会主席。这些人的世界观是在传统土耳其中产阶级中锻造的，这个阶层中，政治价值观不源于对自由主义的承诺，而是强硬的反共产主义和宗教民族主义的“混合体”。

当埃尔多安和正发党执政时，那些发表乐观预测的西方学者，以及亲埃尔多安的土耳其自由派都忘记了这一点。他们庆祝正发党的崛起，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对专制主义、官僚主义以及军国化政权的胜利，在他们眼里，土耳其发生了一场“真正的资产阶级革命”，正发党背后的保守派、宗教中产阶级是“正宗的”资产阶级，因为他们的繁荣是拜自由市场以及土耳其参与全球经济所赐——不像较老的世俗派中产阶级。土耳其自由派认为，埃尔多安和正发党别无选择，只能推行自由主义改革，实现国家繁荣和经济增长。但生活无情地证明了一点，埃尔多安执政时间越长，土耳其就越是呈现“国家主义会战胜资本主义”的局面。

2017年4月16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支持者们挥舞国旗聚集在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总部外，庆祝修宪公投获得通过。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也于当晚对支持者发表演讲。

新地图再造“奥斯曼帝国”？

埃尔多安的“新权力之路”，必然会影响到土耳其的外交领域，以至于对中东地缘政治产生深远影响。从2016年8月发动出兵叙利亚的“幼发拉底盾牌”行动，到“越俎代庖”地进军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自治区，觊觎石油重镇摩苏尔，安卡拉与大马士革、巴格达围绕领土问题的争吵变得日益公开化，这加深了外界对土耳其扩张主义——或美其名曰“新奥斯曼主义”的恐惧。

早在2016年10月，埃尔多安在两个不同场合批评划定现代土耳其边界的《洛桑条约》，认为该条约给土耳其留下的领土太少。他谈到，土耳其关注生活在其他国家的少数民族土库曼人（安卡拉把他们叫作“亲人”）的命运，以及土耳其在历史上对伊拉克城市摩苏尔（土耳其在附近有座小型军事基地）的所有权。

当然，土耳其不会在短期内吞并叙利亚或伊拉克的部分领土，但把民族主义的言论和旧地图结合在一起，让外界意识到土耳其外交政策以及埃尔多安政府的自我认识具有强烈的“攻击性”。

美国乔治敦大学土耳其史博士生尼克·丹福思注意到，2016年9月以来，土耳其电视台多次展现1923年赴瑞士洛桑与协约国谈判的土耳其代表团携带的地图原本，这代表了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的领土诉求。这幅地图并非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全盛时期的地图（后者要大得多），也不是整个突厥世界的地图，它是现代土耳其版图“有限放大版”，只是后来在相互妥协的《洛桑条约》中被压缩了，变成今天土耳其共和国的正式领土。

但是，这张地图所引发的历史积怨，让人们对埃尔多安打出的“民族主义牌”有了初步了解。按照他的说法，凯末尔愿意在《洛桑条约》中放弃摩苏尔和如今属于希腊的爱琴海岛屿不是务实行为，而是一种背叛，如果当年是自己这样的政治家出马，土耳其本可以争取到更多领土。在土耳其国内，许多媒体把这种思想称为“新奥斯曼主义”。但这其实体现出一种荒谬——2006年，埃尔多安对有关奥斯曼帝国历史的解释，还只是出于改善土耳其与周边阿拉伯国家关系的一种历史纽带，如今却搬出《国民条约》的话题，企图对邻国提出领土要求，这无论如何是不得人心的。

除了“新奥斯曼主义”以及奥斯曼帝国的辉煌，埃尔多安还时常提到比奥斯曼土耳其人更早几百年统治中东的突厥民族——塞尔柱人，他甚至为更鲜为人知的非宗教突厥民族找到一席之地，比如蓝突厥人、阿瓦尔人（中国史籍称柔然人）和喀喇汗人。

同样，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埃尔多安意图实现长期以来的国家目标，就是击败库尔德工人党，手段是借助少数民族土库曼人在邻国的影响力。在叙利亚，由土库曼人构成的穆拉德苏丹旅是攻击阿萨德政府军和库尔德武装的“急先锋”。在伊拉克，生活在摩苏尔及其周边地区的土库曼人是安卡拉的“第五纵队”，土特种部队至少从2003年就开始与伊拉克土库曼人合作，以期在伊北部扩大势力范围并打击库尔德工人党。

对欧盟来说，生活在希腊北部和塞浦路斯的土耳其族人也扮演着类似的“特洛伊木马”角色，土耳其政府并非真心关切他们的生存条件，而是必要时拿他们与希腊以及欧盟做交易。就在发表关于《洛桑条约》的争议性言论后，埃尔多安不忘对希腊扎上一刀，他说：“土耳其不能无视在西色雷斯、塞浦路斯、克里米亚和其他地方的亲人。”

让希腊稍感安全的是，土耳其对“亲人”的关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方的实力与态度，像2014年俄罗斯从乌克兰手中夺走克里米亚半岛后，尽管土耳其对当地鞑靼人的境况表达关注，但随着土俄关系的走近，“亲人”的死活就不再纳入安卡拉的外交日程中。

不过，埃尔多安还强调了土耳其“社群主义外交”的新要素，那就是逊尼派教派主义。他在谈到摩苏尔时声称，土耳其不会背叛其“土库曼亲人”和“逊尼派阿拉伯兄弟”。如同世俗的土耳其民族主义一样，这种逊尼派教派主义在土国内具有不可否认的吸引力。埃尔多安表明，可以根据土耳其的外交需要，有选择地利用这种教派主义。该政策的影响力在叙利亚最为显著，土耳其支持旨在推翻阿萨德政权的逊尼派反政府武装。不过，无论在伊拉克还是叙利亚，土耳其都没有听任教派主义压倒务实主义。尽管安卡拉支持叙反对派，但还是与支持阿萨德政权的伊朗保持着经济互惠关系，并表示如果条件允许，愿与阿萨德政权讲和。

2016年7月16日，土耳其未遂政变发生后，亲政府的当地民众在海滨城市伊兹密尔举行集会，支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及现政府，反对任何人分裂或动摇国家的企图。

广泛地说，土耳其当前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干涉主义行动符合一种既有模式：它更热心在中东前途未卜的时刻卷入邻国事务，从中分得一杯羹。而考虑到现在中东整个政治秩序都摇摇欲坠之际，土耳其的“新奥斯曼主义”言论就不那么令人感到惊讶了。

埃尔多安关于“新奥斯曼主义”政策的驱动因素，是库尔德工人党所引发的忧虑。长期以来，库尔德工人党一直是影响土耳其与南部邻国关系的重大因素，1998年土耳其以军事入侵为要挟，迫使叙利亚不再为库尔德工人党领导人提供庇护。过去20年的多数时间里，土耳其在摩苏尔地区保留了军队，目的是打击避难于此的库尔德工人党成员，安卡拉把这一干涉行动说成是国家安全和自卫的问题。如今，自卫仍是土耳其出兵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主要理由。埃尔多安多次强调，在叙伊驻扎军队是“为了防范针对我国的恐怖袭击”，只要库尔德工人党继续公开在邻国活动，就是土耳其在境外展开军事行动的理由。

另外，埃尔多安还认为，尽管美国和俄罗斯与中东地区缺乏历史和宗教的关联，却在当地发挥着巨大作用。他说过，土耳其与伊拉克有着220英里长的共同边界，“而有些国家在该地区没有历史，与该地区也缺乏关联，却‘来去自如’，还要求土耳其置身事外，这是没有道理的”。换言之，埃尔多安深知外国干涉行动的唯一理由就是实力。在这方面，“新奥斯曼主义”的正当性只在乎于土耳其的实力够不够了。

□  编辑  漆菲   □ 美编  黄静